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奇摩新聞 一段「人、時間與勞動」的簡史──勞動權走過的漫漫長路
作者／獨立評論
文／吳媛媛
人類在晝夜和寒暑之間，感受到地球自轉和公轉的神秘步調，繼而去捕捉和定位時光的流動，發展出日月、時、分、秒等計時單位。
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農業社會，世界上各文明都有某種形式的日晷，15、20分鐘誤差，在當時並不是大礙；而計時技術也是權威的象徵，朝廷、教堂敲響暮鼓晨鐘，作為人們依循的準則。
後來，機械時鐘的設計以宣揚國家工藝技術之名，在全球各處出現零星火花。
人類在捕捉時間的技術上的精進和普及，曾經有兩個大躍進：
首先是在大航海時代，那時還沒有衛星定位系統，人們發展出使用「時間」來定位「地點」的方法，將所在地時間和本初子午線的時間做比對，推算出確切的東西經度位置。
在龐大的殖民利益推動下，歐洲最好的頭腦們傾畢生之力，把笨重龐大又不可靠的時鐘，改良成為每個船長手上拿著的精良航海鐘4.0，這是第一次躍進。
而鐘錶技術的大幅普及，是在工業革命之後，人類的生活漸漸脫離了作物生長的自然框架，同時單位生產價值大幅提高，於是勞動漸漸不再以一季或一日，而是以時數來計算。
就在此時，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鐘錶量產公司，人人皆可擁有，也出現了「準時」這一項新美德，這是第二次躍進 。
鐘錶工廠生產帶上吐出了無數鐘錶，人們把它戴在手上，也把自己的時間化作了商品，滴答、滴答，在市場上論斤兩販賣。
然後，人化為勞動時數，化為成本，化為會計報表上推演的數字。
從前，人們曾經一天工作16小時
工業革命初期，是人類史上工作時數最大的時代。那時不分大人小孩、不分男女，每日平均工作時數是12～16小時。
說來諷刺，「勤勉」是從農業社會傳承下來的美德，但是我們的老祖宗卻從來沒有像現代人這樣工作過。
1817年，一個英國烏托邦社會主義者（他本身也是工廠老闆），提出了「8小時工作，8小時休息，8小時睡眠」的口號，也就是我們現在孰悉的8小時工作制。
而這個口號從空想成為常識，花了人類100多年的時間。
工業革命初期勞工運動的主軸，幾乎都是環繞著限制工作時數這項訴求。
1847年，英國國會經過多年的爭議，終於簽下了「女人和孩童一天不應工作超過10小時」的法條。1848年法國二月革命，為法國人民爭取到了每天工作不超過12小時的權利。
在太平洋另一端，美國礦業勞工們爭取10小時工作制，拉著：「8點工作到8點，2個小時吃飯時間」的訴求標語，如今看來，帶著一點荒謬，一點悲傷。
從12小時、10小時到8小時，把全世界勞工此起彼落的抗爭一字排開，這其中的舉步維艱和腥風血雨，令人怵目驚心。
此時期的勞工運動也成為歐美革命浪潮的主要動力，抗爭者走進法國國會，把原本佔據了立法機制的貴族和紳士們硬生生擠到大廳的右邊去，成為歷史上第一批被稱作「左派」的人，從此左派歷史的巨輪，分別在體制內、體制外，用商議或革命的方式，刻畫出了不同面貌的歷史軌道。
「要休息」還是「要薪水」？
1860年代，美國勞工通常一天工作10小時，一週工作6天。在工會組織相繼罷工下，各州政府陸續簽訂8小時工作制的法條，但是法條充滿漏洞，執法力道不足，而其中最讓勞工不滿的，就是減時也減薪的假退讓：要8小時是嗎？好啊，那麼薪水也要一起減。
這個看來合邏輯的做法，讓勞工為了維持生活依然必須加班，改革有名無實。（以上這一切，是否在今天的台灣都似曾相識呢？）
1887年5月1日，8萬名美國芝加哥的勞工走上街頭，大喊「一天8小時，薪水不能減！」（Eight-hour day with no cut in pay.）這就是史上第一次五一勞工遊行。這次罷工連結了全美國1,200家工廠，超過35萬名工人。
兩天後，罷工團體和工賊發生衝突，受命保護工賊的員警在混亂中往人群掃射，槍殺了數位民眾，其中包含2名工賊。
在接下來的一場抗議中，一顆土製炸彈在乾草市場引爆，導致7位員警，和至少4位勞工身亡。（在罷工衝突中受傷的民眾常因害怕被逮捕而不敢就醫，所以難有切確的死傷數字。）
後來當局逮捕了100多名工會幹部，在幾乎沒有罪證的情況下，4位最具影響力的工會領袖被處以絞刑。
這次事件平息之後，芝加哥政府立了一尊員警銅像紀念殉職同仁。這個銅像不斷被人毀損，又不斷修復、遷址。一直到下一個世紀，芝加哥政府才為在這次大罷工失去生命的勞工們樹立了紀念碑。
不管樹立誰的銅像誰的紀念碑，罷工者、工賊、員警其實都是歷史的輸家，而真正的贏家，永遠都是那些坐在會計報表後面運籌帷幄，把人力化作數字進行精算的人們。
人們終於慢慢意識到，勞資雙方並不對等
