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奇摩新聞 重磅專訪1》美中衝突不只是權力鬥爭 朱敬一揭美國50年來最大的錯誤決策
許多人把美中兩大超級強權的衝突以希臘哲學家修昔提底斯（Thucydides）的理論「修昔提底斯陷阱」（Thucydides Trap）來分析，當新興強權崛起挑戰既有強權，勢必引發衝突。然而，中研院院士、前駐WTO常任代表朱敬一在新書《Ultimate Economic Conflict between China and Democratic Countries》（中國與民主國家的終極經濟衝突）則從美中兩強更深層的制度差異來探討，一針見血指出「民主與極權體制的不同，美中兩強在價值上的差異才是關鍵；這項差異導致美中經貿與科技走向脫鉤。」
《中國與民主國家終極經濟衝突》由我國駐WTO前任代表朱敬一、現任代表羅昌發、律師李柏青、中研院法律所副研究員林建志等人合著，主要分析最近10年來美中在經貿與科技衝突背後的深層制度、結構因素。
美中權力衝突 背後是制度與價值的差異
對於美中兩大超級強權相爭，朱敬一接受《風傳媒》專訪時指出，「這本書要強調的是，兩強之間除了權力衝突之外，還有深層的制度結構因素造成經濟的衝突，美中之間存有制度與價值的差異，不能簡化為只是強權的鬥爭。」
朱敬一指出，經濟學大師凱因斯在大蕭條時代寫出《就業、利息與貨幣的一般理論》。二次大戰後出生的經濟學者，如果沒有目睹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可能很難想像全球金融危機帶來的衝擊，以及政府擴大支出以振興經濟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同樣地，研究國際關係的青年學子，雖然讀過1920年代國際間貿易制裁與報復的故事，如果沒有經歷川普時代掀起美中貿易戰，許多人可能難以體會貿易戰的真實狀況。
《中國與民主國家終極經濟衝突》由我國駐WTO前任代表朱敬一、現任代表羅昌發等人合著，以深入淺出的例子說明美中衝突的深層制度衝突。（柯承惠攝）
由於曾經被派駐日內瓦擔任WTO代表，朱敬一站在第一線親身經歷近年WTO在國際局勢下發生的巨大變化，WTO爭端處理機制嚴重癱瘓，在美中貿易戰期間，目睹WTO成員國的強烈挫折感，因此決定進一步探討美中兩強衝突背後深層的制度結構性因素。如果美國認為當年讓中國加入WTO是錯誤的決策，那是什麼原因？如果美中衝突背後顯示WTO的規則有缺陷，那是哪些缺陷？如果WTO的規則有缺陷，為何無法修補？最後要探討美中兩強的衝突可能終止嗎？
美公布科技業「實體清單」 比傳統關稅威力更大
美國前總統川普把美中衝突從貿易戰提升到科技戰。朱敬一指出，川普以行政手段公布「實體清單」（entity list），從經貿角度看，這是一種非關稅障礙，可能比傳統關稅更有威力，外界則稱為「科技脫鉤」，科技制裁似乎成為美中衝突下更有效的對抗武器。
如果未來美中科技朝向脫鉤，朱敬一表示，「那麼對全球統一法規基礎的經貿體系如WTO的復興，難以抱樂觀的態度。」「由於許多與國家安全網絡、武器系統相關標準如6G牽涉精準定位，基於國防安全，勢必走向脫鉤或向二元化發展。」對於未來的貿易服務，他認為，有許多是基於網際網路基礎上，因此，全球統一的貿易服務體系是否能夠持續，他抱持懷疑的態度。
許多美國學者認為讓中國加入WTO是重大錯誤
