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與惡的距離」:最難的不是答案,而是理解

報導者

文/王曉玟

出自金鐘編劇呂蒔媛之手、年輕導演林君陽執導,這是台灣第一齣以隨機殺人案為主題的電視劇,為動輒高舉正義旗幟、喊打喊殺的台灣社會,提供了多一點點理解的可能,多一點點寬恕的機會。因為,看過《我們與惡的距離》後就會明白,我們與惡,並不遙遠。

(※本文與影片可能有劇透,請斟酌觀看)

《報導者》邀請《我們與惡的距離》導演林君陽,解釋吳慷仁飾演的律師與殺人犯家屬的關鍵對手戲。

平常滴酒不沾的金鐘影帝吳慷仁,這次難得破例。

在《我們與惡的距離》裡,吳慷仁飾演為隨機殺人犯辯護的人權律師王赦。最重的戲,落在第五集,劇本上只有兩頁,台詞又少。在這場戲,王赦可能會失去無法接受他工作性質、有孕在身的太太美媚(周采詩飾演),他必須又笑又哭,向岳父捍衛自己的理想。如果繼續堅持為殺人犯辯護,他會失去家庭;若要維繫家庭,他必須拋棄人權律師的工作。為了讓角色有說服力,吳慷仁說,他是喝了一點小酒才上戲。這段對白,字裡行間透著奮不顧身的天真、理想與家庭難兩全的苦澀:

岳父:所以你的正義感,你的人權都用在這樣該死的人身上?他要人權,被害人的人權呢?你為了這些人準備放棄我女兒⋯⋯

王赦:就算是該死的人,他們也該有跟任何人一樣的人權⋯⋯這就是人生而該有的均等權利⋯⋯這是我的工作⋯⋯我想做的工作⋯⋯我喜歡的工作⋯⋯而且到底什麼是好人⋯⋯什麼是壞人?你有標準答案嗎? (王赦起身走到門口,看著美媚) 我會回家等⋯⋯如果妳還是不想回來⋯⋯那⋯⋯我會把離婚協議寫好!

「『到底什麼是好人,什麼是壞人,你有標準答案嗎?』這不是很幼稚、拿來說嘴的一句話,也不是很兇、自以為正義的一句話,這是王赦這個角色最難講的一句話,」吳慷仁回想。

為了飾演這個角色,吳慷仁拜訪了廢死聯盟、法扶律師、人權律師,嘗試去理解王赦這個角色的動機。「對我來講,最難的不是詮釋,而是理解,」他坦承,當他第一次看完《我們與惡的距離》劇本時,實在不知道怎麼演。

一個演員的道德兩難,也折射出台灣社會面對隨機殺人犯的道德兩難:你理解了就沒辦法譴責,你譴責了就沒辦法理解。

平庸的惡,不遠的惡

這是第一次,台灣有了以高度爭議性、隨機殺人案為主題的電視劇。

由林君陽執導、金鐘編劇呂蒔媛執筆、大慕影藝製作,這部10集的電視劇從一場無差別殺人事件為起點,延伸出加害者家庭、受害者家庭,各自在巨大的黑暗創傷中蹣跚前進、追尋稀微希望之光的故事。

第一集,賈靜雯、溫昇豪飾演的受害者家屬,和陳妤飾演的加害者家屬,在電視新聞台狹路相逢,把立場對立的兩方拋入慣於製造立場的新聞場域中。《我們與惡的距離》像是一把鋒銳的手術刀,在所謂正義的表面劃出一道又一道的縫隙來,每個人心中竄流不息的小奸小惡如膿血汩汩流出。

我們與惡,若即若離。

即時媒體氾濫、鄉民正義當道,當我們轉開電視收看劣質新聞、或在臉書留言辱罵的那一刻,我們與惡沒有距離。法庭上是否總是鐵證如山?死刑判決是否沒有瑕疵?槍響的那一刻,我們與惡沒有距離。把危害社會秩序的想像烙印在精神疾病患者身上,用《精神衛生法》強制患者就醫時,我們與惡,可能也沒有距離。

在人人都是正義使者、急於標籤他者的時代,《我們與惡的距離》取材橫跨新聞、法律、醫療、社福領域,寫實又同理,在盲動的台灣社會中拉扯出一片友善而寬闊的思考空間,讓大家流淚過後,停下來,撕下身上穿戴的意識形態和立場,互相聽一聽,靜下想一想。

