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奇摩新聞 「為了比賽公平和運動員健康，當然不該吃禁藥！」你確定嗎？──從「許淑淨事件」談禁藥爭議
作者：鄭凱元／非同一性的健康促進
曾拿下兩面奧運金牌的前舉重國手許淑淨，上週爆出曾使用禁藥的新聞。世界反禁藥組織（World Anti-doping Agency，下稱 WADA）在 2018 年以事後檢驗的方式，認定許淑淨在比賽期間使用禁藥，除了禁賽 3 年之外，更收回她 2017 年的世錦賽銀牌。
運動員使用禁藥對絕大多數的讀者來說，可能不是什麼新鮮事，如自行車好手阿姆斯壯、美國職棒巨星羅德里奎茲「A Rod」、網球前世界第一莎拉波娃，均曾爆發使用禁藥的新聞，所謂的「反禁藥戰爭」（war on doping）隨之而來，就如同試圖根除毒品濫用的反毒戰爭（war on drug）一樣，儼然成了一個倫理、醫學、理性等多重論述的戰場。
就算不特別去查書，我們也不難想出幾個「反禁藥」所以受到重視的理由；可是同樣的，就算不是經歷過禁藥風波的運動員，我們或許也多少曾對於「反禁藥」的理由有過一些疑問。這篇文章的目的，正在於嘗試檢驗「反禁藥」所聲稱要捍衛的其中兩大價值：公平競爭和保護運動員健康，並接著探討反禁藥成為國際共識的歷史脈絡。
禁藥消失了，運動員們就可以公平競爭嗎？
事實上，在不使用禁藥的狀況下，每個人的處境仍然並不公平，而且這種不公平的案例俯拾即是。舉例來說，不同種族在體格上的差異，就在許多特別強調身體素質的運動項目上帶來顯著的差異。台灣男性的平均身高是 171 公分，在荷蘭、波士尼亞則是 183 公分，這樣的差異恐怕是禁藥也難以弭平的。
你可能會說，身高是天生的，沒辦法改變，但只要勤加鍛鍊自己的技巧，仍可以「逆境中求勝」；甚至，身體素質的差異，只是訓練方法不彰或者個人不夠努力的藉口──或許吧！但換一個「極端」點的例子，也許你也會有所動搖：
比如說，患有「先天性紅血球增生症」的偉大的芬蘭滑雪手Eero Mäntyranta，特殊的身體狀況，使他血液攜帶氧氣的能力，比一般人高出 50%，給了他極大的優勢。
再比如，阿根廷足球員梅西（Lionel Messi），是舉世聞名的世界球王，但你或許不知道，他其實罹患了生長激素缺乏症，14 歲時只有 140 公分的他，比阿根廷 97% 的同齡女孩還矮。為此，梅西接受了數年昂貴的生長激素補充療法（生長激素亦為禁藥，請見文末註），也因而成了一個非常有趣的案例──治療前，梅西是一個因病而比台灣女性平均身高還矮的小伙子，治療後，梅西踏上成為史上最偉大球員之路。使用生長激素，究竟是促進還是違背了公平性？
除了生理上的差異以外，社會經濟水平的差異，也對這個「公平競爭」的假設帶來嚴峻的考驗。許多出生在資源匱乏地區的小孩，因為在早期重要的發育期缺乏足量或均衡的營養，造成身體發育上無法回復的遲緩。這些孩子所面臨的不公平，並不需要價格高昂、人事繁複的精密實驗儀器和跨國監控機制就可以發現。但是舉著公平大纛的體育治理機構，對於這樣的不平等卻置若罔聞。
而隨著科技快速進步，這樣的社經水平差異，也更直接地影響到禁藥使用。透過基因轉染來改變生體機能的「基因禁藥（gene doping）」是近年火紅的話題。這種高端的增強運動員表現的方式，可能更難被藥檢工具發現。可以確定的是，這些「增強表現」的新科技，會更照顧到有更多財務優勢、人脈關係、國家力量的運動員；不平等持續存在。
關於公平競爭有兩個看似一樣但其實不同的命題：（一）使用禁藥影響到運動員公平競爭環境、（二）因此「反禁藥」措施可以提供更公平的競爭環境。若要合理化反禁藥措施，這兩個命題都必須為真才行。但雖然禁藥確實帶來了不公平，可是反禁藥或許卻無法真的強化公平性，反而還可能讓生理、社會、階級的不平等更加嚴重。
禁藥消失了，運動員就會健康嗎？
運動員因為使用提昇表現的藥物而傷害健康甚至死亡，是一個確實存在的風險。頂級醫學期刊 The Lancet Haematology 曾指出，在 1987 與 1990 年之間，光是在荷蘭與比利時就有 20 名自行車手死於夜間心臟病發，這是一個使用紅血球生成素（EPO）可能引起的副作用。
從這個角度來看，限制運動員暴露在這些藥物之下，確實可以減少競技運動的健康風險。然而囿於禁藥檢驗技術與工具，反禁藥卻不只會阻止運動員使用這類藥物，還會對運動員其他健康層面帶來影響──就拿這次的事件舉例，許淑淨在事件爆發後解釋，他是因為世錦賽前壓力大導致失眠，而誤服了含有禁藥成分的安眠藥。
不論我們是否相信許淑淨的說法，在沒有提昇表現的意圖下，為了其他健康目的誤服禁藥成分，確實是有可能的。已經退休的另一位奧運舉重金牌陳葦綾也說，為了避免誤食，她寧可睡不著也避開安眠藥、不敢吃藥治療青春痘，甚至即使比賽遇上經期，也不敢使用停經藥。
這些案例都顯示，為了在現在的禁藥檢驗下展現出「自然健康」的身體機能，運動員反而被迫忍受其他健康困擾，而無法接受一般人習以為常的治療。
再拿梅西和許淑淨或陳葦綾相比，接受數百萬的生長激素療法者無罪，但安眠藥和青春痘藥不准吃，更顯示了這個看似充滿科學法理性的「保護健康」論述，其實充滿了人為的價值判斷、甚至是商業與公關利益的考量。
