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日線教育】在中國，如何當上有如「錦衣衛」的「學生官」？

作者：Mark Lin／五道口男子職業技術學校

最近，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特刊》（Times Higher Education， THE），公布了 2022 年度「亞洲大學排名」：台灣大學排名第 21 名，對岸的北京清華大學則第四度蟬聯亞洲第一。

不過，關於這 THE 評比中的「亞洲第一學府」，有些＃你可能會感到意外的points：

例如，筆者過去那些年在北京清華大學的紫荊公寓攻讀博士時，就注意到兩個特別的校園現象：其一，全體新生無論男女，必須接受為期數週的軍事新訓，整個清華園頓時好比苦難「成功嶺」；其二，也是本文接下來想討論的重點──當新生懵懵懂懂步入清華園時，校方的「團委」、「學生會」便會大量發出誠摯的邀請，不少新生們亦蜂擁而至，爭取「入黨入團」。

通常這些邀約，還是由熱心的師兄、師姐（學長姊）所發出。試想，作為高考中萬裡挑一的清華新生，入校後面對直屬學長姊的盛情、甚至誇讚「您有成為學生會幹部的潛力」時，恐怕還真難以拒絕。

只是，對於自台灣赴對岸求學的新生們來說，要加入「學生會」此一組織之前，可務必得先好好瞭解，這個「富有中國特色」高教體制下的學生會，是否符合您的想像與期待：

「類學生自治」：黨委一手指導、扶持的學生會

對岸大學的學生會，在「法理上」應是大學生的自治組織，但在中國式全能主義的高校體制中，學生會基本上就是一個學生「被治」的組織──這種情況，如今即使在傳統上最具自由學風的北京大學，亦沒有例外。

簡單來說，中國大陸高教體制下的學生會，完全接受各級團委的「指導」。而大學校園中的這所謂「團委」，指的即是「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ＯＯ大學委員會」，直屬於共青團，等於中共黨中央的轄下組織。

「學生會」則成為團委的政策執行工具，其所為自然與學生自治的宗旨完全脫鉤──學生會主席及眾幹部並非對學生負責，而是對團委中的「指導老師」（即中國共產黨幹部）負責。

對此現象，清華本身、尤其「隔壁」的北京大學，其實不乏兩袖清風的教授提出批判：他們認為學生會淪為團委執行政策、學校控制學生的工具，不但浪費學生的時間精力，更污染大學的學術氛圍。有的教授也會鼓勵學生培養獨立人格、自由精神，不要受「組織」箝制；然而，黨團學生會組織的存在，仍一直以不容忽視的體制力量，實質影響著學生們的「前途」。（後文會詳述）

於此同時，對岸的大學無論在「泰晤士大學排名」多麼領先，永遠有一個評鑑機構無法解釋的特殊現象：中國的大學為何是「二元領導體系」？大學最高領導人從不是名義上的「校長」，而是實際掌權的「校黨委書記」。

筆者在博士班時期，就有位血統純正的「清本」（清華本科、碩博）同學曾打過有趣的比方：「話就挑明跟你說了，北京水很深，這裡教育部長自然比清華校長大；但是清華黨委書記卻比教育部長還大。」（詳見：《國際排名不會告訴你，中國頂大的「特色」：學業之外，有張「第二成績單」》一文）

簡言之，在「黨」實質領導大學下，高度「黨團化」的學生會，早已自治精神全無，更不用說能與校方抗衡、爭取學權了。

共青團一手栽培的「學生官」們

話雖如此，對岸學生會組織普遍擁有大量資源，可以搞出非常多「高、大、上」的活動，也需要大量人力、物力投入。其組織規模與預算，經常是台灣頂大的數十倍甚至百倍之多。

因此，儘管許多萬裡挑一的北大、清華學子，私下都對這種「忠黨愛國、樣板文章」的青年組織頗不以為然；一旦自己受邀加入，卻又往往「口嫌體正直」地躍躍欲試。

難道這些「好苗子」，真的對學生工作那麼有興趣嗎？

事實上，他們多是考慮到：倘若未來無法出國留學，「保研加分」（指保送校內研究所的加分項目）勢必成為關鍵──而加入學生會組織，並成為該校學生會主席、常委、部長等重要幹部，便是保研加分的重中之重。

於是，滿口官話的「學生官」就此養成：這些學生官們或許原本是一張白紙，但長期處於極似中國官場的醬缸文化中，汲汲營營爭取上位的他們，很難不被同化。而這些人在共青團的「積極栽培」下，也成為中共從事政治甄補、壯大勢力的重要人才庫。

那到底要如何當上學生會主席及其幹部呢？答案是「中國式民主」，即主席透過「學生代表大會」選出，而「學生代表大會」的成員，則是團委們在校園中長期運作所產出的樣板圖章。

易言之，（共青團）團委對學生會主席的遴選具有重大決議權。學生會幹部的產生，則與其所屬院系、身分、和團委領導關係好壞等高度相關；至於同學支持率、競選演說、工作能力、個人素質⋯⋯則不怎麼重要。

