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日線影劇】《周處除三害》一部中國市場難得的「真正電影」

作者：古北老師／西北偏北的文化和產經觀察

在 2023 年的第 60 屆金馬獎中，《周處除三害》入圍了最佳導演、最佳男主角等 7 個獎項，提名數僅少於《五月雪》、《疫起》、《關於我和鬼變成家人的那件事》。

《周處除三害》劇情描述通緝犯陳桂林（阮經天 飾）在角頭大哥告別式上囂張尋仇，卻發現自己竟然只是排名第三的通緝犯，於是他查出前兩名通緝犯的下落，要將他們一一除掉。

作為一部商業類型片，甚至主打暴力美學，有著 cult 邪典風格，在很多市場可能會被稱為 B 級片的電影，在學院派面前也獲得了一定程度上的認可。然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周處除三害》隔（2024）年在中國上映，在素來票房淡季的 3 月份，創造了超過 5 億人民幣（近 25 億新台幣）的票房。同期上映的《沙丘：第二部》被譽為我們這個時代最劃時代的商業大片，卻也在中國電影市場被《周處除三害》全面超越。

這個結果令人目瞪口呆，不禁讓人好奇，這部電影何以在中國有如此表現。

內容和技術層面，一部中國市場難得的「真正電影」

關於這部影片的討論有很多，首先應該是電影內容題材上，其較大的尺度令中國觀眾感到新鮮。而作為成熟電影工業的作品，影片的完成度也較高，因而讓觀眾與中國本土電影產生對比，高呼 2024 中國春節檔那些動輒數億票房的影片，與《周處除三害》相比不能稱為「電影」，很多更像是「加長版短視頻」。

需要指出的是，中國近年來社群媒體比重逐漸被短影音所壟斷，電影宣傳發行主戰場也已全面轉向短片，呈現所謂「得抖音者得票房」的現象。《周處除三害》充滿血腥暴力的視覺畫面，在短影音時代極易引起傳播。

這其中，電影結尾的殺戮戲碼，在不同文化層次和價值取向的觀眾面前，也引起極大爭議。例如，對於邪教教眾的不留情面，符合了飽受唯物主義無神論教育的觀眾，對於宗教和信仰的刻板印象，而抱有共情。也引發了觀眾，對於其他他們自認為愚蠢的集體行為的厭惡的移情，主人公只是做了他們想像中一直想做而沒有做的行為。

當然，也有一些批判性的探討，關於這場殺戮是否合乎正義、主人公是否有這個權力等等。總體上，這些共鳴與探討，更進一步推動了影片在社群媒體上的傳播，使得本片在中國被稱為「現象級的爆款」。

兩岸交流受限下，為中國觀眾提供一種「獵奇」

此外，對於觀影經驗不多的人來說，電影打破了大家（至少是這一代觀眾）對台灣影視題材「小清新」的印象，而多了一種獵奇感。

除了少數影迷對侯孝賢、楊德昌如數家珍外，大部分中國觀眾接觸到的台灣電影，可能要從《海角七號》開始。《海角七號》於 2008 年在台灣上映取得現象級成功後，中國文藝青年便透過網路資源傳閱並獲得廣泛讚賞，而由於當時國民黨執政，此片便作為兩岸文化交流的樣板案例，得以在半年後於中國市場上映，並且依然獲得超過新台幣 1 億元的票房。

《海角七號》對於台灣鄉土文化與亞熱帶風光的描繪，以及對青年男女工作和愛情的命題刻畫，都為觀眾留下台灣「小清新」文化的基底印象，而此後《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我的少女時代》，更是不斷加深了這一印象。

在《我的少女時代》豆瓣頁面下，排名靠前的評論寫道：「一個原本雄赳赳氣昂昂、很帥很有前途的老大，被一個傻白甜禍害，淪為無聊透頂婆婆媽媽的好學生。真是一個令人喪氣的故事。台灣這個小清新之島連空氣中都飄散著化學閹割劑的味道。希望這位老大移民美國後能重振雄風，重新做人。」可以看到，在中國觀眾眼中，文化作品只有性別二元對立的分野，而台灣的「小清新」作品則是柔性的、孱弱的、被動的，宛如中國和台灣關係的隱喻。

作為有著數十年電影工業基礎的領域，台灣電影當然不僅僅只有小清新。雖然幫派犯罪電影《艋舺》當年在中國也很火紅，但是當年的中國電影市場和今天不可同日而語。2010 年《艋舺》尚且無緣在中國院線上映，許多文藝片小眾群體依然是透過尋找盜版資源觀看的。而在同年，《阿凡達》打破中國電影票房紀錄，達到 13 億人民幣成為電影票房冠軍，但是截至 2024 年，中國電影票房超過 13 億的影片已經有近 80 部。

