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星計畫」有用嗎？還有更本質的問題

作者：Jack I.C. Huang／The World 2.0

教育是義務也是權利，在當代幾乎所有的國家中，都深知教育對無論是個人還是社會的發展極為重要。2019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也是《貧窮的本質》作者之一的 MIT 教授 Abhijit V.Banerjee 指出，每多增加一年的義務教育，可為 GDP 帶來超過 4%，甚至可能有 8% 的效益。而對企業來說，從產業轉型到提高各種附加價值，亦首重人才培育，因為唯有將人力資源視為重要的資產，方能在全球化的時代，維持競爭力。

另一方面，長久以來，教育也存在著「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問題。除了極少數的已開發國家外（例如北歐），教育資源分配不公，是普遍存在的現象。當然，越是落後的地方，例如撒哈拉以南、中東與西亞等地區，因教育資源無法雨露均霑，造成的不平等差距自然更加嚴重。如同財富，好的教育機會越趨集中在有錢的家庭，也影響著日後人們在職場發展的階級與地位落差，導致社會分化等各種問題。

在台灣，無論是駱明慶教授，還是林明仁、沈暉智的論文〈論家戶所得與資產對子女教育之影響〉，都不約而同地指出，有錢人家的子女，進入前幾名大學的機會，遠比中低收入的家庭來得更高。不僅如此，在「教育是否能促進階級流動」這個問題上，恐怕也頗讓人失望。以往我們認為只要努力讀書，貧戶的小孩也可以出人頭地，但近幾年卻有研究認為，階級流動並沒有因為教育而有顯著提升，因為當「從好的大學畢業」與「找到好的工作」成為社會主流價值的時候，中低收入戶的子女，在起跑線就遠落後富裕階級的子女。

雖說諸如「繁星計劃」、「多元入學方案」看似稍稍減緩這樣的憂慮，但整體情勢來看，仍如同《報導者》的報導〈教育能翻轉人生嗎──高教的反向重分配現象〉一文中所說的，「有錢的小孩不見得什麼都很厲害，但至少比較會考大學」，進一步來講，有錢人家的子女相對更容易在社會上獲取更多的資源，更高的地位／階級，與佔據經濟與政治上的優勢。

哈佛大學教授桑德爾，在其《成功者的反思》一書中，從另一個角度將之稱為「才德制」（meritocracy）的問題。除了同樣點出了高收入家庭、主流族裔、都會區居民、父母學經歷較好的人──統稱為「優勢學生」，升學表現與就業發展都比較好之外；更是一針見血的提出，「才德制」霸權透過自由主義思維主宰著近代社會，從東方到西方，不約而同擁抱這種美國夢的價值觀：只要努力，生活就會變好。

但在現實上，跨階層之間的移動越來越困難，更可怕的是，在社會政治與經濟取得較高地位者，也順理成章地認為「一切的成果皆靠自己努力而來」，而未能思考到其原生家庭的優勢地位，以及該優勢地位或許才是造成成功的重要因素。

「利用教育翻轉階級」背後的問題

而教育的目的到底是什麼？當然，把教育視為階級翻轉的手段，在自由主義主宰的社會氛圍下，似乎習以為常。只要認真學習，付出相當的努力，低下階層也能因此而翻身，躋身上流，而中上階層若一味地懶惰，也很有可能因此而淪落為貧困。這裏姑且先不論教育作為翻轉階級的手段，究竟有沒有達成目的，但單就階級流動這件事的本身，就存在幾個問題：

第一，把流動當成最終的目標，而未能去思考各個階級之內，平等與正義問題。又或這麼說吧，當我們把重點放在純粹的階級流動，就更少的會去關注與共創一個「任何階級都能有尊嚴適得其所」的共善社會。我們到底是要一個階級雖能互換，但人人卻信奉少數利益導向的價值觀；還是一個共好且群體的繁榮，讓每個角色都能快樂的投入他的工作、享有均等的保障，無論這份工作是醫生律師法官，還是建築工人清道夫或烘焙師？