職此，假民主、假自治，不代表廣大學生而代表上級領導，甚至替權力部門對學生進行組織、監控、管理⋯⋯目前對岸體制下的種種官場特色，在大學裡面便能得到充分的演練：如何看領導的眼神行事？如何給領導擋酒？如何說官話、套話、假話？如何經營自己的權力？⋯⋯20 歲左右的青年學生官們，早早地學會了中國官場的作派。

在網上被批評為「錦衣衛」

如前所述，對岸高校的團委、學生會，某種意義上正是中國官場醜陋生態的縮影，尤其學生會幹部的產生，並不是以公開、透明、公正的民主程序，而是透過內部醞釀、交易、集中、內定等方式產生──堪稱中國體制內最糟糕的複製手法。

那這些「學生官」們當選後，要做些什麼呢？在前些年（胡、溫時代）政治相對較不敏感時期，對學生會幹部來說，多是按照團委的要求，辦辦活動、拉人填場等。例如：某些無聊的講座、報告需要聽眾，各院分指標下去拉人，以營造「熱烈氣氛」。

但這些任務，對學生會幹部來說卻是「嚴肅的政治任務」：完成得好壞，可是會高度影響其前途的。不但要時時簽到、管理秩序，若有活動缺席，更會受到黨團老師的點名批評，被判定為對集體活動參與不積極，缺乏組織性、紀律性云云。凡此種種，很能嚇唬積極保研、或消極避免黨團老師約談的學生。

近些年，則進入所謂的「敏感時期」，即時承擔反映學生動態、監控學生輿論和行為，成為團委、學生會幹部的最重要任務。例如座落於魏公村的北京一所知名大學，竟然有一種幹部叫「心理委員」，該幹部要負責監控該班同學「有無精神病」，此事在網路上鬧得沸沸揚揚：

有對岸同學在網路上抱怨，只是為了做期末報告、在宿舍熬了兩個夜，便被同宿舍同學彙報給系主任，說其有「精神病徵兆」，勞煩系主任親自打電話過問此事。

事實上，儘管動輒被消音、被和諧，對岸的網路輿論往往很真實：依據筆者長期觀察，對岸頂大學生普遍不滿這些「學生官」的作風已久，但由於怕被針對、被起底，因而多只能以黑色幽默諷刺之，或將校內學生會幹部戲稱為「錦衣衛」聊以自娛。

不對稱的獎酬機制，鞏固紅色階級差異

北京是中國的政治中心，各類領導人經常喜歡到當地各大學進行視察，這事情並不新鮮。但每當領導們到圖書館、教學館、宿舍等地「視察、看望同學」後，報導照片一刊出來，大家就明白箇中眉角：簡言之，領導視察的周圍，都是滿滿的學生會幹部。

事實上，只要各級領導人來視察，永遠只有學生會幹部能夠近距離與之接觸交流，普通學生則毫無機會。學生會幹部們，也顯然比其他同學更懂得「見了領導要說什麼話」。

此外，有好些全校性的獎項，都是「由團委設立、學生組織評選，最後獲獎者『剛好』都是學生會幹部」。說穿了就是自己給自己發獎，有利於將來保研時加分。甚至，某些獎項或獎學金根本沒什麼遴選機制，實屬團委機關直接分配的名額而已──而這些舉不勝舉的團學活動與相關獎酬，都還要戴上「層層選拔、萬中選一」的帽子，尤顯病態。

學生會的工作，在各學院中更往往是與保研條件高度連結的。各學院的保研加分制度，堪稱「人為製造的不公」，阻礙了那些非學生會幹部者的保研之路，也排擠了學校培養認真研究生的資源。

其實對岸校園中，人人都知道：學生會幹部明顯就是大學中的特權階層，而要晉升此類特權階層，就必須服膺官場文化，與團委領導打好關係。

面對這種種批評，「指導」學生會的團委永遠只會雲淡風清地例行性表示：「學生會幹部們，為學校、學院、學生做出傑出的貢獻，這是對他們無私付出與奉獻的回報⋯⋯。」

這樣的「類學生自治」，不知您想不想一起參與？

※本文由換日線網站授權刊載，原標題為《對岸大學的「類學生自治」：泰晤士排名亞洲第一的北京清華，那些你可能不知道的事》，未經同意禁止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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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Mark Lin，台北出生、高雄長大、北京委身。專長為私募股權基金研究，曾任職政府產經智庫及外商顧問諮詢，就讀過台大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北大公共行政暨政策研究所、台大國企所博士班，兼讀過五道口男子職業技術學校博士班。有感華人世界仍無法擺脫製造業思維的包袱，重視有形財富，忽視無形價值，宜自主建立一套世界觀及哲學觀。此外，體悟到凡事不能囿於兩岸關係的利益，台灣青年必須要培養全球化競爭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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