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奇摩新聞 【換日線商業】當年的「中國矽谷」現在怎麼了？
作者：Mark Lin／五道口男子職業技術學校
已逝的中國國務院前總理李克強，曾於 2014 年喊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簡稱「雙創政策」），發動了一波由「中央政府帶頭作莊」的全民新創潮。
當時各地方政府為了響應中央政策，也紛紛大興土木、擘劃特區，蓋出了大量的「眾創空間」（台灣多稱新創基地或共享辦公室），加上受政策嘉惠而投入市場的眾多「新創加速器」，在一定程度上帶動了各地不少青年紛紛投入創業。
當中，尤以首都北京為中心的「中關村」創業大街最為知名。在當年，雙創被列為「李克強經濟學」的重大篇章，而中關村則被視為最具代表性的「示範區」。
然而時至今日，隨著李克強「人亡政息」，中國整體的產業與經濟狀況、政策風向均大不如昔。再加上後疫情時代海水褪去，如今中國「孵化器數量過剩」、「新創泡沫化」，反成當局棘手的問題。
北京中關村近年來的發展，也因此格外讓人唏噓，堪稱「轉型失敗」的案例。
「中國硅谷（矽谷）」的全盛時期
要討論中關村如何沒落，得先回顧它的輝煌時期：
當年，座落在北京西北角四環的海淀橋—中關村，因雙創政策的加持，結合北京大學、人民大學及清華大學等多所全球頂尖排名大學的地緣優勢，無疑是中國最受矚目的新創園區之一。
自 2015 年起，中國政府又將作為「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的中關村基地不斷擴大、加碼一波又一波的政策優惠，更讓無數境內境外新創公司前來試身手，甚至讓它博得了「中國硅谷」（矽谷）的美名。
相對於深圳的科技硬體製造、研發或上海的金融科技均發展有年，北京過去長期被視為中國的政治中心、較少與商業尤其「創新」畫上等號；但在政策推動加持下，加上中國正值火紅的「互聯網」（網路）時代，一波波以網路或應用程式為基礎的新創應運而生，也紛紛懷抱遠大夢想、齊集此地。
為了服務這些「潛力股」，中關村內各種類型的孵化器也應運而生，包含：中國技術交易所、創新工場、車庫咖啡等等，主要集中在「中關村創業大街」一帶。當時大量國際和台灣媒體受邀參訪時，也多將這一代視為中關村的「心臟地區」。
中關村的全盛時期前後，筆者正好於「五道口男子技術學校」留學，可說親眼見證了當地的創業熱潮：各種創業者聚會、募資活動、創投交流在這裡不斷舉行，看似光鮮的新產品、新技術持續（在 PPT 簡報上）推陳出新，新創團隊不斷地被挖掘（與淘汰），甚至在創業大街上「李先生牛肉麵」的麵店裡，都能隨時聽到「滿是商機」的討論。
尤甚，諸如清華、北京、人民大學等海淀區學生，無數人開始印起了名片：正面印著學籍資訊，背面就是該名學生創立的新創公司等各種頭銜。名牌大學學生「雙肩挑」（學業、事業），可謂盛況空前。
猶記得，當時多位在北京從事創投的台灣、香港朋友，曾興高采烈地告訴筆者：北京這裡不缺資金，更有龐大的市場，還有佳惠港澳台外創業者的雙創政策輔導加持，這個機會簡直是「百年一遇」，錯過可惜。彼時還不乏台灣青年在中關村擔任「孵化器掮客」，時常陪同北京涉台單位，共同招待台灣政要、企業家及媒體參觀「中國矽谷」，搏得不少新聞版面。
人工打造、沒有內涵的「矽谷」，難以成功
然而，在風光的背後，其實即使在全盛時期，以創業大街為中心的北京中關村，就已出現不少警訊。
首先，是在雙創策馬奔騰的年代，外來創業者一落腳北京後，便深知兩句俗諺其實非常傳神：「到北京才知道官小；沒關係就大有關係。」
北京的政商結構以三環內為全中國的政治中心，政治中心所伴隨的效應，讓全球跨國企業「必須」把大中華地區總部設在四環內，再不斷地外擴。北京確實是貨真價實的政治、商業、文化等中心，背後也確有一部龐大的官僚體系在支持著特定重點產業。
然而，對沒有背景的外地創業者來說，位處「政經中心」的優勢非但完全無法發揮，甚至很可能淪為眾多新創掮客「養套殺」的待宰羔羊。例如，當中關村的辦公室租金節節上揚，新創團隊業已無法負擔租金，招商時滿口保證的管委會，此時便立刻翻臉不認人，認為此乃「汰舊換新」的趨勢，請你速速打包走人；反觀少數「有關係」的重點新創，不但租金全免、還享有各式稅務優惠⋯⋯凡此種種，在在讓滿腔熱血的外地創業者們，早早認知了現實。
其次，是大量所謂的新創孵化器、育成中心、創業或募資顧問等等所謂的「掮客業」快速湧現，其數量甚至快要多於真正從事新創的創業者。試想，新創公司的成功機率本就不高，何況是靠新創公司成功才能間接獲利的相關服務業？一旦由政府造浪的潮水退了，許多業者很快就現出原形。
