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奇摩新聞 《八尺門的辯護人》為何動人？然後呢？
⊙黃郁芬
被譽為2023年必看神劇的《八尺門的辯護人》，在第59屆金鐘獎獲獎連連，囊括了「最具人氣戲劇節目獎」、「迷你劇集獎」、「迷你劇集（電視電影）編劇獎」、「迷你劇集／電視電影男主角獎」、「戲劇類節目聲音設計獎」、「戲劇配樂獎」、「戲劇類節目創新獎」七項大獎，被譽為金鐘59的大贏家。
叫好叫座的背後，是各種生硬議題的精妙堆疊
在《八尺門的辯護人》叫好又叫座的成績背後，凸顯了台灣民眾對生硬冷僻的嚴肅議題戲劇的接受度不僅僅只是大開，甚至已經到了求知若渴的程度，只要有好的故事、足夠的資源、高品質的製作，這些非典型的敘事都有機會成為爆紅必看神劇。
死刑存廢議題、公設辯護人、政治與司法實務衝突、都市原住民的生存困境、台灣漁業的勞動處境以及外籍移工在台灣工作的惡劣職場與最基礎的語言溝通困境，這裡面每一個劇情與角色設定的前提，無一不生硬、無一不冷僻，幾乎都是過去的台灣戲劇難以容納，或者說會第一時間被輕易割捨的元素。
想想看，過去如果有編劇在提案階段，向電視台提案將以都市原住民出身的公設辯護人為主角，偕同司法實習生一起追查一個外籍移工殺了雇主全家的案子，幫外籍移工找法庭通譯、探究外籍移工這麼做背後的苦衷，而且在劇中這個男主角還要替這個外籍移工辯護、讓他不要被判死刑。這樣的提案，可能在第一時間就會被電視台高層打槍，這個劇本就此被冷凍、被勒令提都不要再提。
而這些設定能被保存下來，可能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八尺門的辯護人》原著小說的作者唐福睿，也就是本劇的編劇兼導演，因此可以最大程度保留下原著小說在角色設定與故事前提上的精髓——讓過去難以躍上主流舞台的冷僻議題與冷門角色，有得以發揮的空間，也讓社會大眾的好奇心得以被滿足、得以一探究竟。
《八尺門的辯護人》本身就是一場社會實驗
《八尺門的辯護人》這齣戲不僅承載了許多社會議題，也許應該這麼說，這齣戲本身被製作出來、到播出並獲得熱烈迴響的過程，本身就是一場社會實驗，原著作者兼編導唐福睿以及製作單位在進行一場豪賭，他們在賭台灣社會是不是可以接受劇情發展涵括了這麼多生硬冷僻的公共議題、台灣社會是不是可以接受戲劇一點都不輕薄短小、台灣社會是不是可以接受我們的社會現實中存在著這麼多苦難，而我們可以透過戲劇試圖直面這些苦難。
議題戲劇已有足夠的閱聽受眾
不論是從社會大眾的熱烈迴響，到金鐘59獲得七大獎的成績，在在都證明監製董成瑜和編導唐福睿賭對了。《八尺門的辯護人》的成功，代表了現在收看影視作品的群眾，除了過去「看電視節目就是想放鬆，不要跟我講那麼多大道理」的既定印象之外，更多的是想要了解在地社會現象與文化的龐大需求、對於我們身處的社會實際樣貌求知若渴，這些觀眾面向必須被看見，才能創造讓更多非典型故事躍上螢幕的未來。
同樣被譽為2023年必看神劇的另一齣戲《人選之人》，在播出後因為其中一句「我們不要就這樣算了，好不好？」台詞引起共鳴，鼓勵了許多性騷擾被害者勇於挺身揭發自身經歷，成為台灣Metoo運動的起點，也因此促使立法院積極推動性平三法的修法，讓過去倡議多年卻難以落實的制度改革得以有所進展。
