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死亡，還剩下什麼？（下）

在荒蕪中尋找希望？

阿志墜落那一年，因工殤事故而短暫停工的台北國際金融中心，在7月18日，正式更名為「台北101」。隔年7月，台北101舉行了辦公大樓上梁典禮，包含當時的總統陳水扁，以及台北市長馬英九皆受邀出席該盛會，現場冠蓋雲集。同年10月，完成塔尖定位儀式，市長馬英九在媒體注視下，宣布台北101成為全世界最高的建築物；這分「世界第一」的「榮耀」，維持了五年多的時間。

台灣的建築躋身全球排行榜，拔得頭籌，有其背後「天時地利人和」的各種盤算。2022年2月出版《從0到101：打造世界天際線的旅程》的宏國集團董事長林鴻明，在新書發表會上提及，當時他為了促成這項史無前例的開發案，透過一番運籌帷幄，讓中信、新光、國泰、中華開發等企業組成「台北國際金融中心企業聯盟」，以兩百零七點五億新台幣，拿下這個標案。這個金額數字對他意義重大，因為「這是母親林謝罕見誠心擲筊而來，彷彿冥冥之中有所注定。」這幢宏偉建築要往上攀升超越100層，也是他的母親「鼓勵團隊不要因為『100』就自滿而停下腳步，於是決定了101層。」

在台灣的道教廟宇中，神像前有一對到數對的筊杯，是台灣人熟悉的日常。我們透過筊杯擲出後，落下的方位來探測神鬼的意念，兩個巴掌大的半月形木片向俗世世界傳遞的訊息，經常同時扮演著解惑和撫慰的功能。宏國集團「頭家媽」林謝罕見為了鼓勵自己的孩子，擲筊問卜，也因為101這個數字，象徵著「好還要更好」，於是成為最後拍板定案選定的吉祥數字。然而，對阿志的家人，特別是哥哥阿勇而言，全程目睹弟弟參與建造台北101而遭受天災致命意外喪生，是一場「比糟還要更糟」的際遇。

「那時候是跟神明講的，擲筊，跟阿嬤，一起住在那邊。」阿勇說，「那個時候在台北，在做那個頭七的時候，問一問，就擲筊，一筊就安置在那裡了。」彷彿歸心似箭似地，阿志透過聖筊告訴家人，他想和阿嬤同眠在燕巢鄉的墓地，二十四歲的青春華年，於是在此地凝止成永恆的墳塚。

只是，創傷在遭逢親人死亡之後，被狠狠封印在阿勇的意識底處，「我常常做惡夢，夢到他掉下來，連喊都……救他也來不及，也才幾秒鐘啊。唉，五十六樓欸。」面對夢境裡的無能為力，阿勇也只能喟然長嘆，「人一生哦，都有個劫數，三大劫數什麼數，只是那個劫數哦，躲得過躲不過這樣，是大的還是小的這樣。」

不知道阿勇後來還有沒有再去廟裡擲筊，問問阿志在那邊過得好不好？

三三一事件後，阿勇一直過得不太好。

夜晚，他在夢魘裡輾轉反側，白日，他在弟弟工殤意外的陰影中，匍匐求生。當時正值盛年的阿勇在事發之後，好幾年間都無法再登上高樓的工地工作；生死一瞬的恐懼如影隨形。

不過，恐懼固然令人身心煎熬，但深埋心底的歉疚，才是他無處求援的苦痛根源。「阿志4月2號生日，本來清明之前要載他回來，他說那邊趕工，所以我就沒有把他載回來。」多年來，阿勇深陷在「早知道」的遺憾裡，無能言說，往事深邃彷若一潭不斷下墜的流沙，越掙扎越容易滅頂。

「回憶哦，有甜的有苦的，但我的回憶是比較苦的，不好的那種。」

出身南台灣典型的勞工家庭，阿勇的父母教育程度都不高，原本在化工工廠工作的爸爸，因長年工作環境影響呼吸道的健康，1980年代前後氣喘病發，自此健康每況愈下。家中三個孩子，年紀最大的長女其時也不過五、六歲，阿勇與阿志，就更年幼了。媽媽為了承擔經濟支柱，在外奔波各地從事水泥工，但，好運似乎遲遲未曾眷顧這一家人。1983年冬天的某日，阿勇的媽媽在騎車返回家的途中發生車禍，傷勢嚴重，影響了聽力。

