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日線政治】歐洲議會右傾，是福還是禍？

作者：Jack I.C. Huang／The World 2.0

若以有投票權的人數來看，全球規模第二大的選舉（第一為印度）──歐洲議會大選，已於今（2024）年 6 月 6 日到 6 月 9 日完成投票。

超過 3.5 億選舉人，預計選出 705 席議員（由於英國脫歐，故席次較上一屆少了 46 席），而截至目前為止的開票結果，也如大部分選前民調的預判，在投票率約 51% 左右的情況下，右翼勢力崛起的幅度更勝上一屆。

雖說立場較偏中間的黨派：歐洲人民黨（EPPA）、社民進步聯盟（社民盟，S&D）和自由派三大陣營仍佔主流地位（合計約佔 400 席），然而得票率均較上屆選舉有顯著衰退；反觀立場更為激進，倡導國族主義和反全球化傾向的政黨，例如德國另類選擇黨（AfD）等，則紛紛取得遠較上屆為佳的成績。這不但顯示歐洲民意風向的轉變，也凸顯出歐盟體系中日益嚴峻的不穩定因素。

這次大選結果，對身處亞洲的你我而言，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又有什麼意義跟啟示？

從一個歐洲整合的「理想藍圖」說起

要回答上述問題，得先從歐洲各國近 30 多年來的「歐洲夢」開始說起：綜觀歐洲整合的過程，自 1993 年馬斯垂克條約生效後歐盟正式成立，緊接著是 1999 年歐元區的出現，加深整個地區的自由貿易並降低大部分人流、物流的阻礙。

意思是，這個「歐洲夢」最初的用意是十分清楚的：用更多開放和包容政策，降低國與國之間的藩籬，希望在全球化趨勢之下創建一個共同市場，以達成政治和平、經濟繁榮與社會穩定等目標。

再者，眼看美蘇冷戰時期的對壘，到蘇聯解體後美國在 20 世紀末獨霸，歐洲這些老牌「強權」們自然也希望在世界運作的規則上能有話語權。而戰後歐洲各國勢單力薄、根本無法與之（美國）抗衡，唯有真正聯合起來、才能達成某種權力平衡。因此透過擁有共同對內與對外的政策，包含關稅、貿易、貨幣、產業政策，乃至智慧財產權、環境保育、消費者保障等，將能夠讓歐洲在國際舞台上，擁有更大的影響力。

而在眾人期盼下，歐盟確實在 2000 年後的第一個十年，迎來高度成長與欣欣向榮的發展，甚至一度躍升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名目 GDP）；同時也有越來越多國家，積極想要成為歐盟的一員，甚至不惜國家財務造假也要加入（例如希臘）。

然而好景不常：當 21 世紀第一個十年過去，外在大環境接連發生的「黑天鵝事件」：金融海嘯、歐債危機、難民危機、英國脫歐……等紛紛重挫歐盟的經濟與金融市場。邁入第二個十年，新冠疫情、烏俄戰爭與其導致的能源危機與衝突……又接踵而至，導致個別歐盟成員國分別面臨不同的挑戰，關於「整個歐盟」對外事務的意見，也因此必然日漸分歧。

歐盟的今日：「共患難，大不易」

於是歐盟的現實發展至今日，離當年邱吉爾等人倡導的「大歐洲」理想越來越遠，各國民眾對彼此的不信任感並未降低、甚至反而提高了。舉例來說，當年德國高舉人道大旗，力推歐盟大量接收中東難民，德國內部已有不同意見、遑論經濟與社福水平不及德國的其他歐洲國家？又或是金融海嘯後「歐豬四國」因自己的財政問題，要求歐盟全體協助紓困，也引發許多國家民意的反彈。

筆者自己生活中的經驗是，在 2015-2016 尚在歐洲唸書與工作的時候，交友圈中自認是「歐洲人」的雖不至於是主流，但仍有一定的比例；但此後卻逐漸遞減，到了 2020 年後，這個比例更低，以前説自己是「歐洲人」的法國人，現在紛紛覺得自己就是法國人；義大利人就自認為義大利人，誰還要跟你「大家都是歐洲人」？

人性畢竟還是利己先於利他、或者說難聽點是自私的：共享福沒問題，經濟好的時候大家都是一家人；但生活過得不好了，你多拿一點我少拿一點，就必須斤斤計較了，誰要跟你共患難？

正如同聯合國一樣，「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要維持一個多邊機制的跨政府平台已屬不易，何況歐盟的整合程度更遠高於當今任何一個跨國組織：成員國本就發展程度不一，關注的優先議題自也不盡相同。當經濟狀況好時尚能以「中央補貼」的方式緩和不同意見、說服眾人為「更美好的願景」一起努力，然而當各國紛紛面對各自挑戰時，豈有不先「自掃門前雪」的道理？

如今，諸如歐盟的預算要怎麼分配？更重科技發展還是農業補貼？對於違反歐洲「共同價值」的國家，可否做出制裁？……等種種議題，各國與各政黨間幾無一致共識。更別提對於俄羅斯、中國的態度要如何拿捏，歐盟要不要有自己的軍隊、減少對北約的依賴？……等對外政策了。同時間，南歐、北歐乃至東歐諸國，可不見得永遠要聽德國、法國政府的（何況德法也可能政黨輪替），歐盟內部的矛盾從其近期力推的「綠色新政」（Green Deal）、台灣媒體鮮少報導的衍生爭議和反對浪潮中，就可理解一二。