「許多美國學者認為，過去50年來美國最大的錯誤是讓中國參加WTO。」朱敬一分析，「1995年WTO在美國主導下成立，當時是否要邀請中國加入，有兩派說法，一派來自美國企業界希望邀請中國加入，開放中國的市場；另一派則認為，經濟發展之後，中產階級興起，經濟民主化會帶動政治民主化。這項民主化理論後來成為主流，認為經濟會影響政治，因此美國邀請中國加入WTO。」
然而，中國加入WTO之後，20年來經濟大幅成長，政治卻未朝向民主化。朱敬一說，「如今美國很多學者認為這是一項錯誤的決策，因為中國加入WTO之後的發展，與各界的預期不一樣。」
為何中國加入WTO之後未朝民主化發展？
為何中國加入WTO之後，沒有朝向民主化發展？朱敬一分析，民主化理論有些值得檢討之處，不適用於列寧體制，因為共產極權體制是政治影響經濟，而非經濟影響政治。列寧體制一切以黨領政，以黨領導一切。中國進行網路封鎖，中共主要是維穩，以保護政權，這是政治框架決定了電子商務的運作，是政治影響經濟，也因此造成全球電子商務之間的不公平競爭。關鍵在於，中國封鎖網路不是為了賺取商業利益，而是為了政治而封鎖網路。」
民主化理論第二個缺點，朱敬一引用歷史學者余英時在《余英時評政治現實》一書中指出，「一般政黨是在政治領域，但共產黨是在每個領域，從學校、企業到NGO都有共產黨書記，任何組織只要3個人以上就可成立黨組織，所有大企業都有黨組織。在共產黨統治下，沒有任何單純社會組織沒有黨的影子，於是沒有獨立社會力可以促使共產黨進行政黨體制的改變。」總之，民主化理論不適用於列寧體制，其次，共產黨無所不在，使得民主化理論無法發揮作用。
以電子商務為例，朱敬一解釋，「美中之間發生強權鬥爭，但背後的根本原因是一國有網路封鎖，另一國沒有封鎖。由於電子商務是新興的貿易形態，WTO從來沒有規範電子商務，也處理不了。另外，民主國家的憲法保障資訊自由，不可能像中國那樣封鎖網路，因此美國無法進行報復。」
「一國有網路封鎖，另一國沒有網路封鎖，不能簡化為美中兩大強權的權力鬥爭。」朱敬一說，「全世界民主國家無法封鎖阿里巴巴，這違反民主的價值，違反憲法，所以，美中之間的衝突不只是權力鬥爭，而是制度與價值的差異。」
WTO一元體系下 民主與極權制度形成衝突
針對極權與民主國家在制度與價值方面的差異對全球政經體系的影響，朱敬一分析，聯合國會員近200個國家，屬多元體系，其中有英、美等民主國家，也有俄國、中國等共產獨裁國家，大家可以相互包容。至於世貿組織WTO在1995年成立時，有一套必須共同遵守的法規、也有司法系統，是一個一元體系，成員國必須遵守，違反者將被報復。
WTO的一元體系出現什麼矛盾？朱敬一說明，極權國家是政治影響經濟，民主國家則是政治與經濟相互影響，由於極權國家與民主國家在制度與價值觀的差異，無法在WTO的一元體系下和平共存，而WTO在成立時就採取共識決，只要有一個國家反對，議事就會被癱瘓。最明顯的例子，中國封鎖國際的網路，而美國沒有封鎖，這是因為政治體制造成的衝突。
美中的衝突發生在許多層面，朱敬一指出，包括經濟、國際關係、法律體系、WTO法律、科技與科技政策等。以外商直接投資（FDI）為例，中國多數是國營企業進行海外投資，中國有一家風電業者赴美國德州投資設廠，原本美國投審會已通過，但德州後來竟立法禁止，否決了這項投資案，理由是投資設廠地點距離美國空軍基地太近。這個事件顯示，美中體制的不同與互不信任。
許多人說，「美中兩強衝突，有如兩隻大象打架，不該選邊站。」朱敬一在新書指出，「美中衝突不只是兩大超級強權的競爭，背後更是深層制度結構的不同，及以價值的差異所導致。民主或極權，這是制度與價值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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