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導者專題：好死，好難？】生與死的兩難：安樂死在台灣？

Yahoo奇摩取得非營利網路媒體《報導者》獨家授權，同步刊登「好死，好難」專題，透過報導，一起檢視這段充滿眼淚的歲月，帶您一窺台灣人生命最後一哩路的真實困境。

文／賴子歆、鄭涵文 攝影／余志偉 設計／黃禹禛

生在台灣，是我們無法決定的偶然，那麼，面對必然發生的死亡，在台灣的我們，可以選擇怎麼離開嗎？

今年3月，知名作家瓊瑤發表她寫給兒子和兒媳的公開信，除了仔細交代身後事，同時表明拒絕多種醫療處置，更期待台灣未來能針對「安樂死」立法。在那篇臉書發文底下超過千則的留言裡，湧進大量附和支持的聲音。

時間往前推到2016年年底，資深體育主播傅達仁「上書」蔡英文總統，請命通過「安樂死法案」，並願意成為全台第一名案例，一時社會為之熱議。後來他在各種公開場合一次次解釋他的提案：第一、80歲以上、有不治之疾者；第二、年輕人，被醫生證明是絕症者，前提都是自願、沒犯法、沒欠稅，得享有「安樂善終權」。他說，這是為全民謀福祉的法案，友人如知名運動員紀政也表示力挺。

在一個又一個想要安樂死合法的聲音背後，是對「不得好死」的恐懼以及對「善終」的企求。

他們之中，不乏照顧者、探病者，他們目睹一次又一次的「盡全力搶救」，以及無法拒絕醫療處置的痛苦軀殼，走得既痛苦又沒尊嚴。

嘉義退休教師賴台生的母親當年已是癌症末期，子女們捨不得，仍讓她嘗試新藥，硬生生把半年餘命撐到一年半。直到母親離世，他才從醫師口中說出的那句「你們太孝順了」，悟出了自己的「愚孝」——那些拚命讓媽媽活下來的日子，只是讓母親受苦受難。那之後，他簽了安寧緩和醫療意願書、遺體捐贈同意書等文件，為自己做好臨終準備。

「你綁著、插著管子、哀哀叫的，還不曉得哪一天能死，那是痛苦、那是刑罰，」傅達仁皺著眉、邊揮手說著他看到的情況。受不了病痛之苦、拖累家人之罪的當事人中，也不乏以極端方式走上絕路，徒留一地唏噓，讓家人陷於莫大悔恨和愧疚。
傅達仁專訪影音

為了幫病人和家屬自苦海解脫，賴台生2016年9月透過國發會「公共政策網路平台」，提出「推動安樂死合法」一案。他原以為提案不可能通過，想不到最後在3個月內，以5,392個附議提案成功，促使衛生福利部於該年年底召開公聽會回應。

這個全名為「研商推動安樂死合法化政策」的會議，是近年來公家單位第一次集結倫理學、醫學、法學等不同領域的專家，專為探討安樂死召開的正式會議。

「生命權」與「自主權」的兩難

作為提案人，64歲的賴台生說，母親和岳母都因病拖磨多年才離世，「我岳母中風，7年來都是兩種表情，不是很難過，就是不耐煩。」生前最後的日子毫無尊嚴。他認為，人沒辦法控制怎麼來到這世界，至少得能決定是否死得漂亮，「我不要把生命最後的決定權交給別人，我傾向自己決定去留，把善終權找回來。」他形容，如果人的「賞味期限」到了，就要順勢而為，不要逆天而行，「這不是殺死，是解脫！」

而會議記錄上，教醫學倫理的中山醫學大學教授戴正德則說：「基本上人類對生命，並沒有決定生死的權利。…… 如果一個人活著可以讓別人感受到活著是有價值的，就有活著的責任。」他認為，荷蘭很多選擇安樂死的人，其實還能活下去，從這角度來看，無異於浪費一條寶貴生命。

賴台生和戴正德的想法，正好各自對應「生命自主」與「生命價值」的立場，這是討論安樂死議題時經常交鋒的兩造想法：人的生命權和自主選擇權，孰輕孰重？

主張自主權的人強調，一個人擁有生命的自主與選擇權，才能活得有尊嚴。一旦窮盡辦法卻無可避免地活在痛苦並邁向死亡時，為何不能選擇當下結束？賴台生接受《報導者》記者訪問時形容，如果知道終點近了，明明有直達車，為什麼還要搭車子在中間繞路？為什麼不能選直達車？

但從生命價值優先的立場出發，認為人只要活著，不管機會多麽渺茫，總有希望，為什麼要扼殺奇蹟發生的可能？「反對（安樂死）的論述中，他們提出質疑：你怎麼知道你現在的疾病，一定沒有希望，也許明天就會有新的藥物被研究開發出來，因此你不能說我已經活得非常痛苦，因為希望就在明天。」戴正德說。

雖然核心立場大不同，會議上還是假想了實際執行最可能碰到的問題：多數醫護人員不願成為結束他人生命的執行者。

有安寧舵手之稱的蓮花基金會董事長陳榮基在會議上說：「把病人弄死來解決病人痛苦，是違反醫學倫理，因為醫師是要維護病人的健康、治病或減緩痛苦，最後陪伴病人好好善終，這才是醫生的任務。」

