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論壇/黃之鋒】極權下的苦難共同體

Friends of the 47 pro-democracy activists hug each other outside a court in Hong Kong, Thursday, March 4, 2021. A Hong Kong court on Thursday remanded all 47 pro-democracy activists charged under a Beijing-imposed national security law in custody, ending a four-day marathon court hearing. (AP Photo/Kin Cheung)
圖片來源:AP

作者黃之鋒為前香港眾志祕書長 黃之鋒

自2011年反國教運動以來,乃至後來雨傘運動、反送中運動,自己都是委身香港民主運動當中,即使兩度被取消參選資格,但我透過不同直接行動與香港人爭取應有的權利。

因此,讀到同樣是活躍社運組織者麗莎.費安(Lisa Fithian)撰寫的《我們為什麼要上街頭?》,當中不少公民抗命及直接行動的例子,對我而言感受甚深,畢竟她參與過的「占領華爾街」、紐奧良「共同援助網」等社運嘗試其實間接影響了香港雨傘運動及社區運動的組織者。

正如作者所言,社運的作用就是對於現狀的挑戰〔她用的字眼是「混沌的邊緣」(edge of chaos)〕,認為社運組織者不應只是聚焦組織技巧等資訊上的討論,而忽略社會運動就是透過不斷的直接行動,打斷我們習以為常的社會秩序,從而營造張力去思考及實現變革。的確,香港過去一年的抗爭運動以「Be water」為原則,就希望透過連續多變的抗爭行動,形成巨大的政治張力,令政權正視問題。

過程中,抗爭者不斷製造新的可能。作者強調,直接行動不但「來對抗與分解今天的壓迫性威權體制,同時亦是建立一個擁抱愛與關懷、充滿自由氣息的結構」。事實上,回溯香港社會運動軌跡,由天星皇后事件、反高鐵等土地運動開始,抗爭者就展示對另類發展可能的想像,反送中運動期間亦出現黃色經濟圈、國際戰線及奶茶聯盟等不同抗爭策略的實踐。

這種運動實踐便將抗爭成為日常,將變革熱度由街頭延展到生活當中,就如作者所言,直接行動本身是生活方式。過去一年,香港抗爭者針對中資及親北京商家而發起的「黃色經濟圈」,就是利用自身消費力量去抵制與極權共謀的大商家,將資源再分配到支持民主的良心企業。這些企業亦會將資源反饋公民社會,單是武漢肺炎醫護物資短缺的時候,黃色企業就從海外訂購口罩並分配到弱勢群體手中。在北京希望透過經濟實力去脅迫及統戰商界及個體時,這另類經濟想像無疑強化公民社會抗禦力。

當然,作者有關社會運動的生產面集中於「共同的信念與價值」。這固然是正確,但我們不能忽略在理性以外,政權打壓所產生的情感連帶同樣重要。在不少極權國度,政權往往依賴打壓、濫暴、思想審查等,扼殺異見聲音,公民社會面對共同命運,往往因為苦難壓迫,催生新公民身分,香港、白俄羅斯,到泰國的抗爭經驗中,我們亦見證不同苦難共同體的出現。

不要輕視情感連帶的穿透作用,無論是雨傘運動或反送中運動,一般市民往往是因為目睹政權不公義打壓所衍生的「義憤」,從而決定投身社會運動。它亦為社運提供厚度,即使在雨傘運動後五年的社運低谷,乃至反送中運動後被監禁、被迫流亡而散落地球每個角落的香港人,這種新的抗爭共同體亦在逆境及萬分無力感當中,成為刺激眾人繼續砥礪前行的動力。

因此,中譯本提到「我們為什麼要上街頭?」,重點不單在於「為什麼」,亦是「我們」。對受極權壓迫者而言,這是當初的許諾,一生的志業。

2020年11月22日

記在第四次入獄前夕

●本文摘錄自《我們為什麼要上街頭?》一書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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