最後，中關村周圍的房地產，迅速成為火紅的投資標的。無數大型建商打出「ＸＸ新硅谷」的口號炒房，也不斷帶動中關村的商辦、住宅租金雙雙揚。這一切的發展肥了財團，卻顯然級不利於創業初期缺乏資金的公司和青年。
其實說穿了，把「北京」與「矽谷」比擬，本身就顯得不倫不類。主因乃美國矽谷從來就不是倚靠政治力形成的；而是當年一群講究創新、開放、突破框架的「科技宅或（兼）嬉皮士」們，從無到有、自然而然地慢慢形成一個特殊的聚落。而當這種帶有反叛與理想主義、由下而上形成的創業精神，橫跨太平洋來到了徒具形式、由上而下推動的中國北京，自然會有明顯的「水土不服」問題。
其實坦白說，筆者認為加州矽谷本就獨一無二，任何的「北京硅谷」、「深圳硅谷」、「桃園矽谷」、「亞洲新矽谷」等穿鑿附會都是東施效顰，至多供建商打廣告而已。
中關村風光不再，西二旗互聯網公司更能開出高薪吸引人才
持平而論，中國並不乏新創事業搏得驚人成就，甚至沒有顯赫背景的創業家在美國 IPO、因而取得天價身價的勵志故事。
但反過來說，這些鳳毛麟角的成功者，卻可能因為中南海風向丕變、工商總局一紙命令發佈，就在一夕之間市值暴跌、傾家蕩產。在當今中國，金融業、互聯網、教育業等，幾乎都有具體的案例存在，也都因此元氣大傷。
探究當今中國的「市場經濟」，恐怕還是必須得從高度的政府管制與不完全競爭的市場型態著手。畢竟此時北京的政經大人物們，皆身體力行地告訴世人：如果關係不好，無論發生大小事，最後都會「大有關係」。
如今，歷經 COVID-19 疫情蔓延的緊縮之後，中關村雙創時期的熱鬧業已明顯降溫——許多新創中心頓時淪為蚊子館，多數孵化器、共享空間皆在尋求轉型。如今因應海淀區的上班族及學生族的「實際需要」，中關村現在正大肆興建商場、賣場、美食中心。
而昔日的「中國矽谷」中心，則逐漸往地鐵 13 號線的西二旗移動。主要的原因，是西二旗一帶還有相對較為單純的互聯網企業群聚，開出薪資價碼也遠高於中關村的「掮客業」。
「潤到大理福尼亞」
數年前年台灣的部分傳媒和意見領袖，時常盛讚中國青年「有狼性」、想當 CEO，並反過來消遣台灣青年的夢想只是開開「咖啡店」、享受「小確幸」。時至今日，眼見多數中國新創煞羽而歸、青年失業率創新高，「中國矽谷創業大街」如今改為購物商場、美食廣場以及眾多咖啡店，不知這些人又會作何評論？
其實，每個國家或社會都有不同的面向，用「狼性」或「小確幸」來以偏概全所有年輕人，其實就像直接把矽谷比做北京一樣不倫不類。
事實上，多數能在北京念大學的外地青年，都是成績優秀的學子，但到了畢業前夕除了家境富裕有幸選擇出國者外，大多數的青年都面臨著「漂」的困境，北京或許可以給他們一份職業或租屋，卻在制度上與生存條件上，都不算承認北漂者屬於這個城市。
尤其，北京的創業、就業的環境高度競爭，早已到了惡性競爭的內捲程度——當筆者於北京留學時，就已時常聽到北京朋友圈抱怨只要離開校園踏入社會，人脈便決定了身價。這類的關係論調，一直是中國職場生態裡那不能說的祕密。
也因此，多數身處北京的年輕人，無論選擇的是創業或到科技業任職，心靈上往往仍缺少一種安全感和歸屬感，以及存在一份不甘心。這也導致「漂」的困境變成「捲」的無奈，延伸出想「潤」（Run）的逃避。
最近有一些當初在北京的朋友試著用翻牆軟體和筆者聯繫，說它們在雲南大理找到「潤」的好去處——「大理福尼亞」，比擬美國的「加利福尼亞」。
北京夢的現實與夢幻，彷彿如狄更斯在「雙城記」中寫到：這是最壞的時代，也是最好的時代。在北京無論是創業或就業，關乎個人的生存問題。想在北京生存必須得「競爭」，但競爭引發出的「內捲」，出路是「躺平」，而躺平則要找個好地方「潤出」。
從這個角度觀察，「大理福尼亞」可能遠比「硅谷」，更適合形容當今的北京年輕人心境。
※本文由換日線網站授權刊載，原標題為《曾被譽為「中國矽谷」、媒體追捧的北京中關村，現在怎麼了？》，未經同意禁止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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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Mark Lin，台北出生、高雄長大、北京委身。專長為私募股權基金研究，曾任職政府產經智庫及外商顧問諮詢，就讀過台大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北大公共行政暨政策研究所、台大國企所博士班，兼讀過五道口男子職業技術學校博士班。有感華人世界仍無法擺脫製造業思維的包袱，重視有形財富，忽視無形價值，宜自主建立一套世界觀及哲學觀。此外，體悟到凡事不能囿於兩岸關係的利益，台灣青年必須要培養全球化競爭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