自由

封城的第38天，我養的烏龜離家出走了。我的烏龜安分守己，15年來從未出逃它那泡菜罈子大的一方世界，卻在這個時間點消失。我不得不認為這是它對我當前生活狀態所擺出的一種嘲諷姿態。我下意識在房間叫了它兩聲，又暗自好笑。烏龜不會說話，我叫它，它可能應嗎？

金宇澄說，上海人最要緊兩個字：勿響。勿響不是犬儒地明哲保身，也不是弱者對危機的應對機制。勿響是因為有些故事太珍貴。若不能如實交代全部，哪怕針扎在指尖也要捂住嘴巴。勿響兩個字如鐵律，從我爺爺奶奶到我的烏龜，我們全家三代人龜都貫徹著這個中心思想。在武康路的露天咖啡，永嘉路的啤酒吧，黑石公寓的義大利家庭餐館出現之前，上海其實一直是個動盪不安的城市。狂熱年代的光芒早已切切實實地灼傷過我的每個長輩，卻沒有一個人和我透露過那些最困難的日子裡他們經歷了什麼。我大概能猜到一些，他們大概能猜到我能猜到，但我們之間保持著勿響的默契和一道翻篇的勇氣。

自從四月一日非自願進入現在的斯多葛生活當中，我也決心盡量遵守這二字真經。波拉尼奧在書裡寫過，道德規範、責任感、愛情、藝術，任何你相信的種種都會背叛你。但是平靜永遠不會。幾代人在這座城市的生活經驗則告訴我，除了平靜，沉默也不會背叛。除了不會背叛自己，沉默更不會出賣他人。於是我自願向不可改變的現實低頭，閉上嘴巴，試圖在高昂的物價系統和失真的大環境裡維持體面的日常生活。我在社區微信群裡和同樣緘默的鄰居接龍團菜，在微博上轉發求助資訊但從不評論。有時半夜我能聽到外面此起彼伏的喊叫和發洩，我下意識地把嘴張開，卻發不出聲音。

在封城的第36天我還是不得不親手打破了這分沉默。簡單來說，得益於我在互聯網上提交的反覆投訴，街道的工作人員認為我必須開口解釋一下我的行為了。中午，兩個街道辦的工作人員敲開我的門。我靠在門框上，聽他們照著手機念出了我在網上提交的訴狀。

「就是你投訴街道主任抗疫不力是嗎？」

我點頭。

「你有什麼意見，可以直接打電話和我們聯繫。為什麼要上網寫這些東西？」

我想開口，但是也不知道從哪裡說起。要先解釋一下投訴的前因後果嗎？是告訴他們我已經打了一切能找到的聯繫電話，但無一例外遭到了忽視和拒絕嗎？還是告訴他們投訴只是存檔行為，我已經先斬後奏的解決了家裡老人的就醫問題。如果傻傻等他們來找我一切早就來不及了？我要不要背誦一段防疫條例告知他們我投訴的行為是正當權利？

「街道主任很忙，但是他也非常關心你這個狀況，所以特地找我們來和你瞭解情況。這樣子，你先取消投訴好嗎？取消之後我們就幫你解決這個問題。」

想到前幾天刷到的街道主任的擺拍新聞，我花了一些力氣才掩飾住心裡嘲諷的聲音，腦子裡飛快地計算著選擇同意或堅持抵抗我將分別付出什麼代價。

「你要知道，你在網上提交的投訴最後也是轉派到我們街道處理，我這裡可以隨時把你的投訴取消。」我的無所表示激怒了工作人員。「我現在明確告訴你，我們沒有人手上門採樣。我不管你爺爺奶奶年紀多大，是不是能自己走路。後天早上如果看不到他們下樓做核酸我會雙陽上報，叫疾控過來拉人。」

投訴的對象成為了投訴的判定和執行者，這本身是一件極其荒謬的事情。如果不是發生在我身上，我一定會把這段對話包裝成一個蘇聯笑話日後放在飯桌上分享。可惜當時的我身處其中，龐大的現實已經壓倒了我的一切情緒。我腦海裡閃過一個月來高齡老人被強制拉走的新聞和畫面。我甚至來不及細想這句話裡有多少是真多少是假。因為當權力和懲罰機制極度不對等的時候，證據、規則、法理，這些我用來抵抗危險的防禦手段早已全部失效了。我沒有了抵抗的籌碼，只有暫時選擇退縮。

「別說了，我會取消投訴的。」 我最後還是開了口。

封城的第38天，我像往常一樣，伴隨著樓下的喇叭通知醒來。在這些天裡，我逐漸養成了一套固定的生活作息。早上八點，我起床，在社區微信群裡上傳抗原結果。十點，給烏龜餵食，下樓做核酸。晚上八點，在微信群裡上傳第二次抗原的結果。這天早上，我走到陽臺想要給烏龜餵早飯的時候，發現水缸已經空了。我在各個角落縫隙裡找了好幾遍，卻都沒能找到它的蹤影—它就這麼憑空消失了。烏龜不會說話，也大概對我沒有感情。但在這個特殊的時期，它無聲的陪伴給了我一點力量。每天早上和它的小小互動成為我新生物鐘裡唯一與疫情無關，只屬於我個人的生活秩序。今天，這個生活秩序被撕開了一個小口。