而在《八尺門的辯護人》中，我們得以一窺台灣漁業的產業樣貌——難以讓漁工好好休息的漁船環境、強迫勞動的遠洋漁業，必須以各種難以想像的不人道方式，例如船長將船員的護照藏起來、例如扣發薪資或債務拘束，軟硬兼施讓漁工待在工作崗位上，而在遠洋漁工出海航行的十幾個月間，往往是處於沒有通訊、完全無法與外界聯繫的隔離狀態，既無法與家人聯繫確保得到工作報酬、若有任何狀況也難以和外界聯繫求援。
故事原型的逐一探掘
《八尺門的辯護人》播出後，引發許多故事原型脫胎自「湯英伸事件」的討論，在1986年鄒族原住民湯英伸受騙誤入求職陷阱，欠下介紹費又遭到洗衣店雇主扣押身分證、被迫超時工作，最後將雇主夫婦及其兩歲女兒殺害；而在湯英伸事件後過了將近40年的台灣，強迫勞動、誘騙債務拘束的情況依舊，只是弱弱相殘的另一端主角成了外籍移工。
除了湯英伸事件之外，做為《八尺門的辯護人》血肉的，還有許許多多曾真實發生在台灣漁業的事件，被暴力對待、強迫為奴的情況，都不是虛構的故事情節，而是外籍漁工屢見不鮮的日常生活。遠洋外籍漁工遭虐打喪命、海上觀察員不明原因落海、台籍幹部與外籍漁工間的喋血衝突，都不只是戲劇的情節，這些事情真實發生在2013年的特宏興368號、2015年的Chung Kuo 818號、2016年的福賜群號、2018年的福牲11號、2019年的大旺號上。
八尺門的辯護人劇中關鍵證人、成就了結局前翻轉劇情的關鍵情節，他的名字就是改寫自喪命於福賜群號上的Supriyanto。
台灣遠洋漁船上就僱用估計至少2萬2千多名遠洋漁工，近年來，農業部漁業署提出漁業與人權行動計畫，由政府補助預算提供給漁船裝設購置WiFi設備，補助通訊費與租用費，也增加增衛星電話設備通訊補助，鼓勵漁船主裝設提供船員使用，希望讓在遠洋漁船上工作的漁工，可以擁有最基礎的數位人權與通訊保障。
但這樣的補助計畫，除了船主依然必須負擔一定的成本之外，也會對過去威權高壓的漁船管理方式帶來影響與衝擊，因此縱然政府有相關的補助政策，但因為沒有強制法規規定，要不要增設相關設施依然要看船主或船公司的主動性與意願。
冷酷的遠洋獲利生態，我們還未真正踏入
「抓魚厲害不是我們的錯，那是那些付錢讓我們去抓魚，不用拼命，不用流血，就可以吃到魚肉，還將魚油抹在臉上美美的那些人。」在《八尺門的辯護人》中，由楊烈飾演的遠洋漁業老闆洪振雄說了這麼一句話，這句台詞並不會被選為琅琅上口的「金句」，卻赤裸裸揭穿了當我們日常在三餐享用遠洋漁業食材時，和背後的產業勞動環境有多脫節。
「我們每一次的消費，都是在為我們想要的未來做出選擇」，看完《八尺門的辯護人》之後，我們除了關心平常吃的魚油有幾趴之外，如果在生活中的任何時刻想起這齣戲，那也許可以關注一下「遠洋漁工WIFI通訊權」運動的進展，可以找報導者出版的《血淚漁場》來看，或者多支持鼓勵政府及船公司打造更多艘「健元銘88號」（台灣第一艘依照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C188漁業工作公約」（ILO-C188）設計的漁船），也許就從現在開始，我們可以一起讓台灣未來的漁業不再充斥血淚。
作者從社會運動的協助者成為參與者，從幫忙去便利商店買水、到晚會主持人、再到運動發言人，出社會後歷經各種不同崗位的政治工作，依然對於好好論述政策懷抱著期待。認為社會運動與政治工作相似之處，就在於創造關於人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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