市場容量擴大的另一面，則是觀影人群的擴大。中國很多的小鎮青年沒有出過國，對台灣以及外界的印象，除了偶像劇，就是透過短影音。

《周處除三害》以 B 級片電影呈現的生猛影像，衝擊了人們對台灣社會的想像力──原來黑幫是這麼猛的、原來下手也這麼狠、原來想做好人的人也可以大開殺戒。B 級片雖然本就是以低成本的畫面衝擊作為噱頭，然而在文化刻板印象下，又多了一份獵奇。

這裡的「獵奇」還有一個層面，就是影片後段對於「邪教」的描述。台灣是一個自由社會，是一個宗教活動不受限制、自然開展的社會。從教會，到佛教，都有著豐富的社會社團，和社會生活有著千絲萬縷的結合。這一點，教會開展的普世化更早一些，尤其是善於利用大眾媒介與藝術形式來參與事工。而佛教界也自半個多世紀前開始「人間佛教」，辦醫院、辦大學，積極參與社會活動。利用流行音樂等藝術形式來傳播教義、撫慰人心，已是宗教團體的成熟作法，可以說，雖然《周處除三害》後半段刻畫的是操縱人心的「邪教」，但是有很多「正教」日常宗教活動的影子。

然而這一切，在宗教活動嚴重受限的中國社會，卻是一種奇觀。對於本身極少參與宗教活動的當地觀眾來說，影片中的宗教活動場景形成一種認知衝擊。因為刻板印象中的宗教，都是不苟言笑、苦大仇深的；但是本片中，「宗教怎麼還可以唱這麼好聽的歌曲？」

在這種奇觀下，讓中國觀眾沉迷於一種獵奇的「凝視」，配合影片中「邪教」的背景，則再一次驗證唯物主義教育下對於宗教的刻板印象。在這個層面上，中國觀眾對於影片的追捧，是否有益於對宗教信仰的認識和思考，筆者是比較懷疑的。

本片在中國市場的出現，可見監管政策的轉變與自信

在劇情之外，可能人們更會好奇，《周處除三害》在中國的上映和存在，何以可能？

網路上流傳一則資訊，指稱出品方因對中國市場過審上映不抱期望，因而以較低價格將版權賣給中國發行方，最終錯失鉅額收益。這個傳言當然有不準確的地方，一方面片方後來有承認，中國票房還是會分給台灣片方部分；另一方面，中國上映的海外電影，買斷一直是常態，能真正正常分帳的影片本就極少。

但是這個消息確實點出另一個問題：影片為何能在中國市場存在？這裡所說的「存在」，指的是這部台灣電影在中國過審上映，並且在網路媒體上引起如此多的討論。

這當然和去年中國電影主管機構新人履職後，產業一定程度的開放有關。但是也可以看到，中國的兩岸電影交流政策，一定程度在發生改變。

誠然，隨著 10 年前太陽花運動的爆發，繼而因為民進黨執政導致中國和台灣全面減少各層面交流，其中影視領域的標誌性事件是 2018 年金馬獎事件後，隔年中國電影金雞獎宣布在 2019 年金馬獎頒獎同日頒獎，這代表著中國文化主管機構，全面把台灣電影為代表的文化影響力，視為有必要限縮的對象──事實上早在 2017 年前後，筆者就聽到有關領導講述：我們的金雞獎再不辦好，話語權都要被對岸的金馬獎拿走了。可見這層焦慮存在已久。

繼而，中國院線上映的國產電影，在接下來數年內都出於「自願」或不自願，不再參加金馬獎。此前 10 年間兩岸華語電影在金馬獎同台展映的盛況不再。

這當然不影響金馬獎每年依然可以評選出華語電影中最優秀的作品，只是這些作品，儘管題材無虞（無論是涉及親子關係的《陽光普照》、涉及疫情後女性題材的《瀑布》，還是關於底層家庭題材的《一家子兒咕咕叫》），仍沒有在中國上映的機會。

這是一種遺憾，卻也為金馬獎營造一種資源的獨特性。

然而，2023 年金馬獎入圍甚至獲獎的諸多影片中，除了中國本土影片《石門》（最佳影片）和《青春（春）》（最佳紀錄片）作為獨立電影無緣出現在中國市場，《關於我和鬼變成家人的那件事》這一類題材限制以外，《年少日記》、《白日之下》、《富都青年》、《愛是一把槍》等多部影片，都在 2023 年底中國廈門舉行的電影金雞獎，獲得了展映機會。其中多部甚至有在 2024 獲得全國公映的機會，其中就包括《白日之下》、《年少日記》、《周處除三害》。而《周處除三害》只是其中比較有市場緣的作品，並因此獲得了極大的市場回報。