「你看今天下來做核酸不就好了嘛。」負責排隊維持秩序的大白在刷我核酸碼的時候，認出了我的名字。我直視他的眼睛，一言不發。其實我也認出他了，是之前上門的工作人員。晃眼的陽光下我覺得恍惚，有一瞬間好像看到了他在口罩下得逞的笑容。春風抽在我的臉上，結結實實地給我來了一巴掌。四月是最殘酷的月分。那一刻我想我甚至比艾略特本人更理解這句話的意思。

我加入核酸隊伍後，大白示意一輛警車跟上我。車裡坐著一個同樣穿防護服的警官，防護服和醫用口罩下看不出他的任何表情。我隨著隊伍往前挪，他也鬆油門往前。一輛四座小車硬生生隔開了我和後來排隊做核酸的鄰居們，似乎想用這種方式為我貼上某種標籤。背後傳來的細碎的猜測和推理讓我覺得有些滑稽。反抗與否，我們都不過是在成就一種表面秩序。我、鄰居、員警、大白，有些人可以暫時得益，但沒有人會成為永遠的贏家。只是現在沉浸在這場遊戲裡的人，在夢醒時分也會甘願悄無聲息地走入歷史嗎？

做完核酸回到家，我仔細地在家裡搜索了一圈，依然不見烏龜蹤影。我想睡個回籠覺卻又覺得胸口悶，索性換了衣服下樓走走。我的社區是防範區，已經十六天無陽性。因為一些未知原因被升級管理，居民可活動範圍從徐匯區縮小到社區內。我欣然接受了組織上的安排，一路走到社區大門口。社區大門正對著一條寬敞的大馬路，馬路盡頭連接著通向浦東的隧道和南北高架。這條大馬路是運輸物資的重要交通樞紐，因此在這寂靜的時期也依然車來車往──對隔離在家的人來說已經是絕佳的景觀位。

走到大門口時看到有個媽媽帶著孩子站在保安亭裡。媽媽和保安閒聊提到，孩子特意挑選了最喜歡的衣服穿下樓。這是他一天當中最期待的時刻。保安為難地告訴她，明天開始不能帶孩子下樓了，剛接到居委通知，將對社區進行再升級管理。孩子聽到不能下樓這幾個字崩潰地大哭，大喊媽媽是騙子。媽媽慌亂地安慰著他，向保安打聽更多的細節。我聽著他們的對話恍了神，直到身體緊貼著封鎖社區的路障了才停下腳步。

「你，往回走！」我順著聲音往外張望，原來是那位臉上看不出任何表情的警官。核酸結束之後，警車沒有離開，逕直停在了社區大門左邊的人行道上。而現在，他終於對我說出了第一句話。我後退了幾步，他仍不滿意。「你沒事不要下樓亂跑。」我再次讓步，直到我的身體和路障外的世界隔出大約五米。五米，這是我用身體丈量的與自由的距離。

晚春裡的太陽像冷光燈，亮得刺眼卻不發出任何熱量。紅白條的路障被曬得閃閃發光。路上偶爾有已經解封的路人經過，拎著大包小包行色匆匆。我看著他們的購物袋出了神，心裡計算著這個春天我錯過了多少碗刀魚餛飩、蠶豆、野菜和春筍。四五月的上海承載了我對這座城市的所有柔情。往年這個時候，我大概會騎車到吉安路的麵館和朋友接頭。騎車穿梭在路上，能看到躲在綠化帶裡吹薩克斯的爺叔，街頭上打扮時髦的阿姨媽媽互相幫忙拍照。到了店裡和朋友擠在長條的木板凳上，一人吃碗陽春麵，一人喝碗雙檔湯。下午，步行到光明街排隊兩小時換來兩盒刀魚餛飩，一盒鮮肉月餅。沿著淮海路，我慢悠悠地走回家，順手捎上路邊本地奶奶放在扁擔裡賣的新鮮草頭或蠶豆。那個時候我的心願很小，小到只能裝下明天要吃的一碗蟹黃菠菜麵。我的心願又很大，我許願街頭的梔子花香氣長駐，我的城市像力波啤酒廣告一樣活力、長青。但無論如何我不害怕春天的稍縱即逝，因為我總期盼著下一個春天的來臨。

「沒事不要下樓，叫你回去聽到嗎？」警官再次對我施令。但我堅守在我的陣地上，五米是我願意讓渡的全部距離。我透過幾何形的路障空隙呆滯地望著他，他坐在車裡，用同樣呆滯地目光回敬站在路障後面的我，似乎一直在等我給他一個回覆。我感受到一些事物此刻正在離我遠去，就像過季的蠶豆一般飛速地發黃、變硬、乾枯、消失了。我知道我抓不住，可是我總不甘心，想要回頭看。在漫長的僵持裡我終於明白，我有感謝的自由，有堅持的自由，我唯獨沒有勿響的自由。

個人簡介

1997年生，上海人。本科畢業於美國埃默里大學政治科學系，之前未發表過文學作品。現居上海，是一名商人。

得獎感言

非常感謝評委們的賞識，讓我有機會發表獲獎感言，如願實現兒時夢想之一。寫作於我原本只是自娛自樂，從未想到能被對岸讀者看到。得知獲獎後，我對自己為誰而寫，為何而寫也添了許多新的思考。 無論如何，寫作是一條我必須探索的未知之路，感謝時報文學獎適時為我注入的勇氣和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