故歐盟原本是為了共同意義、追求一個更好的整體而成立，但當「目標不再一致」或「雨露無法均霑」的時候，鐘擺效應也就隨之產生：越來越多人不滿於現狀，並且把問題歸咎於歐盟倡議的自由貿易、開放包容、環境優先……等政策，甚至針對性地歧視來自其他國家（不論歐盟或非歐盟）的移民。此時民粹就很容易被操作，也滋養了右翼勢力的茁壯。

右翼勢力崛起的歐洲，如何影響你我？

而一個右傾的歐洲，對遙遠的亞太地區又會產生什麼影響？坦白說，對於多數東亞國家包含台灣來說，如今中美才是至關重要的強權，許多曾經殖民亞洲的歐洲列強，早就不再是什麼「世界中心」。就雙邊直接貿易總額來看，與歐盟有進出口往來的各國，亞洲地區目前也僅有中日韓三國能排進前 10 名。

但歐洲畢竟仍是重要的終端消費市場（意思是產品未必直接出口到歐洲，但經過組裝或加工，最終消費市場仍在此地），而右傾政策通常傾向於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也會直接反映到亞洲和歐洲之間的貿易關係。

簡言之，若歐洲實施了更嚴格的進出口規範和關稅，將會導致亞洲出口商與進口商（如精品業者）同步面臨更大挑戰：特別是那些出口較為依賴歐洲市場的國家​，即中日韓三國──而亞洲大部分的中小企業，又幾乎都與中日韓的上下游生產鏈脫不了關係，因此長遠來看，亞洲的經濟增長和供應鏈，都會因此受到牽連。

再者，移民政策與外交安全是另一個潛在的風險：右翼團體的立場一向對移民、難民、技術勞工不友善，因為右翼團體更喜歡拿主權和國族主義來製造恐慌，排斥外人的態度也可能會間接助長對亞洲人的歧視，甚至讓本就擁有公民資格的亞裔與不同種族之間，加劇社會緊張局勢。

最後，在氣候變遷與永續的相關議題上，右傾政黨明顯對環境和氣候問題採保守立場，也很可能影響歐洲在國際氣候協議中的角色和承諾：例如，歐洲可能會減少對亞洲國家在環境保護和氣候變化方面的技術和資金支持，不利於亞洲許多進行中的永續發展計劃；再者，若歐洲開始走向強調本國利益的立場，也會減少對亞洲國家的投資和經濟合作計劃，讓某些亞洲國家的基礎設施發展和經濟增長降緩，特別是那些本就家底不豐厚，非常依賴外國投資的國家。

如果再加上今年底美國選了川普作總統，國際情勢對多數國際貿易依存度高的國家，顯然會普遍更加不利。至於台灣因為「特殊的兩岸關係」，不少人似乎期待川普或歐洲的右翼領導人會「聯台抗中」，反而有利台灣？在此就不討論這種高度不確定的「例外」狀況了。

總而言之，這次歐洲議會大選，不得不承認極右翼黨派在很多個歐盟國家都大有斬獲，例如在法國、義大利、奧地利、德國與荷蘭均取得了空前佳績。一個「更右傾」的歐洲議會已確定成形。

儘管 LSE 研究員 Marta Lorimer 分析極右勢力雖席次大增，「仍尚未在議會中成為關鍵少數」，屬於相對中間立場的人民黨和社民盟共拿下超過 320 席，這將有利現任的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Ursula Gertrud von der Leyen）爭取連任，大抵「歐洲的重大政策多半得以延續」。但反過來說，極右勢力從過去僅存在於政壇邊緣，到現今日益有了分庭抗禮之勢，恐怕會讓歐盟在諸如共同安全、氣候變遷，以及中國和美國產業競爭等議題上，開始出現諸多變數。再者，要如何防止「疑歐派」藉機「唱衰歐盟」，導致歐盟進一步分崩離析，恐怕更是真正讓人擔心的議題。

因為，歐盟作為目前世上唯一一個從經濟到政治深度整合的國際組織，若無法順利運作，那等同向其他地區證明，人類文明依舊依循著「各謀其利」的方式發展，不同國家之間的信任是如此薄弱，共同的願景仍抵不過自私的算計──嚴重點來說，這不僅對多數仰賴國際貿易的亞洲各國不是件好事，甚至將嚴重打擊過去數十年來全球化的成果，世界局勢或將因此重塑。

※本文由換日線網站授權刊載，原標題為《【時事評論】一個更右傾的歐洲議會，對亞洲的你我是福是禍？》，未經同意禁止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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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Jack I.C. Huang，台北人，倫敦大學主修國際經濟與全球化管理，畢業後回到亞洲。先後任職於聯合國亞太投資貿易處（TID）與 Office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OICT），協助 fuel management 系統開發和支援維和部隊的運作，必要時得出差前往剛果、南蘇丹、索馬利亞與象牙海岸......。 足跡走遍世界 20 多國，曾旅居紐約、舊金山、首爾、北京、新加坡、歐洲等地。 喜歡接觸新事物，腦子裡總是有左派與右派的思想不停衝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