除了影片之外，金馬獎的相關電影人也持續被邀請出現在中國活動中。

金馬獎最佳影片及最佳剪輯獲獎影片《石門》，雖然沒有、也不太可能有在中國市場上映的計畫（上映需要經過審查並獲得龍標，但是中國官方向來要求海外參展首先要獲得龍標，直接參展基本等於放棄國內上映機會），但是影片的導演夫婦黃驥、大塚龍治，在金馬捧杯後一個月內，於 2023 年 12 月 22 日被邀請參加由福建省電影局、廈門市電影局指導、廈門大學電影學院舉辦的「2023 電影膠片論壇」（福建省電影局、廈門市電影局也是中國電影金雞獎的指導單位和主辦方），與中國電影資料館（直屬於中宣部）、中央廣播電視總台、中影數字製作基地等官方電影機構一同展開討論。

同一月底，在廈門舉辦的另一中國較有影響力的短片電影節 HiShorts! 上，金馬獎兩部入圍最佳影片的導演──《關於我和鬼變成家人的那件事》程偉豪、《五月雪》張吉安，也被邀請參加，並展映其早期作品。HiShorts! 當然是一個民間短片影展，但是作為該領域較有影響力的展映，並且在涉外活動審批日趨嚴格的狀況下，加上活動主辦地在舉辦金雞獎的廈門，這一系列活動如果不是有意安排，也可以說是網開一面。

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從 2019 年的金雞獎與金馬獎同日對壘，到去年底允許金馬獎影片在中國展映甚至公映、相關電影人在公開場合交流，中國對金馬獎、乃至台灣電影（廣義上受到台灣影視產業影響的華語電影）的姿態，則是一種包而化之的態度──除了題材受限的影片外，我都儘量容納進來，儘量消解金馬獎的資源獨特性：你有的，我也要有；屬於你的，為什麼不可以屬於我。

國台辦 13 日提到《周處除三害》時就藉機宣導：「大陸之大，是台灣很多藝人難以想像的，也是他們心嚮往之的，」並呼籲，「創作更多兩岸同胞喜愛的影視作品，攜手弘揚中華文化。」可見，可控的文化交流，已經被納入「文化自信」範疇。

符合「海外人民很辛苦」的政治正確性

除了兩岸電影交流政策的一定程度轉向，《周處除三害》這部電影的題材對於中國市場來說，也是一種「政治正確」。

正如中國網路上的笑話所說：「中國的新聞聯播，前 10 分鐘，中國領導人很忙；中間 10 分鐘，中國人民很幸福；最後 10 分鐘，海外人民很辛苦。」《周處除三害》裡的黑幫橫行、惡霸張狂，處處暴戾瞞騙，欺男霸女，而且警察抓不到壞人，最後只有靠壞人才能消滅壞人，這樣的題材放在中國電影裡是無法過審的，但是「發生在台灣就可以」。

在中國比較有影響力的 Podcast「忽左忽右」，則專門做了一集由《周處除三害》來延伸探討台灣黑幫往事的節目，請來的專家讓台灣媒體人都大呼專業。然後，作為頭部 Podcast 媒體，「忽左忽右」雖然一直以內容專業著稱，但絕不是毫無政治敏銳度。去年邀請香港保安司長鄧炳強來做節目，就是一例。而「台灣黑幫」的視角，則著實是探討《周處除三害》最「政治正確」的角度──在這個角度的渲染，符合「海外人民很辛苦」的視角。

另一方面，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北海艦隊近日也蹭著熱潮，發布標題為《拒絕『洗腦』，反對『台獨』！》的宣傳片，使用影片中的畫面和音樂，把解放軍化身陳桂林，「台獨」份子則比喻為執迷不悟的教徒。

某種程度上，可以看到「一個影片，各自解讀」。而背後，更是強大的宣傳機器，對於社群媒體時代，利用新媒體來宣教民眾的駕輕就熟，和對於掌控輿論的自信心。在這種自信心下，一部電影的商業成功，與對於民眾集體意識的影響之間的關係，可能是複雜而多元的。

※本文由換日線網站授權刊載，原標題為《《周處除三害》為何在中國狂賣 25 億台幣？──從當地視角全面解析》，未經同意禁止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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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古北老師，畢業於英國著名文化產業研究所，就職於中國 Top2 高校金融研究機構，從事產業投融資研究。以參與式觀察員身份，希望為台灣以及世界華人，帶來後全球化時代變局下，這個西北偏北鄰居的文化及產業、經濟觀察與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