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資本主義不合時宜,後疫情時代的人類生存危機解方:甜甜圈經濟學

「我們可能是第一個挑戰資本主義的城市之一,但這個體系有讓我們變得更健康或更快樂嗎?我們想要的是什麼?真的只有經濟成長嗎?」

2020年,疫情帶來的混亂失序讓世界陷入深深反思,思考如何恢復繁榮經濟,更延伸到更遠的未來──人類應當活成什麼樣子?在荷蘭阿姆斯特丹,市政府正在摸索解答,而這答案的來源全都藏在一個「甜甜圈」之中。

公元1606年,荷蘭東印度公司(Dutch East India Company)在阿姆斯特丹發行世界上第一張股票,讓此地成為現代金融體系的濫觴之地。緊接著蓬勃發展的帝國殖民時代,也從此顛覆了人類世界的面貌。現在,神奇的低地國再度長出了全新的事物,試圖挑戰400多前從這片土地向外繁衍的資本主義。

「社會基底」、「環境天花板」、「甜蜜點」

2020年4月,荷蘭政府宣布將以「甜甜圈經濟學」(doughnut economics)為核心,重建受疫情衝擊的經濟與社會。《甜甜圈經濟學》是由牛津大學(Oxford University)學者拉沃斯(Kate Raworth)在2017年提出的理論,她在書中指出,20世紀現代國家一味追求經濟成長的思維,已經不符合地球環境危在旦夕的今日世界。相反地,成功的經濟體應該是創造所有人都能平等舒適生活的環境。

在拉沃斯的理論中,若將一個社會能夠提供的糧食、住房、工作、教育、正義等畫出一個圓,這些生存條件可被視為「社會基底」(social foundation),而在這個圓圈的外層,還有所謂的「環境天花板」(environmental ceiling),代表大自然供應人類生活所需的資源極限值。根據甜甜圈理,人類生存的「甜蜜點」(sweet spot)就在這兩層條件的中間區域。但現實情況是,富裕國家人口幾乎都生存在「環境天花板」之上,造成嚴重環境代價,同時貧窮國家的人口卻生活在「社會基底」之下。

社會與環境達成平衡的「甜甜圈中層」

英國《衛報》(The Guardian)報導,阿姆斯特丹政府在去年4月發表《阿姆斯特丹城市甜甜圈》公共政策,宣誓要讓87萬市民生活在社會與環境達成平衡的「甜甜圈中層」。在拉沃斯創辦的「甜甜圈經濟行動實驗室」(DEAL)領頭之下,阿姆斯特丹設想一系列公共建設、就業政策等變革計劃,嘗試以兼顧生活和環境永續的方式重建疫情之下的生活。他們也號召不少公民組織加入,從上到下一齊行動,形成「甜甜圈聯盟」。

《時代》雜誌(TIME)報導,拉沃斯透露,還有很多地方領導人也向DEAL尋求協助,希望找到「後疫情時代」的永續生活方式。丹麥首都哥本哈根、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紐西蘭但尼丁(Dunedin)與加拿大納耐莫(Nanaimo)等地都陸續宣布採納甜甜圈經濟學。天主教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也讚許這是「新鮮思維」,而英國知名生態節目主持人艾登堡祿(David Attenborough)還在最新著作中表示,甜甜圈理論是「人類通往永續未來的指南針」。

推出這項方針的阿姆斯特丹副市長范多寧克(Marieke van Doorninck)則說:「拉沃斯告訴我們該做什麼,疫情則指點了我們方向。我想,在最黑暗的時刻,我們最容易想像一個全新的世界。」

2020年3月,阿姆斯特丹政府宣布採納「甜甜圈經濟學」概念,打造經濟發展與社會生態都能維持平衡的城市。(_dChris@flickr)
2020年3月,阿姆斯特丹政府宣布採納「甜甜圈經濟學」概念,打造經濟發展與社會生態都能維持平衡的城市。(_dChris@flickr)

2020年3月,阿姆斯特丹政府宣布採納「甜甜圈經濟學」概念,打造經濟發展與社會生態都能維持平衡的城市。(_dChris@flickr)

