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奇摩新聞 【換日線專訪】何韻詩：謝謝年輕人，讓香港有動力再站起來
作者：香港世代群像
2019 年 9 月 13 日，香港歌手何韻詩現身台灣，參與當年度奧斯陸人權論壇（Oslo Freedom Forum）台北場，談論香港的反送中運動。這是她該年二度參與該論壇，在這之前，她才在挪威場的論壇上回憶雨傘運動，並在現場用粵語演唱了一首〈極夜後〉，引發熱烈迴響。
自從 2014 年親上雨傘運動前線，與學生站在一起、甚至一度被捕，何韻詩儼然成了香港年輕世代眼中，最具影響力與行動力的社運代表人物之一。後來爆發反送中運動，她亦積極加入聲援，除了數度現身運動現場、頻繁於社群媒體更新運動現況外，更不斷登上如奧斯陸人權論壇、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與美國國會等國際舞台，替港人向世界發聲。
在抗爭者眼中，她是親和力十足的「阿詩」；在反對者眼中，她「明明是加拿大人」；在國際媒體的報導下，她被貼上了「香港社運歌手」的標籤；而在中共政權的黑名單上，她則成了不折不扣的「港獨藝人」。
但對何韻詩本人來說，事情遠沒有外界賦予她的各式稱號那麼複雜，「我的身份就是群眾當中的一個人，也是公眾人物，可以用自己的音樂和方法，表達意見、說出真相。」她是香港民主運動浪潮中的一滴水，與香港民意的大海合流，共同捲起時代的浪濤。
至於過程中有沒有成為浪頭、最終又能不能成功將時代翻頁，對何韻詩來說，早已不是重點。近年來潛心修佛的她說，該次運動的精神 " Be water "，和佛法中的「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一樣，談的都是生命狀態的「流動」：「我們不應該固守於某一種狀態，而應該要像水一樣，可以是冰、是水、是蒸氣，在不同的空間裡流動。抱持這樣的 mentality（心態），就顯生出這個運動裡面最大的力量。」
話雖如此，不執於一時一念，談何容易？
事實是，20 幾年前的何韻詩，也曾走過一段尋找自我的旅程，透過不斷的經歷與修鍊，才成就了如今這個自信而富彈性的自己。
97 年自加返港，以梅艷芳為社會參與的偶像
1997 年，何韻詩 20 歲，就在她生日的兩個月後，香港主權移交。童年隨父母移民加拿大的何韻詩，偏偏選在這一年，從魁北克回到了出生地香港。
何韻詩曾在過去的諸多報導中，一再提及加拿大社會的和平與友善，更表示自己在加國的生活，幾乎不曾因移民身份而遭遇霸凌──鑒於其正面的移民生活經驗，難免讓人好奇：究竟是什麼原因，讓她做出了「返港」的決定？
「香港是我的家啊。」何韻詩理所當然地接口，似乎對這個問題感到奇怪。「加拿大是我心中的另一個家，但我真正的根在香港。」
原來儘管移民他方，何韻詩始終沒有忘記自己的香港人身份，成長過程中仍持續關注香港的消息；此外，她青年時期的偶像、後來的師傅梅艷芳，也是她與香港重要的情感連結、更是她在無論香港音樂圈或社會參與中的 ” role model “，「後來證明這個偶像是選對了，因為她非常關心社會議題，也會為小眾發聲。所以當我自己成為一個歌手、一個公眾人物的時候，我很清楚這個身份可以為社會帶來什麼影響和改變。」
成年返鄉，滿懷期望用音樂改變社會，乍聽之下很浪漫，實際上卻充滿挑戰。何韻詩坦言，當年的香港社會，習於將「成功」和名利畫上等號，與加拿大相對淡泊的價值觀相牴觸；讓她一度適應不良，「我覺得為什麼一定要得獎才可以被認可？那些遊戲中的潛規則讓我非常不服。」不服之餘，她也自我懷疑：「我是不是其實不適合這個環境？我是不是不應該在香港當歌手？」
2000 年，何韻詩選擇暫離香港，來台「重整」，意外發現「原來只是過一個海，就沒有人知道妳是誰」，讓她豁然開朗：「有時候在一個空間裡面，會很在意你附近發生的事情；但你走遠了就會發現，你本來在意的東西或許沒那麼重要。」
她更表示，若是相同狀況發生在其他歌手身上，可能會感到很挫敗；但對她來說，反而是從挫敗中被「解放」，讓她「可以重新當一次新人，重新找到當歌手的熱情」。
因雨傘運動，對香港產生「真正的歸屬感」
2014 年，當何韻詩一度考慮在台定居時，香港社會發動了一系列爭取「真普選」的雨傘運動，也成為了何韻詩返港的契機。
「這應該是香港社會對政治、社會運動參與的一個開始，從整個歷史來看，香港人第一次站起來，為自己的權利發聲。」
而她認為，領導香港人站起來的，正是年輕人們。「像黃之鋒 10 幾歲的時候就站出來反對國教，那個動作非常重要，因為中共這個機器洗腦人民的過程就是從教育。當一群中學生站出來說不的時候，它其實喚起了很多香港人，也鼓舞了他們走到雨傘革命⋯⋯」
看到連學生都走上前線，為香港的未來奮鬥，何韻詩感到義不容辭。儘管身為公眾人物，「站出來」的代價便是被中國市場封殺，她卻說，「如果每一個人都覺得我不要被黑名單、我不要經歷那種打壓，其實你已經自己把自己打壓了，那根本後果還是一樣的。」這份油然而生的使命感，讓她發覺自己與香港間的羈絆，比想像中還深，更對香港產生了「真正的歸屬感」。