投入台灣生命教育的台大哲學系教授孫效智解釋，連美國這樣民主的社會，至今51州中也僅6州通過病人主動服藥的「協助自殺」合法，而不允許安樂死。主因之一是害怕醫師救人第一的「原始設定」受影響，致使病人權益受損。美國也曾就相關議題對醫護人員做民調，結果是：多數醫護人員均贊成安樂死成為善終的選項，但是，沒有人願意當執行者。

醫界的另一種考量是：2000年通過的《安寧緩和條例》以及2016年底通過、將於2019年正式上路的《病人自主權利法》，已經先後拉展出台灣人「善終」的空間。這兩部法律，讓病人能在特定情況下，表達拒絕急救或維持生命治療的意願，並在緩和醫療照顧下，與家人道謝、道愛、道歉、道別，再離世。（延伸閱讀：預訂好好死門票：《病主法》開放入場）

不加工延長生命、拒絕不必要醫療的「自然善終」，是台灣深耕安寧緩和醫療界人士多年來推廣的概念，他們普遍不認同「加工死亡」的安樂死。台大醫學院教授蔡甫昌在公聽會上說，雖然越來越多西方國家漸能接受「積極造成病人死亡」，加州醫學會甚至訂出了執行導引。但緩和醫療行之有年的英國，仍在國會上否決了安樂死相關議案（註1）。

求個好死很難嗎？

從安寧緩和醫療的觀點來看，若安寧緩和醫療普及且品質優良，能緩解90％以上病人的痛苦及尋死念頭，而且根據《經濟學人》委託新加坡連氏基金會的「2015年死亡質量指數」調查，台灣排名世界第6、亞洲第1。

臨終醫療質量並不差的台灣，何以安樂死仍呼聲不斷？

台灣的安寧緩和醫療推行多年，2014年約有2萬6千多位病人接受安寧的照顧。但實際上，仍有供給量不足、品質良莠不齊的進步空間。2016年5月，監察委員江綺雯糾正衛福部，認為該部沒有建立整合性的安寧照護體系，不僅未讓服務普及，也無能確保安寧緩和醫療的品質，而有失當。這背後牽涉到包括醫師教育、健保給付、公衛宣導等複雜面向。即使相關組織推廣不懈，《安寧緩和醫療條例》通過17年後的今天，健保卡上註記意願書的人數仍僅約42.7萬。

其二，現有的兩個法律，目前僅適用末期及5種特定臨床條件的病人（註2），許多病人並未被涵蓋在兩法的範圍內。

像是俗稱「泡泡龍」的罕病先天性水皰症，病友每日都要承受全身血皰、水皰不斷漲破，並花8個小時包紮、換藥。若病友決定拒絕食道擴張術等維持生命治療，在自然結束生命之前，將經歷莫大苦楚。這類病友最後身、心、靈所承受的痛苦，或許已超過醫療能幫上忙的範圍。那麼，台灣是否還有空間進一步討論其他做法，協助他們結束苦痛？

這股「與其痛苦活著、不如死個痛快」的訴求，其實映照出當代台灣社會變化。

一方面，台灣即將踏進「高齡社會」，明（2018）年65歲以上的人口佔總人口將超過14%，每7人就有1名長者，老病死議題不再能迴避。另方面，隨著民主社會的發展，人民越來越重視自主、想握住自己的善終發球權，這些鬆動了社會過往談死的禁忌。

此外，台灣世界著名的醫療水準，從葉克膜、洗腎機、呼吸器，到氣切插管、按壓胸部、電擊、注射強心針等急救套餐，創造了大量跟死神拔河的有力工具，但這對生命走到盡頭的病人很可能是痛苦折磨，也難怪前衛生署長葉金川會對家人耳提面命：「如果我沒法醒來，不要串通醫生凌遲我！」

2015年，台灣有名曾接受安寧醫療的癌症末期患者，在家人陪伴下飛到瑞士，尋求知名的協助自殺組織Dignitas（中譯為「尊嚴」），結束他的生命。我們越洋採訪得知，截至2017年4月，該組織7,700名會員中，有7名是台灣人。（閱讀全文）

註1：從2003年起，時年73歲的上議院議員喬飛（Lord Joffe）3度提出安樂死和協助自殺等協助死亡法案，後遭英國宗教領袖抗議，期間也有激烈討論與上街抗議，英國上議院並於2006年正式擋下相關提案。 資料來源：《 Assisted-dying legislation in the UK》，BBC）

註2： 《病人自主權利法》適用的5種特定臨床條件為： 一、末期病人。 二、處於不可逆轉之昏迷狀況。 三、永久植物人狀態。 四、極重度失智。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病人疾病狀況或痛苦難以忍受、疾病無法治癒且依當時醫療水準無其他合適解決方法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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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延長的到底是生命，還是痛苦？──專訪瑞士協助自殺組織Dignitas
生與死的兩難：安樂死在比利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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