第二，把翻轉階級作為目標，教育也就成了手段之一，而非投入在學習，以及單純享受獲取知識的快樂。因為階級流動的最有效方式，便是把「從好的大學畢業」與「找到好的工作」強力的連結起來，這之中，再加上「成功學」、「美國夢」，又或桑德爾所謂的「才德霸權」的推波助瀾，讓認同這套價值觀的人，無論貧富貴賤，會把畢生精力與時間放在「向上爬」，讓財富、地位這些可財務量化的指標，化作身份與認同感，而非真正去創新創造、實踐美德，去從事那些無法財務量化卻有意義的事物，例如志工服務、關懷社會議題，或願意以自身的職業為榮。無論做什麼都能有所貢獻，培養公民品德，共創公正善良的社會。

更別提，教育資源分配不均，讓本就已經固化的社會結構，變得更難以撼動。貧者越貧，富者越富，而但凡是才德制霸權社會的既得利益者，變成富裕的家長之後，自然也深知這點，更願意花費資源，投入在子女的教育。反之，未能從中獲益的群體，他們的子女自然也必須承受更大的壓力，且面對不公平的競爭。

什麼是 UBI？和教育何干？

有學者提出，或許，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以下簡稱 UBI），會是一個解決方案。UBI 顧名思義，就是由政府定期定額的向全體國民發放金錢，由於是不設門檻，且雨露均霑的發放，故這筆錢會被視為「收入」，而非其他名目的津貼或補償。

全民基本收入，在近幾年成為顯學，有別於傳統的福利國家政策，UBI 更強調在覆蓋率要達到全民受惠，以及基於政府財政負擔、公平性、可執行性、社會安全網絡，乃至對「不勞而獲」方面的顧慮，史坦丁（Guy Standing）教授在《寫給每個人的基本收入讀本》中已有充分論述，也分門別類的正面回應幾大常見的質疑和挑戰，對 UBI 有興趣的讀者，不妨參考。

每個人每月（或每週）都能從政府領取固定的收入，我們暫且先假定可行──那跟改變教育與社會的傳統框架，又有什麼關聯？其實，除了最淺顯的理由：至少讓中低收入戶子女得以有一筆穩定的「學費」之外，無需分神在打工而影響學業，或必須幫助家庭經濟，而犧牲學習時間；更深層次的意涵，則是希望擴及求學階段與接續的職涯發展，讓每個人，特別是非處優勢地位的人，能夠從「學習與勞動疏離化」的結構中，給解放出來。

「勞動疏離化」是社會學者馬克思，在分析勞動這件事的時候，所提出的「疏離化」（alienation）概念。而本文針對教育議題，也把受教或求學視為勞動的前期準備，又或屬於能力養成，以因應未來勞動所需具備的專業。也因此，廣義來講，教育也是勞動的一部分，而馬克思所謂的「疏離化」，亦可適用於教育與受教者的關係，並探討教育資源的不平等，以及教育欲達成的目的。

什麼是疏離化？楊理然在〈馬克思如何分析勞動？〉一文中，介紹到馬克思時認為，理想的狀態下，勞動（labour）應是將自己的能力或想法，予以「外在化」的實踐過程。換言之，勞動是一種自我實現與表達，如同教育學習一樣，應是一種對自我的探索，挖掘與實踐興趣的過程，而這樣的過程，擺放在理想的社會體制下，可以為群體創造貢獻，並依此貢獻獲取合理的報酬。

舉例來說，對烘焙感興趣的麵包師傅，有新的想法，想嘗試新配方，他便會透過勞動，將此想法「外在化」，也就是做出新品種的手工麵包。在這個過程中，他會與「生產行為」本身，製作出來的「產品」，乃至「與他人的互動」而建立起關係。與之相對立的，則是工業化的專業分工，把勞動過程破碎化，讓產量提高，但每個角色卻會與自己的勞動過程產生疏離化。不過，專業分工的情況下生產會非常有效率，但勞動的唯一目的，似乎變成不斷獲取更多的報酬，而非欣然投入在生產製造的過程。這也說明了，為什麼當代社會，工作難以作為「自我價值的實踐」，以及即便沒有過勞，但仍很多人覺得工作沒有意義，每天渾渾噩噩。