不幸的是，雨傘運動可說是港人「公認的失敗」：不僅「真普選」未成真、青年與中年運動者產生齟齬、「和理非」與「勇武派」彼此對立、青年參政在未來的幾年中被「DQ 事件」打壓，「佔中九子」亦於今年全數被判有罪⋯⋯。這些年來，香港社會似乎陷入了絕望，除了少數人仍不懈地奮鬥外，許多當年傘運的參與者均已不再對「公民抗命」懷抱希望。
未料，2019 年的反送中運動再度創下香港歷史──光是當年 6 月 16 日單次的遊行人數就高達 200 萬，遠遠超越「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2 個多月下來累計的總人次 120 萬。而抗爭時間約是佔中時長的 3 倍。
「其實連香港人都沒有想到，我們會用一個這麼大的力，重新再走到街上。」何韻詩感性地說。那一次，她自然也是街頭的一員。
上街頭，無論對於香港社會還是何韻詩來說，都是一次反思與學習。這些年來，透過禪修，她對人生有了新的體悟，對於運動也有更深刻的詮釋。何韻詩回憶，當年因為缺乏經驗，在運動中經常處在被動狀態，並且因太急於求成而過份執著，以致於當期望與現實不符，便會格外失望。
「但是現在回看這幾年，會覺得那是一個必須的過程。在任何一場社會抗爭裡面，一定會有高跟低。你如果永遠在高位，就不會看到當中的問題，和一些做不好的地方；真的要跌到谷底，才能『置之死地而後生』。」
「這一代的香港年輕人，看到的香港很不一樣」
而當何韻詩與當年的傘運參與者重獲新生，何韻詩也發現，有一批新世代的生力軍，加入了此次抗爭的陣容：「雨傘運動的時候，他們應該還沒能夠參與，但是他們有看見我們當時面對的困難，知道什麼不應該做、什麼應該要做得更好。所以雨傘運動的挫敗，透過這一個新的世代，發動一個新的抗爭，去把我們做不好的事情做得更好。」
何韻詩口中的新世代成長於「香港回歸」的時期，而這段時期的社會變化，被何韻詩比喻為「一個溫水煮蛙的過程」：一國「兩制」未能落實、房價高居不下、中資滲透媒體，年輕人在成長過程中漸漸發現，自己無法「像爸爸媽媽那一代，只是做好自己的工作、安份守己的過生活。」
「當大家看到我們原有的人權、公義都慢慢失去，年輕人會開始想：如果看不到未來，為什麼我還要乖乖跟著這個大人給我們的社會規則走下去？」世代落差由此成形。
何韻詩指出，「這個世代看到的香港，跟我們看到的香港非常不一樣；可幸的是，他們沒有因為是 97 年後出生，而覺得這一切（社會變化）就很自然、沒有問題──還好是這樣！」
何韻詩帶著笑意繼續說，還好，這一代人和她的年代不同，對於人生「成功」的定義改變了，比起對物質生活的追求，更講求個體在社會中自由發聲的空間，「跟以前 generation 的那種服從性，是完全相反的。」
「我個人非常感謝這些年輕人，如果沒有他們這麼堅定的參與，可能很多香港人都沒有動力再站起來。」
「改變香港的未來，要很多很多人站出來」
雨傘革命前，曾有人將香港不同世代間資源的落差與競爭，形容為「世代之爭」；雨傘革命時，戴耀廷與黃之鋒對於佔中現場「撤與不撤」的決定，亦被部分論者指為「世代鬥爭」；然而 2019 年後，何韻詩認為香港人再也不對內「爭」了，而是聯合起來，一起向當權者爭取對香港未來的決定權。
何韻詩說，反送中運動最重要的一課，就是每一個人，不分世代或身份，只要對運動有想法，都該在當下付出努力，「重點不是在你做完這件事情之後有什麼的成果，而是你做了之後，會有別人看到，然後產生 ripple effect（連鎖效應），大家會接力做下去；而且那個接力不是只有在香港本土，它會蔓延到台灣、台灣以外的地方，甚至美國、澳洲、加拿大──這就是這場運動最成功跟最美麗的地方。」
站出來後，把握當下，盡力而為，不去想眼前的運動，可以再撐多久、甚至能對 28 年後的香港，產生什麼影響──這一年，何韻詩化作涓滴，與一個個抗爭夥伴，匯流向一個更為不同的香港。
※本文由換日線網站授權刊載，原標題為《【專訪】何韻詩：謝謝年輕人，讓香港有動力再站起來》，未經同意禁止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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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六四晚會到七一遊行、從佔中到反送中、從青年崛起到世代交棒、從泛民／建制到百花齊放⋯⋯香港從港英時代到主權移交，一路走來，經歷了什麼樣的討論與思索？又曾面臨什麼樣的意外與衝擊？香港的這一刻為何關鍵？香港的下一步又要何去何從？《換日線》走進現場，將麥克風遞向關懷香港未來的專家、學者、媒體人、運動領導人乃至街頭的參與者們，聽聽生於不同世代的他們，訴說對香港不同的記憶與想像、失落與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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