20世紀的經濟學概念,人類覺得自己跟環境沒有任何關係

1990年代,20出頭的拉沃斯在牛津大學修讀經濟學,課程整天環繞在供需、效能、理性和經濟成長等等,只有這些裁被視為終極目標。她很快就感到沮喪:「20世紀的經濟學概念,出自於人類還覺得自己跟環境沒有任何關係的時代。」這一點從傳統經濟學家稱呼環境問題為「外部性」(externality)就可得知。

這樣的想法在拉沃斯的腦海裡發了芽,但一直到2008年金融海嘯,她才開始認真思考當前經濟思維的替代方案。2010年她在英國最大慈善機構「樂施會」(Oxfam)工作時認識一群科學家,他們將地球生命必需的資源條件分為9道「行星界限(planetary boundaries),若有任何一道界限被破壞,就可能危及到人類生存。例如海洋酸化、空氣污染等等。

拉沃斯很快也想到,如果地球的承受力有極限,那麼資源的匱乏也會形成對人性的剝奪感,當孩子無法上學、得不到好的醫療照護、在沙漠中面臨饑荒等。「我在9道界限的圈圈裡面再畫了一個圓,看起來就像個甜甜圈。」

無止盡的發展勢必只會造成資源枯竭

《甜甜圈經濟學》在2017年出版,迅速被翻譯成20多國語言,書中並沒有明確告訴政府改善作法,因為每個地區的利害關係人都不一樣,只有找出各自需要改善的哪些目標,才能讓人們生活在最適條件的甜甜圈圓環內,訂下這些目標就是主事者要做的第一件事。

拉沃斯認為,過去的發展指標多數只有「經濟成長率」,但在未來,政府應該把目標換成「留在甜甜圈內」。畢竟,無止盡的發展勢必只會造成資源枯竭。「想想看,要是有什麼東西無止盡地在我們體內生長,我們第一時間就會知道:這可能是癌症。」

范多寧克說:「我是在柴契爾時代、雷根時代下成長的,以為沒有任何概念可以取代我們的經濟模型。」她把甜甜圈理論視為一種「啟示」般的驚人發現——「原來有替代方案!經濟學是社會科學,不是自然法則,它是人類發明的產物,人類當然可以改變它。」

2020年3月,阿姆斯特丹政府宣布採納「甜甜圈經濟學」概念,打造經濟發展與社會生態都能維持平衡的城市。(VV Nincic@flickr)
2020年3月,阿姆斯特丹政府宣布採納「甜甜圈經濟學」概念,打造經濟發展與社會生態都能維持平衡的城市。(VV Nincic@flickr)

2020年3月,阿姆斯特丹政府宣布採納「甜甜圈經濟學」概念,打造經濟發展與社會生態都能維持平衡的城市。(VV Nincic@flickr)

市政府帶頭、公民接力的變革運動

受到甜甜圈理論啟發,阿姆斯特丹市政府起草一系列計劃,以更完善的循環經濟為核心,從消費品、建材開始,著手加強回收、減少浪費;公共政策則把保護環境與自然資源、減輕社會排擠以及為所有人提供好的生活條件等為目標。

阿姆斯特丹南部的「海灘島」( Strandeiland)就是一個最新案例。低碳排的船隻運送砂石,慢慢堆積出6個人工島嶼;地基使用不會傷害野生生物的材質;社區依照「零碳排」概念設計,還很重視社會住宅、環境綠化等原則。該計劃負責人歐菲斯(Alfons Oude Ophuis)說:「20年前,整個城市只關注能蓋多少房子,這到現在還是很重要,但我們會花更多時間,去做對的事。」

根據報導,市政府也要求公部門建築的承包建商要使用再生環保原料,任何人想在海灘島上蓋房子,都必須出示「原料護照」,以便這些房屋未來被拆掉時,都能確保物料可以回收再利用。