教育亦是如此，當階級流動成為目的，學習成為晉身上流社會的工具時，極大化「工具理性」就是很自然而然，最有效率的一種思考模式。學生、家長、學校以及政府，在解決教育資源分布不均，和促使社會階級的正常流動兩方面，皆以工具理性的方式思考，或許，的確有機會透過短期手段來重新分配資源，讓帳面上的流動比例看起來稍稍好一些，但長遠來看，並未真正思索結構性的問題，意即，我們到底想要一個什麼樣的社會？

UBI 可能是最直接，也最淺顯，但尚未大規模驗證是否有效的方案。基本收入可能緩解教育的問題，甚至在某些方面，比繁星計劃和多元入學方案更為有效的原因在於，從根本上針對馬克思所謂的「疏離感」，降低其嚴重的程度。

高薪與精英主義，無益打造更公平的社會

哲學家范．帕雷斯（Philippe Van Parijs）認為基本收入能為人帶來真正的自由，而自由可以很大程度上，鼓勵人們去與「所接受的教育」與「所從事的勞動」，以及相關的利害關係人，建立更親密關係，從中，也相對預期能獲得更高的滿足感。當基本收入可以滿足後，我們或許可以無需為了「賺錢」而勞動，為了「翻轉階級」而努力接受教育，而是可以投入在適才適所的地方，而非不斷追捧高薪與菁英主義。

全球化與精英主義帶給高學歷者豐厚的報酬，卻對大多數的一般勞工助益甚微。數據顯示，從 1979 到 2016 年，美國製造業的工作機會減少了約 7 百萬個，生產力雖因技術發展而大幅提高，但每個藍領勞工從生產行為中分配到的報酬卻越來越少，決大部分流入股東、高階管理層，和那些所謂擁有高學歷的社會菁英口袋裡。

1970 年代，美國公司執行長的所得，是基層勞工的約 30 倍，但到了 2014，這個比值已超過 300 倍，而放眼望去，你很難看到「出生寒微」的執行長或公司高層，這在數十年前或許還有機會，但在當代以「功績志」或「學經歷至上」的社會氛圍下，幾乎不可能。

誠然，要改變教育分配不均這件事，如同要改革貧富不均一樣，困擾著為數眾多的經濟學家與政府決策者。可能但凡有人類文明以來，「不平等」就是鐵錚錚存在的現象，只不過在不同的時代與體制之下，赤裸裸的彰顯，或包裝以其他體面的外衣，例如「才德制」或「美國夢」，間接的影響著所有人。

想修補不平等或分配不均帶來的傷害，光是更多的補貼、更大動作（或做做樣子）的重新分配，恐怕都是不夠的──我們必須思考如何看到教育本身，以及後續銜接的職業，重新探討一份學位、一份工作的內在價值，並打破現有的尊嚴階序（hierachy of esteem），而非僅鞏固傳統的觀念，讓人人都能因為有了基本保障與自由，能夠選擇真正有興趣的領域，發揮自身價值，讓自我實踐成為社會衡量貢獻度的依據，而非以 GDP 的角度，去追求更高的薪資與生產效率。

《正義論》的作者、美國政治哲學家 John Rawls 曾言：「受到天賦青睞者無論是誰，唯有當其天賦帶來的利益能改善不受青睞者的處境時，才配享有那些利益。」而 UBI 提供另一個角度，讓不受天賦與先天條件青睞的弱勢者，得以更有機會去實踐自己的價值；進而，改變沈積已久的框架，與習以為常的制度。或許，一個各個領域都能受到尊重、保障，與適足發展的共好社會，才是我們應該結合教育，去思考的方向。

※本文由換日線網站授權刊載，原標題為《 教育是為了翻轉階級嗎？當我們還在討論「繁星計畫」是否有用，卻忽略了更本質的問題》，未經同意禁止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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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Jack I.C. Huang，台北人，倫敦大學主修國際經濟與全球化管理，畢業後回到亞洲。 先後任職於聯合國亞太投資貿易處（TID）與 Office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OICT），協助 fuel management 系統開發和支援維和部隊的運作，必要時得出差前往剛果、南蘇丹、索馬利亞與象牙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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