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論壇／張宇韶】民進黨大敗之際 更需舉行中國政策大辯論

作者為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

民進黨主席選舉在即，兩位參選人不約而同提出「當選後舉行中國政策大辯論」的承諾，就政黨文化與責任政治的角度來說，都是極為正面的訴求，特別是民進黨處於「球隊重建」的關鍵時刻。

民進黨的政治文化向來強調路線競爭與政策批判，因此辯論始終都是黨內政治的日常。然而相較初選或公共政策辯論的頻率，中國政策則是少數的例外，議題的敏感性與影響層面廣泛應是主因；若換個角度思考，若有需要進行中國政策大辯論時，也就意味中國政策核心價值與基本論述已經出現了瓶頸，這樣的辯論不僅涉及黨內路線的典範轉移，也是民進黨進行社會溝通與對話的特殊形式。當這種階段性的政治社會化完成後，民進黨隨即對台灣社會展現其新的戰略思維與論述邏輯。

1997年民進黨在贏得縣市首長大選後，面對李登輝提出戒急用忍的大陸政策時，因此更有自信在隔年舉辦中國政策辯論。彼時辯論的論點集中於美麗島系的「大膽西進」與新潮流的「強本漸進」之間交鋒（最後折衷為「強本西進」的主張）。這次辯論不僅催生《台灣前途決議文》的此一重大的戰略文本，同時也構成陳水扁執政時期其四不一沒有、大膽講話、兩岸統合論、小三通、春節包機等政治論述與中國政策的基礎內涵。諷刺的是，相對國民黨當時保守的大陸政策，民進黨的中國論述反而顯得進步且務實。

民進黨透過《台灣前途決議文》界定了「台灣與中華民國」的政治關係，象徵從體制外的「顛覆」走向體制內的「認同」，最終以中華民國是台灣的語境完成新的主權與認同建構。蔡英文又透過「世界走向中國」的說法，區別了馬英九「從中國走向世界」的主張，逐步完成「台灣與世界」關係的連結。

仔細觀察，相較於前面兩個層次的後設敘事，「台灣與中國」此一論述始終缺位。蔡英文的就職演說巧妙運用辯證性的平衡邏輯，試圖在「中華民國憲政體制下維持現狀」的說法中彌平這個缺口，藉由法律構成要件（憲法本文、憲法增修條文、大法官釋憲、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兩岸人民交流成果與九二歷史事實取得台灣民意的支持，即便北京認為這是「未達完的試卷」。

民進黨在2018年九合一大選新敗之際，兩岸關係與中國政策雖然不是敗選的顯著因素，但是再面對中國銳實力崛起、美中經貿大戰白熱化、北京對台政策改玄易轍、九二共識重新成為藍營論述主流時，民進黨再度面臨新的典範危機。

姑且排除中國因素，因為北京給予民進黨的空間，只落在「九二共識一中各表」與「兩岸同屬一中」的狹隘象限之中。在國民黨目前聲勢看漲的行情中，民進黨其實也沒有修正空間。關鍵在於蔡英文所提出的「中華民國維持現狀」或「新四不」的說法，是否持續獲得持續綠營基本教義與派務實交流派的認同，恐是巨大難題與問號。

前者認為在中國打壓之下，這種論述過於保守且流於修正主義的性質，這與解殖台獨路線相互衝突；後者認為蔡英文政府過度對美傾斜，全盤忽略兩岸經貿關係恐是激進盲動路線，無助於穩定兩岸關係發展。若蔡英文的中國路線同時披上保守與激進的外衣時，這種內在矛盾就說明了論述上的危機。直白說，如果綠營內部無法在中國政策上取得共識，又如與九二共識相互抗衡並說服其他中間選民的支持？

危機就是轉機，相較於民眾對於權力佈局與人事改組的冷感，民進黨唯有在中國政策上進行一場實質的辯論，才能展現置之死地於後生的決心與氣魄，也是民進黨目前最佳的自我療癒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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