貧寒的家境，使得阿勇姐弟三人很早就體悟了雛鳥離巢、顢頇學飛的人生況味。幾乎是和九年國民義務教育的軸線平行疊合般，阿勇和阿志都在國中畢業後，便離開校園，進入社會職場，開始與薪水日日拚搏的勞工生涯。雖然阿勇曾短暫地在私立國際工商夜間部就讀半年，然而高昂的學費，加上白天大量體力勞動的清潔工作後，導致課堂上只能開啟補眠模式，難以讀書學習，他不得已只能放棄求學，成為全職工人。

阿勇一路從清潔工人做起，洗地毯、打蠟，也曾兼差賣菱角、賣水果，後來在擔任監工的親戚介紹下，進入營建工作。他經常掛在嘴邊的幾句話：「沒法度，不得已，沒得選」，是他為年近半百的自己，一生職涯精要的總結，亦彷彿是他看待自己命運藍圖的基本態度。「做工的人都是用時間和命和它拚」，阿勇很早就看透了這個行業的本質，不需要料事如神也能預知一二。

和個性內向的阿勇迥異的弟弟阿志，則選擇從學習汽車修理做起，一直到當兵退役，才決定放棄前景未見明朗的汽車修理行業，跟隨哥哥進入營造業，當起建築工人。

外向健朗的阿志，一向受人喜愛，「他很大方，對每個朋友都很好，不會小氣巴拉，會幫忙。有時候也會買飲料給大家喝，人品好。」阿勇談起早逝的弟弟，不無懷念。而阿志在母親的記憶裡，尤其貼心可人：「當兵都捨不得花用，會把軍中的軍餉省吃儉用把兩千元存下貼補家用，母親節還包紅包給我，連放假都盡量賺錢，是個十分孝順的孩子。」姊姊也說：「他的心願，是幫老闆趕快蓋好台北101大樓，工作多存點錢，趕快繳清家裡的房貸，讓父母放心。」

像是擔心描摹阿志的力道不夠，眾人捕捉逝者身影的故事會成為徒勞，阿志媽媽不停地拋出一個又一個，鮮明地活在她心中的阿志樣貌：「生阿志的時候，突然風雨交加，那天是2月25日，再過七天就是農曆年。他小時候有一天跟我報明牌，我沒理會，結果鄰居照他報的名牌卻中獎。小時候阿志都跑跑跳跳滿皮的，牙齒常撞傷，長大後卻很懂事，很為家，個性活潑開朗，很孝順。」

顯然，在阿志媽媽大腦海馬迴的皺褶裡，「孝順」和「阿志」是同義詞。

我當然知道，記憶並不堅固。情感的力量經常比記憶強大，於是記憶極有可能因為強大的情感而被竄改或重組。然而，不需要理解關於時間或者記憶綿延的理論也能深刻感受到，阿志的家人選擇和離世的他共處的方式，其實最原初的出發點，是因為愛；對逝者的愛，對同為被遺留下來，仍然掙扎求生的其他家人的愛。

鮮少出遠門的阿志媽媽，當年因為失去了孝順的兒子，首次有機會來到台北。在大寮鄉下的家裡看見電視新聞，播放著意外事故的現場時，她心裡掛念兩個也在那裡工作的孩子們，想著要叮囑他們注意安全；直至她接到電話，和先生兩人被安排搭機北上的那一刻，她都沒有真正意識到，死亡的陰影已近迫在眼前。

突如其來的慌亂中，阿志媽媽謹記在心的其中一件事竟是：在機場時，有乘客因體恤他們夫婦倆人處境，自願讓他們插隊，提前上機。對她而言，那是陌生人的恩情，而恩情就是該仔細放在心上的事。

阿勇總是自責，「我書也讀不多，弟弟出事也是剛做完兵回來，沒工作我才拉進他跟我一起做。然後，沒想到，退伍回來沒幾年就發生這樣啊，也還沒娶老婆……。」也正因為懷抱這分情感，阿勇始終感到難以釋懷的愧歉。他帶著弟弟離鄉逐夢，離家前父母一再交代他，「小弟年紀較小，你要好好照顧小弟」。他想起出事前不久，他才因細故和弟弟起了爭執，帶著彆扭的心情一同去工地上工。午睡時，坍塌的夢境讓他反覆心焦；他沒有想到，一覺醒來之後，卻果真從此陷入人生最長的噩夢深淵中，遍尋不著得以喘息的出口。

「我情願是我走不是他走欸。」阿勇的遺憾裡，深植著他對家人最綿長的溫柔。

從身體裡長出紀念碑

就像漁人嚮往大海，阿志也曾想望過立業成家後，被溫情環抱的生活，然而，死神讓他與愛情錯身而過，猝不及防。在不同的工地與工地之間往返謀生的阿勇，透過相親的方式，與來自福建的妻子結婚，組建家庭，有了自己的孩子後，肩上的負擔益顯沉重。

