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富裕的地方，貧窮起來越是可怕」——新加坡的光與影（社會篇）

作者：Jack Huang／The World 2.0

2018 年底上映的好萊塢浪漫愛情喜劇《瘋狂亞洲富豪》，由清一色的亞裔演員，詮釋了一段東西方文化差異下的愛情故事，同時其誇張華麗的場景，與對新加坡富裕層級生活的描繪，亦深植人心。

然而，在大量財富聚集與經濟高度發展的背後，究竟新加坡是否真如表面般的光鮮亮麗？是個值得更深入探討的議題。

新加坡的貧富差距問題，不是「人均」可以說明

我們首先來看下圖一：以 2017 年的吉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來看，新加坡無論在原始的統計數值上（0.417），或是經過稅收與福利財政措施調節後的「加權係數」（0.356），都屬「偏高」。

在此先補充說明一下「吉尼係數」之於貧富差距的意義：一般來說，我們會用吉尼係數來觀測一個社會的貧富差距狀況，該係數必介於 0 到 1 之間——若數值為 0 ，則表示社會上的「財富完全平均分配」；反之若為 1 ，就代表整體財富收入都集中在單一群體手中，象徵著「收入分配極端不平均」。也就是說，吉尼係數「越低」，代表著貧富差距問題相對越不嚴重；反之則否。

多數歐洲國家在經過稅收與補貼的調節下，一般來說此數值會介於 0.25 — 0.35 之間；而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訂定的標準，則把吉尼係數 0.4 作為「收入分配不均的警戒紅線」——按照經驗法則，一國的吉尼係數超過此一警戒線後，貧富兩極分化的狀況，極為容易加深不同階級的對立，進而引發社會動盪。

誠然，吉尼係數絕不是衡量「貧富差距問題」的唯一指標，但我們多少可以從中理解到，以新加坡為例，即便它的「人均」 GDP 在 2017 年時已超過 57,000 美元，世界排名第八、亞洲排名第一，但整體社會中存在的貧窮議題，並不會因這樣「平均看來」高速亮眼的經濟發展而消失。

反倒是，因為平均生活水準和所需成本的節節高升，所得位於貧窮線左右的當地居民（或外籍勞工），處境恐怕比在其他地方更為嚴峻。

換言之，當我們要討論一國人民的「貧」或「富」時，絕不能只看「整體的財富收入」或「簡單平均」，而忽略了「差距」和「分配」所帶來的個體顯著差異——美國金融海嘯時，「佔領華爾街」運動主張的「 1% vs 99% 」；臺灣去年的「平均實質總薪資 59,852 元」爭議，都是基於此。

再簡單點來說，從社會面的角度看：「相對剝奪感」的問題，永遠無法靠「統計平均後的富裕」來解決——人性往往可以接受「大家一起貧窮」，卻不見得能夠忍受「低人一等」的不平衡感。

新加坡人「幸福感」未如想像中高

回到新加坡：自 1965 年獨立以來，靠著政府具前瞻性、強而有力、效率甚高且「無國內反對力量制肘」的政策（詳見《新加坡的光與影（政治篇）》一文），新加坡快速吸引了大量外資、推動各項建設，將原本各界都不看好的小漁村，打造成如今「國富民強」的亞洲強國。

然而，除了從吉尼係數上我們可以觀察到新加坡的指數，高於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社會的平均數字，顯示其社會存在貧富差距問題之外；從另一些較新的指標，也能看出些不同於「歌舞昇平」表象的人民心聲——

例如「 2018 世界幸福指數報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 2018）對全球 156 國所做的調查顯示，新加坡的幸福指數排名第 34 （台灣排第 26 名），僅能算是中段班的成績。而歐洲大部分國家，雖然經濟表現未必有新加坡突出，卻紛紛佔據了排行榜前段的位置。其中由芬蘭拿下第一。

另外，由英國民間智庫新經濟基金會（New Economics Foundation）所做的「幸福地球指數」（Happy Planet Index）中，新加坡更曾僅居全球第 90 名 / 151 國，該指數由「生活滿意度」、「國人平均預期壽命」及「碳足跡」等構成——當中「生活滿意度」調查對象以當地公民為主，尚未納入新加坡龐大的外籍工作人士。（有趣的是， 2012 年該調查結果發布後不久，如今新加坡的欄位已被從調查名單中移除）

當然，雖同樣是「外籍移工」，但比起大量赴星從事基層打工的人員，少數坐領著高薪的外籍區域主管，或具備專業技能符合 EP 以上資格的經理級人員，顯然才有可能具備《瘋狂亞洲富豪》劇中揮金如土的實力，對於在新加坡生活與工作的「幸福感」，也自然會高上許多。