當荷蘭因為疫情陷入封鎖時,社會也意識到,那些沒有網路可以使用的人更加急迫地需要參與社會生活,於是有人發起活動,募集二手的閒置數位裝置,並請專員協助維修,最後發出了3500個裝置給急需的人。范多寧克說:「這是件小事,但對我而言,這就是甜甜圈精神。」

「牛仔布協議」

民間機構也沒有置身事外,政府將視線落在污染極大的時尚產業上。荷蘭是全球牛仔布品牌密集度最高的城市,平均每個人擁有5條牛仔褲,但牛仔褲也是製作流程中最傷害水資源的一種服飾,製作牛仔褲需要大量化學藥劑,每一件都要污染上千加侖的水才能製成。

去年10月,阿姆斯特丹的牛仔布(denim)業者簽署了「牛仔布協議」(Denim Deal),承諾在2023年以前製造出的300萬件服飾,其中20%的原料必須使用再生原料。業者來聯合成立了維修小站,專門修補從市民那裡募集到的二手牛仔布衣物,鼓勵他們不要只因為一點破舊就把衣物丟掉。

甜甜圈聯盟召集人德魯恩(Jennifer Drouin)說,這個理論促使更多人從根本面上思考城市生活,「這真的改變了人們的思維,你可以在一張圖裡看到所有的問題,像是面嚴厲的鏡子,你可以從裡面看到世界。」

四、五百年來,人類社會一昧追求經濟成長的發展思維,已經嚴重破壞地球生態。(Mike Licht@flickr)
四、五百年來,人類社會一昧追求經濟成長的發展思維,已經嚴重破壞地球生態。(Mike Licht@flickr)

四、五百年來,人類社會一昧追求經濟成長的發展思維,已經嚴重破壞地球生態。(Mike Licht@flickr)

經濟成長不是成功的唯一指標

儘管如此,阿姆斯特丹的發展優勢還是顯而易見,至少擁有足夠的財力和自由派的思維,足以快速接受甜甜圈經濟學倡導的觀點。加拿大就有國會議員批評,此理論是徹頭徹尾的左派思想,基本上是在說「商業是不好的,成長是不好的,發展是不好的」。

但在拉沃斯的書中,她並非如此激進。她表示,對於中低發展程度的國家來說,「社會基底」要穩固,經濟成長也是必要之路。拉沃斯強調,真正重要的是,經濟成長不應被看作成功的唯一條件,而是達到社會目標的一種方式,在她的理論中,要留在恰恰好的甜甜圈範圍之內,經濟成長率有時會提高,有時則會下降。雖然仍有人批評,在這種想法之下,無疑會讓人失去競爭動力,「不在乎與他人比較的表現優劣,也不在乎收入和財富多寡」。

然而,在現下這個翻天覆地的「大疫時代」,所有的社會規則都不再適用,或許確是最適合顛覆思維、嘗試全新方案的時間點,很多世界各地的城市首長就是看到這個機會。美國波特蘭(Portland)民間組織C40召集人阿博特( Joshua Alpert)說:「這個理論講的是第一步,市長們可以比較容易說出,這個理論將帶我們在後新冠時代走出更好的路。」

聖保羅柏林吉隆坡、加州……

不僅歐美,全球各地都慢慢出現認同甜甜圈經濟學的社群,包括巴西第一大城聖保羅(São Paulo)、德國首都柏林(Berlin)、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Kuala Lumpur)、美國加州等等,期望從下而上推動公部門改變思維。拉沃斯說:「當老師互相影響,學童互相影響,市長們也互相影響,一切真的很有力量。」

新冠疫情重創了全球經濟與社會,但這也是難得一見的契機,讓人類回首檢視百年來建設的一切,有哪些地方需要全盤改進。如果政府的刺激方案鼓勵的是具有永續精神的產業,並讓過往形成破壞的產業漸漸出局,疫情就將真的成為促進變革的推動力量。

拉沃斯也在阿姆斯特丹報告中引用了20世紀經濟學大師傅利曼(Milton Friedman)的名言:「當危機發生時,我們採取哪些行動,端賴於身旁圍繞的有哪些理念。」

「現在就是危機時刻,」拉沃斯說:「我們也確保了甜甜圈理論唾手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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