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那個韓國民主化運動中的德國記者

作者/獨立評論
文/蔡慶樺

《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電影劇照
《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電影劇照

《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電影上映,有關光州民主化運動以及軍隊鎮壓的報導又再次浮現。這部電影描述德國記者余爾根.辛茲彼得(Jürgen Hinzpeter)介入了光州事件的故事。

這位德國第一電視台(ARD)派駐東京的特派員,在1980年5月19日飛往首爾,搭上了開往光州的計程車,拍下剛剛成為獨裁者的全斗煥統治下的南韓、抗議戒嚴的學生民主化運動、以及軍隊如何血腥鎮壓民主的影像。

他將那些影片放在餅乾盒裡,偽裝成婚禮的禮盒,騙過了海關官員,偷渡到日本,再從日本寄到了漢堡,成為西方新聞界唯一成功以影像報導這起流血屠殺鎮壓的人,也讓全世界震驚於韓國為了民主化付出的代價。

好奇心驅使,我查了他的生平資料,除了維基百科外資料不多。他原來學醫,後來加入北德廣電集團,70年代開始被派駐亞洲。

那個年代亞洲是戰亂之地,他雖派駐日本,但也多次前往越南及柬埔寨等地,但使他世界知名的報導,就是1980年5月的光州事件,那之後他的生命與韓國緊密相連。

1986年,他在韓國報導民主化運動時,被警方毆打重傷,在急救間幾乎喪命,自身也成為國家暴力的受害者。此後他終生健康受到影響,甚至必須提早退休,放棄他最愛的新聞工作。

民主化後南韓多次邀請他回到韓國,參加紀念活動,也獲得總統接見。2003年,辛茲彼得因其「對南韓歷史的貢獻」獲頒韓國宋建鎬新聞獎(Song Kun-ho)。

▍ 戰地記者生平僅見的慘烈事件

1980年5月21日,每日新聞(Tagesschau)──1952年開始播放的國內外帶狀新聞,是德國優質也是最具歷史的新聞──播出了他剛剛到光州製作的畫面,當時還沒有軍隊開槍鎮壓。

但是隨著金泳三被逮捕後,韓國已經沒有未被監禁的反對黨領袖,全韓開始大規模示威,軍隊雖進駐各大城市,卻控制不了要求民主化的聲浪,記者旁白說,南韓已經成為一個壓力爐(Dampfkessel),遲早會失控。他是對的。

5月22日的每日新聞,播出了辛茲彼得繼續偷渡出來的影片。影片中說,示威抗議騷動仍無結束跡象,未經證實的傳言指出,軍隊正在計劃強攻佔領光州。

4天來的示威,軍方對民眾施暴,引來民眾憤怒不已,20萬人參與了示威,而超過3萬人上街與軍方發生衝突。影片也報導了學生與軍方互相開火的激烈戰況。

那些片段今日看來仍然無比殘暴。在美國默許下,全斗煥下令開槍鎮壓,屍橫遍野。

記者旁白說,現場其實感受得到民眾支持學生的民主化訴求,而也有部份軍人同情學生,抗拒上級命令。

然而屠殺最後仍然發生了,街上滿是屍體,哭泣的母親尋找自己的兒女,牆上張貼著死者名單,焦急的家人查看是否有自己的小孩。

其中最令人無法忘記的一幕,是一位犧牲者,臉上被轟了一個大洞,後來辛茲彼得接受訪問時說,對於武器他是外行人,無法判別究竟是被子彈打中或是手榴彈爆炸的威力,他只知道他永遠忘不了這張無法認清的臉。

在訪談中,他自認是有經驗的戰地記者,曾經報導過越戰以及柬埔寨內戰,但是光州事件的慘烈仍是生平僅見,「年輕人、中學生、大學生都被刻意地朝頭部射擊。」可見當時國家暴力程度之殘忍。

《每日報》(taz)駐首爾特派員Fabian Kretschmer於今年8月16日,在其〈作為民族英雄的電視記者〉(TV-Reporter als Volksheld)報導中,描述辛茲彼得為何在南韓被視為民族英雄,因為他成功向世界展示了南韓為了民主化犧牲的代價,那些畫面震驚了全世界。

美國知名的駐亞洲記者Timothy Shorrock在事件發生時,還是個隨父親派駐日本的小孩,他說,正是有辛茲彼得,才讓全世界以及他得知這場屠殺。

不過,Kretschmer指出這場屠殺在韓國仍是棘手的議題,全斗煥去年剛剛出版的自傳裡,否認下令鎮壓光州示威者。

▍ 將一個國家自迫害者手中救出的人

2016年1月25日,在「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開拍前,辛茲彼得逝世於家鄉呂貝克,享年79歲。電影在韓國公映時,其遺孀Edeltraut Brahmstaedt受邀去首爾觀影,就坐在文在寅總統身邊,顯見韓國對辛茲彼得的感念。

第一電視台的「世界之鏡」(Weltspiegel)新聞報導去了南韓製作專題,想知道為什麼南韓舉國悼念這位勇敢的記者。

在2月28日播出的節目中,收錄了當年的辛茲彼得拍攝的片段,佈滿鮮血的街道與建築,軍人像拖著畜生一樣拖著學生的屍體。

而拿著攝影機的他處在極為危險的狀態下,因為他是唯一公開拍攝這場暴行的人,更何況還是個外國人,實在太過醒目。

現存的關於光州事件的影片,有80%是辛茲彼得冒著性命危險拍得的,這些影片,也使得國際社會提高對全斗煥的壓力,金大中因而免於死刑。

這是個殘忍血腥卻又動人的故事,如果沒有辛茲彼得的新聞工作,南韓留不住這位未來的總統以及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從這意義上來說,他也是韓國民主化的功臣之一。

他過世後,家人在報上登的悼聞引用了聖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Meine Zeit steht in deinen Händen)。

這句《詩篇》的經文,下一句是「求你救我脫離仇敵的手 、和那些逼迫我的人」。今日韓國已經是一個民主國家,這位德國記者不再需要面對當年那個迫害民主化運動以及對他施暴的獨裁政體。

而換個角度想,把施害影像送到全世界的他,不也正是將一個國家自迫害者手中救出的人嗎?

其實,「我的一生在你手中」也是一首聖歌的歌詞,這句話的下一句是,「我終於可以安息,在你懷裡」。這是非常適合他的悼詞,他是個被時代捲入動亂中的攝影記者,以其鏡頭見證韓國威權政體的暴劣以及民主化運動的慘烈。

如今,他的指甲與頭髮安葬於光州,那已成為其故鄉,願他能與當年那為了韓國民主付出性命的幾百位韓國靈魂一同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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