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論壇/張登及】疫苗外交是中美結構性競爭的風向標

奔騰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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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y Jenkins, left, received the COVID-19 vaccine in Paterson, N.J., Thursday, Jan. 21, 2021. The first people arrived around 2:30 a.m. for the chance to be vaccinated at one of the few sites that does not require an appointment. Smaller-than-expected vaccine deliveries from the federal government have caused frustration and confusion and limited states' ability to attack the outbreak that has killed over 400,000 Americans. (AP Photo/Seth Wenig)
圖片來源: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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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登及 /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一、中美結構性競爭方向不變

新冠疫情使得美中關係在川普任期末段加速惡化,不僅抹煞了2020年初第一階段貿易協議贏得的短暫緩和,還使雙方的敵意延伸到全政府、全社會。甚至啟動了科技、教育、金融、意識形態等全領域的對抗,使原本環繞崛起中國週邊所有的地緣政治熱點都更加緊張。除了中美和全球貿易連結比冷戰與更早時期都更加綿密,難以立即「斷鏈」(decoupling)以外,所有其他方面,大國對峙的形勢都比1914年前夕的英德對抗猶有過之。

雖然川普敗選,拜登上任後也精準地選擇農曆春節與習近平通了兩小時的電話,但隨後拜登團隊一如選前表明的,全力啟動「美國回歸」(America is back),藉由七大工業國(G7)、四方安全對話(QUAD)以及未來將召開的「民主峰會」(Summit for Democracy),從前述「全領域」各方面重整旗鼓,嚴陣應對「中國挑戰」。顯然,宣傳「中國拜登」的陰謀論者完全錯了。如布林肯國務卿(Antony Blinken)所言,川普團隊制衡中國的方向從美國利益而言沒有問題,問題出在川普、龐佩歐(Mike Pompeo)等人對華競爭的「方法」不對。

二、全球抗疫合作不彰、富國囤積引詬病

疫情是這個競賽中短期的重頭戲。從「人類安全」(human security)的角度看,中美表面上也同意,就像氣候變遷與減排,共同防疫理應是超國界的、部分兩強應該合作的領域。而且相信這些議題在拜習兩小時通電中,不止佔了一些時間,也是少數雙方都能友好相待的話題。但雙方通電迄今,兩國有關領域工作層級都不見任何後續溝通和推動,人們反而看到的是中、美兩大陣營繼續在有關的國際論壇上相互競爭、爭取支持。

較早展開試打的中方科興CoronaVac疫苗和稍後推出的國藥BBIBP-Corv疫苗雖屬傳統的滅活疫苗,卻更快、更多地在亞非拉發展中國家施打,有些國家衛生當局不僅正式批准上市,土耳其、印尼、智利、秘魯領導人也公開接種。在歐盟抱怨未能依約購得退歐的英國生產的牛津疫苗之際,中國疫苗又打入東歐的匈牙利與塞爾維亞,習近平且在日前中國—東歐17+1峰會提出與東歐疫苗合作。雖然援外總劑量還不清楚,北京官方指出已向53個開發中國家提供「疫苗援助」,向22國「出口疫苗」。

三、中國倡議「發展中國家優先」,對西方形成宣傳壓力

聯合國秘書長與世衛總幹事等多次抱怨全球疫苗分配不均,將延後世界擺脫疫情的時限。美英等國研發技術與資源充足,接種行動迅速,外媒引述西方NGO的研究稱,美國、歐盟、英國、澳洲、加拿大和日本預定與囤積的劑數,已遠超過需要數達10億支。但其歐陸盟國與加拿大卻苦於「下訂但拿不到貨」的窘境。目前全球接種率最高的除了以色列與阿聯兩個小富國外,主要大國由美英領先。在北約中,還出現土耳其領先德法的奇特現象。加拿大人口僅不足4千萬,訂購了4億劑疫苗,卻貨源短缺。像是俄國「衛星」疫苗也是較早問世並在阿根廷、委內瑞拉等國施打,且獲得印度同意合作生產,但美國與烏克蘭等則禁止使用,並制裁俄方參加研究的機構。西方集團內部抗疫合作的混亂與對中俄的抵制,直白地證明「本國優先」與「生物權力」(bio-power)在地緣政治對抗上的重大作用。

中共外長王毅在19日出席安理會疫苗問題部長級會議時,指出疫苗赤字的實質是「產能赤字」與「分配赤字」,要求落實由世衛組織領導抗疫、「疫苗計畫」(COVAX)應該實行「發展中國家優先」原則,並在稍早聲稱將先向COVAX提供1,000萬劑給「急需的發展中國家」。去年5月美、澳等國曾在世衛大會提出「獨立派出調查團」調查中國疫情,提案遭到修正為「在世衛領導下」的訪查。今年2月訪團甫結束武漢實地調查後,專家團成員排除武漢病毒所流出病毒的可能,另指出疫情可能在2019年10月或更早在中國其他地方出現,對華議題壓力削弱;加上北京有針對性地高舉發展中國家優先原則,相信已對美英與西方集團形成巨大壓力。

四、美英與G7緊急出手,盼贏回道德高地

拜登參選時就承諾,美國要重回世衛與氣候變化公約等非傳統安全多邊機制,才是因應中國挑戰的有效方法。布林肯出席安理會疫苗部長會議時,也承諾將向世衛撥款兩億美元,如能兌現,已能填補之前華府拖欠的8,000萬美元欠費。同一時間舉行的G7峰會亦發表聲明稱「包括獲取新冠肺炎工具加速計劃(ACT-A)和COVAX的40億美元金援,七國集團將援助之金額經達到75億美元。」一向關心非洲的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呼籲美歐將生產的5%給予發展中國家,獲得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響應,接種領先的英國也承諾將剩餘疫苗優先提供,但美國對此又有所保留,務實作法與中國當年文革貧困之際還大舉援助坦尚尼亞蓋鐵路的「壯舉」頗有不同。(據統計,美國疫苗施打已逾4,000萬劑次,人口六千餘萬的英國也已施打1千7百萬劑次,人口3,500萬的加拿大仍不及100萬劑次,人口14億的中國施打約2,200萬劑次。)

事實上,西方集團無論在技術與資源等各方面,仍領先中國甚多。之所以在疫情問題上處於被動,除了政權體制與中國大陸有異,必須在民意壓力下優先滿足本國民眾的期待外,更關鍵的是近年來因為各國經濟問題造就的「新右派」,以民粹風潮鼓舞「本國至上」原則,不僅大大限縮了進步派推動「全球主義」的戰略空間,也使北京得到機會,緩解廣大「第三世界」對大陸爆發疫情的不諒解,與對中國復興的擔憂。

華府、倫敦等如果僅致力於鞏固在印度的對華監視計畫,卻忽視印度仍能與俄國、伊朗共同舉行海軍演習;或者封禁中方的傳媒喉舌,卻未能注意歷史視角中,自以為普世卻帶有雙標的問題;或加固「四方對話」的共同操作,卻低估了東協、韓國與大洋洲島國的自主需求,要確保對華結構性競爭,還要經歷一個漫長又充滿危機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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