另一方面，競技運動發展至今，以「健康」作為號召，其實已經不無虛偽之處。競技運動員為了在特定能力與體質上登峰造極，往往反而必須忽略其他健康的面向。其中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心理健康。
明星運動員自殺身亡的案例時有所聞，去年，18 歲的年輕滑雪手 Ellie Soutter 自殺，其父親就認為和他壓力太大有關。2009 年德國足球名將 Robert Enke 臥軌身亡，也轟動體壇。另一個常見且與過度激烈的操練更有關的死因，則是心肌病變。著名案例包括 2003 年喀麥隆國腳 Marc-Vivien Foé 在代表國家出賽時心臟病發，送醫不治。
因此若要追根究底，傷害運動員的恐怕並不是血液、尿液中驗出來的那些物質，而是整個競技運動文化施加於運動員的病態價值觀。今天不論是不是服藥，還是過度訓練、心理壓力、國族榮耀、媒體干擾、造假年齡，其實都是菁英主義與資本主義在運動界掛帥的症狀，而這些症狀則又是運動員健康受損的原因。因此，大張旗鼓的對禁藥宣戰，不但可能無助於改善運動員的健康，甚至限制了運動員調理健康、提升生活品質的選擇。
「反禁藥戰爭」的政治與利益
運動員透過食品、藥物、手術，或其他手段來提高自己的勝算，幾乎跟競技運動的歷史一樣久遠。古希臘的著名醫師蓋倫（Galen）就描述過運動員服用興奮劑來提升表現。
而在現代的國際運動治理體系下的「反禁藥戰爭」，則始於 1960 年代，國際奧委會（International Olympics Committee，下稱 IOC）和國際足球總會（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Association Football，下稱 FIFA）針對自己舉辦的運動賽事，進行禁藥檢驗。
然而，有趣的是，在 WADA 這個獨立的藥檢組織於 1999 年成立之前，全球體育界對於反禁藥可以說是意興闌珊、交差了事。而 WADA 成立的直接原因，就是前一年在環法自由車賽爆發的嚴重禁藥醜聞。
在那個時代，各個體育治理組織自行進行藥檢，便出現了利益衝突。對 IOC 來說，「反禁藥戰爭」主要是一個公關議題和象徵口號，其目的與其說是公平競爭、健康保護，不如説是為了提升奧運的形象，並協助推廣和行銷奧運這個大有可圖的盛事。在這樣的動機下，反禁藥自然效果差勁。
在 1980 年的莫斯科奧運，官方禁藥檢驗全數通過；然而在之後的獨立檢驗，卻發現 20% 的檢體有睪固酮的陽性反應。下一屆的洛杉磯奧運更爆出了明星運動員的陽性檢驗結果疑似被銷毀，以避免公關危機的疑雲。而即便當輿論壓力已迫使 IOC 不得不宣布成立一個獨立藥檢組織時，IOC 仍沒有放棄控制這個組織的野心；如今 WADA 的執委會成員和預算，都各有一半來自 IOC。
上面的歷史故事試圖彰顯的是「反禁藥戰爭」如何與政治、經濟、乃至於國族利益掛鉤。而正如前文所嘗試指出的，「反禁藥」這個精神，本來就不是建築在多麽崇高的道德性或科學權威上的。如果我們進一步梳理其背後脈絡，可能只會浮現更多糾葛的結構與利益。礙於本文篇幅有限，筆者只能點到為止，不擬申述。
小結：清楚各式可能性，千萬別被輕易說服
這篇文章寫於台灣 11 名涉禁藥選手被公開之際，目的並非要為任何一位運動員脫罪，而是要趁著這個時機，邀請大家將「反禁藥」拉下道德與醫學制高點，更嚴格的檢驗它的法理性。而即使（不論是基於什麼理由）我們同意禁藥是一個需要處理的議題，我們也必須思考今天這種「處罰以求根除」的想法，是否果真有效。
或許，在 WADA 成立 17 年後，里約奧運俄羅斯代表團的百人集體禁藥事件，就是一個對「反禁藥戰爭」自我感覺良好的警訊。運動員透過各種方式增強表現這件事最好的應對方式，可能還需要更系統性的討論與改革。在那之前，我們可以做的，也許就是不要輕易被任何一方說服。尤其是那些看起來特別堅固的表面，常常正是為了隱藏背後特別陰暗的權力和意圖。
註： 但因為梅西在十幾年前就停止用藥，加上他擁有診斷可能讓他符合網開一面的條件（Ttherapeutic use exemption），他並沒有被懲罰。另一個因素是國際足總有自己的藥檢機制，和WADA並不完全相同。
※本文由換日線網站授權刊載，原標題為《 「區別但平等？」──從《怪獸與牠們的產地》看同性議題公投之爭》，未經同意禁止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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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醫學系畢業後現在倫敦大學學院進修心理衛生/精神醫學博士，研究性少數的心理健康，感到興趣的領域包含心理健康、全球健康、性別研究。喜歡的冰淇淋口味是草莓；喜歡的泡麵是台酒麻油雞麵；喜歡的夜市小吃是小上海跟麻辣燙；喜歡的起司是藍紋起司；喜歡的電影是魔戒；喜歡的畫家有竇加和康丁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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