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法」卻「無法」懲罰的虐待動物罪

作者：動物當代思潮／吳貓頭（東芬蘭大學法律系博士候選人）

動物保護法自1998年立法施行至今已接近20個年頭。

雖然從立法初始，就明文規定了禁止虐待動物，並在2007進一步修法，將原本由行政罰制裁的虐待動物行為入罪化，改由刑罰來嚴懲違法。

從立法的角度看來，我國貌似相當重視虐待動物問題，然而經過多年繁複的修法，許多明明看起來「罪證確鑿」且令人髮指的虐待案件，為何最後卻都無法施以法律懲罰？究竟我們的動保法出了什麼問題？

癥結在於，除了動保法對虐待動物的定義非但規範狹隘且極不明確外，2015年修法前，只處罰故意的虐待行為，也大幅度限縮了對動物的保護範圍。

例如：2014年雙十連假期間，基隆一名飼主因離家多日，卻未妥善照顧安置所飼養的犬隻，而導致動物最後死亡的慘劇。

雖然此案被基隆市防疫所依違反動保法移送基隆地檢署偵辦，但因飼主自述只是「一時疏忽」而非故意虐待，因此最後未獲檢方起訴。

類似案件還有同年年底轟動一時的「哭泣的阿河」。

河馬阿河在貨車運載過程中被摔落地面造成重傷，加上後續沒有妥善的照顧與治療，導致事發3天後，阿河就傷重不治死亡。

雖主管機關台中市政府依違反動保法重罰飼主50萬元罰鍰，但飼主在不服處分的訴願被駁回後，又提行政訴訟，最後高等行政法院認定飼主並無虐待故意而判決台中市政府敗訴，飼主同樣因此免於受罰。

上述都是在動保法2015年修法處罰過失虐待行為前，因不屬於「故意虐待」而無法可治的「大量過失虐待案件中的少數例子」。

無論在國外或台灣，絕大多數虐待動物案例，都屬於這種因不當／疏忽照顧等原因，造成動物傷害受苦甚至死亡的「過失虐待」類型。

然而無論是修法前的台灣、或多數非西方國家的動物保護法，都只重視處罰故意的虐待行為，而忽略過失虐待的嚴重性，這也使得許多相當殘忍可惡的虐待案件，最後都只能落入了明明「有法」卻「無法」懲罰的窘境。

如此不但違背了動保法的立法意旨，更與一般民眾對法律的認知和期待，有著極大的落差。因為，最關鍵的法定飼主責任若無從落實，就無法給予動物最低限度的保護。

然而，即使2015年動保法終於通過修法，以行政罰處罰過失虐待動物，但法律規範上，對虐待動物的客觀定義仍然過於狹隘，不但相當程度地限縮了過失虐待罪的可罰性和保護動物範圍，也間接造成執法上判定違法與裁罰的困難。

例如：去年雙十連假的基隆地區，發生飼主外出多日並將飼養犬隻長時間獨留在陽台，期間因颱風來襲導致陽台淹水而使動物極為驚恐吠叫不斷。雖該事故並未造成動物任何傷亡，但確實已讓動物受到嚴重緊迫和恐懼。

嗣後基隆防疫所依動保法第30條第1款故意虐待罪開罰飼主未果，因為此案顯然屬於過失虐待的情形。

但即使該案能以動保法第30-1條第2款的過失虐待來裁罰，若依現行法條的文意解釋，上述心理恐懼等緊迫痛苦，屬具體生理以外的傷害，在執法上恐怕也不易被認定符合法條所定義的：「……過失傷害或使動物遭受傷害，而未達動物肢體嚴重殘缺、重要器官功能喪失或死亡。」

因此，就算案件確實符合過失虐待的情況，也可能因為沒有達到法定要求的客觀結果，最後仍是「有法」卻「無法」懲罰。

在動物保護議題越來越被受到關注的今日，每當發生令人髮指卻正義無法伸張的虐待動物案件，執法單位和司法機關往往是被大眾批評和責難的首要對象（例如去年的林口頂福寮案）。

然而台灣動物保護執法真正的癥結點，毫無疑問的，主要還是在於立法上的缺失──無論是故意或過失，不分傷害輕重，只要造成動物任何「不必要的痛苦」，都應該受到同樣的譴責；至於處罰寬嚴，本就可依情節輕重而有裁量空間，並無損於立法核心和目的。

法定飼主責任的落實和執法刻不容緩，唯有如此才能確立一般個人飼主、飼養動物相關產業、或機關在內的動物管領人之法律責任，並將這樣的保護範圍，擴及到伴侶動物以外，涵蓋以往甚少受到關注的經濟／實驗／展演等動物福利上。

而這也是防止棄養和解決流浪動物問題的必要手段之一。

「動物當代思潮」，跨域討論各項動物保護議題，並與國外經驗相互檢證反省，期使台灣「動物保護學」能持續成熟茁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