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與惡的距離》完結篇後還能看什麼？「真實版王赦」：死刑辯護教會我的事

公視熱播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在周日邁入劇情最高潮，迎來大結局。以隨機殺人案作為開端，《與惡》帶領觀眾透過鏡頭，感受社會重大刑事案件周圍人物面臨的掙扎與轉變。劇中吳慷仁飾演的法扶律師王赦，為犯下殺人案的李曉明奔走辯護，不僅帶出死刑辯護的爭議，更帶領大家面對台灣過去鄭捷、小燈泡等隨機殺人事件的社會創傷。

究竟殺人犯該不該處死？社會該如何看待替死刑犯辯護的律師？去年底，曾為捷運殺人犯鄭捷、小燈泡命案凶手王景玉等人辯護的黃致豪律師就曾在TED演講，分享他為死刑犯辯護時學到的經驗。

2014年8月8日，黃致豪決定接下鄭捷案，但當他翻開上千頁的法院卷宗，第一個看到的不是死刑犯過去的人生，而是有兩個孩子的受害者時，他曾經感到後悔。黃致豪不禁想著，若自己是被害者，妻女會過著怎樣的生活？於是黃致豪跑去和當時年僅十歲的女兒討論。

當黃致豪女兒問爸爸為什麼要幫鄭捷辯護，黃致豪回答，因為他所受到的公民教育、法律教育的第一課，基本理念都是「人人在法律之前可以享有一樣的權利」。雖然為死刑犯辯護很難，可能遭到社會的不諒解，卻是職責所在。

黃致豪分享，為殺人犯辯護並非意指他們值得被原諒，或是贊同犯罪行為而不須被咎責。他也提到，像鄭捷這樣的案子，在台灣有99.99%的機率會被判死刑。但即便如此，黃致豪還是想知道台灣社會有沒有辦法以理性、公正的方式看待死刑案件，所以展開了一場對媒體和司法制度的實驗。

照理來說，法庭審判公正公開，法官會積極為了被告的利益，調查對他有力的證據，或至少依照法律要求，試圖暸解被告在怎麼樣的環境被撫養長大。但台灣絕大部分的死刑判決，黃致豪說，「被告作為一個人，相關的證據和脈絡，其實很少有機會在法庭裡被呈現出來。」檢辯雙方的不對等，律師沒有調查權，或者受訓不足，都讓律師處以極其弱勢的情況。

「現存的42名死囚，沒有一個人知道，在何時，會因什麼理由面對執刑。」黃致豪說這是死刑醜陋的一面，台灣作為一個民主法治社會，死刑執行程序卻無可預測。2016年5月10日，黃致豪突然收到不明簡訊，說鄭捷要被執行死刑了。儘管黃致豪不斷致電法務部，同時派助理前去法務部遞交申請再審的書狀，等到聯繫上時，鄭捷已經被送到刑場。當晚八點，鄭捷遭到槍決。

除了讓殺人犯擁有跟一般人同等的法律保障之外，黃致豪直言，他更想理解的是「為什麼」，為什麼當年那些在廣場奔跑的孩子，最終卻成了犯罪凶手。這也是《與惡》劇中不斷讓觀眾反思的議題，「全天下沒有一個爸爸媽媽，要花個二十年去養一個殺人犯！」而吳慷仁飾演法扶律師王赦，在得知劇中殺人犯遭到槍決後，也難過地說出「被判死刑沒有關係，但我到現在還不知道他到底為什麼要這麼做，他死了以後就再也沒有人知道了。」

整理報導：楊采芯
核稿編輯：趙敏雅、陳宥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