犀利的選題,強悍的編、導、演陣容,讓這齣戲未播先轟動,已被HBO Asia相中,將同步在公視、HBO Asia、CatchPlay串流平台播出。《我們與惡的距離》在台劇一片低迷中,似乎有闊步走出台灣、走向國際的希望。

「這是我們給自己的期許,有了這麼好的劇本,我們能不能匯聚所有能量、做到接近想像的樣子,」大慕影藝製作人林昱伶第一次做戲,就拉高企圖,即使超支公視的4千萬台幣預算,也甘之如飴。

「要走出同溫層,」林昱伶希望,戲劇可以形塑多元思考,讓觀眾可以感受到,真正的對話,是與自己有不同信念的人交談。

這也是台灣影視製作史上,難得編劇先行、極度尊重編劇的案例。

金鐘編劇呂蒔媛應公視之邀、完成劇本後,公視邀請數個製作團隊競標。她主動旁聽競標過程,發現有些製作團隊會針對為什麼會發生無差別殺人事件,急著給一個毫無懸念的答案。

不給答案,不貼標籤

《我們與惡的距離》編劇呂蒔媛。(攝影/余志偉)
《我們與惡的距離》編劇呂蒔媛。(攝影/余志偉)

「但我就是很堅持不要,因為你給了答案,就是貼上一種標籤,」呂蒔媛說。

後來她參與合作的團隊,包括38歲的導演林君陽,是一群懷抱夢想、文藝氣息濃厚的年輕製作團隊。「我是社教派嘛,阿嬸編劇的邏輯是,誰想看到世界末日呀?君陽導演的團隊就是給了一個比較療癒的結局,」她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

林君陽回想,當他拿到12頁的分集大綱時,他就被預料之外的共鳴撼動得紅了眼眶。「我知道自己遇到了一個非拍不可的故事,」他說。

12頁的分集大綱,白紙黑字間依稀有著他的青春在翻飛。輔仁大學影像傳播學系畢業的林君陽,自己就是轉戰電影、戲劇的媒體人。他沒忘記,大學第一堂課媒體識讀,上的就是比報,從厚厚的傳播社會學課本上,他讀到,媒體作為守門人的職責與使命、第四權、無冕王⋯⋯。

「畢業多年,我當然知道,那些只是象牙塔裡的學問。只是,美劇《新聞編輯室》(News Room)裡的理想主義仍然深深打動我,人類集體可以為了對現實的不滿、追求更美好的未來,而產生利他的行為。我很愛看戲劇中為了信念而戰、奔波折磨的角色,那也給予了我們在生活裡往前邁進的勇氣。我第一次看到蒔媛姐的分集大綱時,就想起當年看《新聞編輯室》的省思和感動,」林君陽歷歷在目。

那一抹理想主義的天真,混雜著想要開啟公共對話的企圖,在編、導、演第一線激盪和討論時,就已經展開。

吳慷仁回憶起和法扶律師會談時,有些律師談到殺人犯、想起被害者那血肉模糊的照片,仍然氣到手在發抖,餘怒未消,卻要替眼前的「冷血殺人魔」辯護。

「並不是不在乎表面的恐懼和憤怒,只是要去思考,如果不去理解,好,開槍以後呢,處理掉一個個案,還會有千千萬萬個個案,」吳慷仁不諱言,這角色也讓他再度審視自己支持死刑的立場,思考國家的權限和刑罰的有限性。

罕見呈現加害者家屬心境

追劇的觀眾會發現,這部劇更大膽地工筆描繪加害者家屬心境,讓觀眾赤裸裸看見,亟欲隱姓埋名、背負罪責的加害者家屬,也是司法系統、媒體亂象的受害者。

有一幕,新聞播出隨機殺人犯李曉明被槍決的新聞,任職品味新聞台編輯、殺人犯的妹妹李大芝(陳妤飾),對新聞部主管、受害者家屬宋喬安(賈靜雯飾)傷心大喊:「你們(媒體)殺的人,不會比我哥少。」每一場衝突,都激起同理心。

自從鄭捷案後,整個社會都在探問:究竟,普通人是怎麼變成惡人的?什麼樣的家庭,會養出隨機殺人犯?

對呂蒔媛來說,想要理解的動機非常強大。

自稱中了華人文化系統「好媽媽魔咒」的呂蒔媛,非常害怕,如果不去理解隨機殺人犯的心理機制,自己的兒子會不會哪一天也變成這社會千夫所指的「惡人」。

這是每一個媽媽心底最難以言說的恐懼:我不是一個好媽媽,我沒把兒子教好。 更多內容請看報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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