成家立業需要錢。在台灣，勞工的一條命價值多少？

像阿志這樣工殤去世的勞動者，在勞動基準法的職業災害死亡補償條例中，可獲得平均工資四十五個月的補償，若是依他的投保薪資每月一萬六千五百元計算，補償金額不到七十五萬。幸而此事引發外界矚目，因而採用當年他的日薪計算，他的家屬可獲得約四百五十一萬餘的金額。 即使這已是相對優厚的職災死亡補償，但仍遠遠落後於生活所需。也難怪，悲慟逾恆的阿志媽媽說過，「好在阿志沒結婚，否則現在再加上他的孩子，怎麼養得起？」

地震前，阿勇已然結婚了，妻小留在南部，他與弟弟北上工作，最後卻只能捧著弟弟的骨灰獨自返鄉。婚後二十多年來，在百貨業擔任零售員的妻子，靠著賣女性用品的業績抽成，貼補家中開銷。每日工作需要長時間站立，經年累月下來，雙腳的靜脈曲張已經嚴重到只能靠打針治療來勉強支撐。阿勇心疼妻子的辛勞，也感激她對自己的不離不棄，他淡淡地說：「沒跑，已經很好了。是我撿來的幸福。」

對於孩子們，「還要看他們自己，喜歡讀就讀，現在我們人還沒走，他們能讀多少，就讓他們讀多少。」冀望透過教育翻轉階級，是許多勞工家庭為下一代建造美好未來的想望途徑，只不過，面對這個關乎社會結構體制的問題，一生從事粗工換取家人溫飽的阿勇也隱隱明白，他最後其實只是希望孩子們，「不要學壞就好了。」

「人生下來就是帶苦字」，阿勇曾這麼說。

而苦，是一種逐漸麻痺對人生抱持夢想的痛覺。

2015年，阿勇在高雄輕軌工地現場工作時，因為意外而造成左手掌，除了大拇指之外的其他四指被機器截斷，雖然及時送醫縫合，但癒後情況不甚理想，神經截短接合處的疼痛，沁入骨髓，這分必須「要忍受到升天，走的那一天才能解脫」的痛楚，讓他體力大不如前，在身體勞動就業市場競爭力原本就處於劣勢的困境，更雪上加霜。

參與高雄輕軌的建造，讓阿勇也成為工傷的受害者，奪走他四指的工地，就位在高雄夢時代廣場附近。加上前兩年父親過世，母親罹癌，家中接二連三面臨曲折困頓，他感受到人生裡，結結實實的惡夢連篇。

仰賴安眠藥入睡多年，他卻不知道自己何時才能從夢魘裡醒來。

阿勇並非好吃懶做之人，妻子應該也都看在眼裡。只要有工作機會，他也總是頂住壓力，設法咬牙撐過。只是境遇太過乖張多舛，就算努力並不保證能夠鹹魚翻身，但霉運之路走得如此徹底，很難不讓人懷疑人生。

從小信佛拜觀音，每年會和妻子到廟裡點光明燈，為家人求平安，求福祿；比起弟弟摔落大樓時，只能眼睜睜看著，卻束手無策的心慌，能夠到宮廟裡祈福點燈，是阿勇在時代洪流裡沖刷翻滾後，能夠稍稍感到踏實的幸福。

2007年，台北101大樓前的廣場，矗立起七座彩色紀念碑，是為了紀念三三一大地震工殤罹難的勞工，以及參與建造這座摩天大樓的所有團隊。彩色琉璃材質透明，阿志的名字，與其他人一同被銘刻在紀念碑上，剛好位在白色區域，相對醒目。仔細探看紀念碑內部，阿志名字下方出現了鏽蝕的黑漬，其他顏色區塊也明顯看出或大或小的龜裂痕跡。

我的腦海倏忽閃現那些，大幅刊登在101捷運站出口的精品廣告，以華麗澆灌著往來經過人們的潛意識，所謂的生活品質的象徵，是對「質感、美學、知識與高標準的追求」；不知為何，我無法將目光從阿志名字下方的污漬移開，良久良久。

對於這七座繽紛活潑，帶著裝置藝術趣味，看似大型「光明燈」的101伙伴碑，阿勇雖然知悉，但並沒有時間特意造訪，也沒有談論的意念。對他來說，「蓋了紀念碑也沒用啊。」

早在弟弟阿志墜落松智路的那一刻，阿勇身體裡已然長滿了傷痛與想念的荊棘，並且相互纏繞成尖銳無倫的墓誌銘，只要一碰觸，就會無聲地流出血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