我們再從上圖二，來看看新加坡「相對低收入階層」的情況：接受新加坡社區關懷計劃（ComCare）——亦即政府補貼 20% 低收入戶家庭的社福措施——的人數，從 2012 年到 2015 年間，共增加了 43% 。

當然，這麼高的「低收入戶增長率」，應包含部分政策因素：例如增加比例以高齡者最為顯著（漲幅達 74% ），可能是來自於新加坡政府近年為面臨高齡化社會，而增加補貼；另有分析表示，這是因為新加坡的低利率環境，和 2014 年前後，政府祭出對提領公積金的新限制有關。

不過最重要的因素，仍指向新加坡高經濟發展的背後，因同時被推高的物價與生活水準，導致某部分（甚至很大部分）的家庭，未能有足夠的可支配所得，去維持相當程度的開銷。

根據各項統計，新加坡擁有全世界密集度最高的百萬富豪（以每 100 人中淨資產超過 100 萬美金來算）；但同時亦有 14% 左右的居民，面臨嚴重的貧窮問題。

換言之，許多新加坡人感到「不幸福」，很大原因即是來自貧富差距與生活指數高企，所造就的「相對剝奪感」。

認知一國之內必有的不同面向，才能真正了解新加坡

當我們看見亞洲富豪們揮金如土，在金沙酒店賭場一擲千金時，不難想像，同時間也有一群來自亞洲各國的底層勞工，默默地為這「偉大的城市國家」付出畢生。

他們很可能沒辦法領取體面的工資——畢竟新加坡沒有最低工資保障的制度。超過 80% 的人口居住在政府的公屋（或稱組屋）中，另超過 40 %的年長者，因無法應付晚年生活所需的支出，只能一再延後退休年齡，或者「轉職」擔任商場清潔工、收銀員等種種勞力為主的工作。

這些都與我們在電影《瘋狂亞洲富豪》中所見聞的場景，有著截然不同的面貌。

筆者的新加坡友人們不時會私下抱怨、批評官方「居然會以大部份居民都住在政府提供的公屋自豪」，因當地人大多心知肚明，公屋雖價格實惠，設施與環境堪稱完善，但真正的有錢人多半會住在私宅，或是市中心高價的豪華公寓；反觀全國其他 8 成的人口，則是在地狹人稠的新加坡，「毫無選擇」地只能居住在公家配給的房子中。這究竟算不算是政府的「德政」？在當地有著不同的解讀面向。（當然，從青年購房越來越難的台灣看新加坡，解讀更可能和當地人完全不同）

不過這裏也要稍微平衡一下說法：新加坡雖從數據統計與民眾的直接觀感來看，「貧富差距拉大」確實有日益嚴重的傾象，但在社會穩定與對最底層公民的保障方面，倒也還算是安排謹慎。以前文中敘述的公屋（組屋）政策為例，政府會「強制每人每月繳納公積金」，用以分擔居住所需的成本，達到「居者有其屋」的理念（雖然民眾不一定領情）。再來某些「類福利」的措施，像是同樣在前文中提到的「社區關懷計畫」（ComCare），同樣也彌補了貧富差距下，貧者對生活必需品的需求。

而新加坡政府以法治與清廉聞名國際的作風，某種程度上也確保了當地有錢人是「合法致富」（至於由境外來到新加坡的資金，就不敢保證了），賺錢必須取之有道且合法納稅（雖然稅率低、但執法嚴）的觀念，所以即便吉尼係數已經在 0.4 的警戒線左右徘徊，新加坡社會卻相對較少「仇富」氛圍，多少對其社會穩定、繁榮永續有所幫助。

亞洲富豪，在新加坡肯定是多的。但在新加坡成功菁英們的身影背後，也別忘了：任何一個偉大的國家、看似光鮮亮麗的城市，勢必總有一群位於食物鏈底層的打工仔，支撐著那繁華與成長。

而在一個舉國上下崇尚「競爭力」的國度中，「越是富裕的地方，貧窮起來越是可怕」。

※本文由換日線網站授權刊載，原標題為《 【認真看東協】「越是富裕的地方，貧窮起來越是可怕」——新加坡的光與影（社會篇）》，未經同意禁止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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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Jack Huang，台北人，倫敦大學主修國際經濟與全球化管理，畢業後回到亞洲。目前在曼谷，先後任職於聯合國亞太投資貿易處（TID）與 Office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OICT），協助 fuel management 系統開發和支援維和部隊的運作，必要時得出差前往剛果、南蘇丹、索馬利亞與象牙海岸⋯⋯。足跡走遍世界 20 多國，曾旅居紐約、舊金山、首爾、北京、新加坡、歐洲等地。喜歡接觸新事物，腦子裡總是有左派與右派的思想不停衝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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