接下來美國勞工組織持續在限制工時的路上前仆後繼，強悍的工會們如印刷、建設、鐵路業陸續取得8小時工作制，但大環境阻力也絲毫不讓步。
1905年，美國最高法院釋憲，認為立法限制工人一天只能工作10小時，違反了美國憲法第14條人民簽訂契約的自由。說白話一點，就是不能剝奪工人們想要工作超過10小時的自由（這聽起來是否也很似曾相識呢？）
這是一個極具有時代意義的判決，凸顯了美國極端重視個人自由、主張放任市場的特質。
而在十幾年之後，美國的大法官們也終於意識到，勞資雙方簽訂契約的權力地位並不是對等的，因此開始推翻這項釋憲判決。
從此時，也開始有美國總統候選人把限制工時作為競選的政見。
大約在同時，在無論工業化或民主法治進展都比歐美慢一步的俄國，人們早已失去耐性，共產革命呼聲越來越高。
1917年十月革命，共產黨直接闖進了皇宮，革命後4天，蘇維埃政府開始實行8小時工作制。十月革命的成功讓其他國家的勞工組織受到鼓舞，如火如荼地展開罷工抗爭，各國共產黨也得到前所未有的熱烈支持。
後來共產極權統治的荒腔走板，我想不需要我多說，從小課本上毛澤東、史達林的頭像，就是邪惡的化身，而「反共」，似乎就是絕對的正義。
其實對當時的上層階級來說，如果還有什麼比勞工組織（organized labor）更讓他們睡不安穩的，大概就是共產主義了。
面對共產勢力的興起，歐洲政經高層六神無主，這種緊張關係讓許多國家只好步步退讓，陸續簽訂了8小時工作制。
而在同時，紅色恐慌也造就出許多比毛澤東和史達林有過之而無不及的獨裁者，如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佛朗哥，他們都是反共出身的。
接下來是全世界都被捲入意識形態之戰的瘋狂年代，在歐美上層社會陷入恐紅的同時，也不乏像海明威那樣，飄洋過海為西班牙共產黨而戰的人們。
漫長的二戰過去了，遠東、南美相繼成了美國蘇聯的角力場，在國共之戰、韓戰、和越戰後，東亞被一刀劃過，留下現在身處台灣海峽這一端的我們。
8小時工作制的烏托邦夢想，經過抗爭、商議和革命的方式，終於在100多年之後成為了一個普世常識。
柏林圍牆倒下，俄共、中共接連張開雙手擁抱市場經濟，資本主義大獲全勝，有人說歷史已經走到了終點。但是，勞工的歷史呢？
學校沒教的歷史
這段歷史是何其恢宏龐雜，我在這裡只是簡要統整幾段瑞典中學生都必修的勞工運動史。
而透過這篇文章，我主要想提出的是一個深刻的問題，那就是台灣義務教育課堂上教的全是帝王將相、菁英紳士的歷史，嚴重缺乏勞工史（Labor’s history 或 People’s history）的這項事實。
我年輕時曾經開口閉口「我認為……」、「我覺得……」，帶著斬釘截鐵的自信。直到有天來到和台灣截然不同的瑞典社會，我才發現，至今我拿來構築世界觀的知識和材料，都有一個很關鍵的缺角。
在慢慢去發現和填補這個缺角的過程中，我的價值觀漸漸產生變化，曾經斬釘截鐵的信念，變成一個隨時需要檢視的立場。
當然我並不是說把這個缺角補上後，價值觀就一定要改變，讀了勞工歷史之後仍然選擇自由主義的瑞典人也不在少數。我只是多麼希望，台灣人的「信念」，也可以是在獲得更全面的資訊後，所做出的選擇。
除此之外，我也認為勞工史和左派意識，本應是屬於普羅大眾的知識，台灣在義務教育期間不講授，推遲到高等教育的特定科系中才讓學生接觸，使得左派思想始終擺脫不了濃濃的學院味，實在是非常吊詭的現象。
就如同推行性別主流化，並不需要大家都讀過女性主義理論，我相信在一般社會政策討論中的勞工階級意識，也絕不是，也不應該是要受過高等教育、讀過高深左派哲學文本才能理解的。
「勤奮」文化底下的隱憂
在冷戰結束後的幾個東亞國家，「勤勉」、「刻苦」等傳統美德的幽靈仍在遊蕩，受美國老大哥耳提面命遵循自由主義，又缺乏勞工組織傳統，這種種因素，都讓我們受薪階層的工時倒退回上個世紀，位居世界前幾位，而且這一次，從藍領到白領無一倖免。
日本NHK的長壽節目《プロフェッショナル仕事の流儀》，我覺得是這種鞠躬盡瘁文化的最佳體現。
這個節目以紀錄片的形式跟拍各業界翹楚，探究他們的工作哲學。而這些人的一個共通點，就是似乎都不需要休息，常常回家不到6小時就要出門，甚至乾脆在職場過夜，和家人也少有互動。而這種生活，經常被詮釋為一件榮譽、正面的事。
2015年年底，日本大企業電通公司發生員工過勞自殺事件，在日本引起很大的爭議，上個月某集《仕事の流儀》，就是以一位和電通周旋的勞權律師為主題。
在開頭，這個節目一反常態的介紹了一位NHK記者同仁，和她在2014年過勞死的始末。這段和節目主角沒有直接關聯的內容，彷彿是NHK員工無聲的控訴。
這位NHK員工過勞死前一個月的加班時數是159小時，而電通員工死前一個月的加班時數是105小時。
可以想像這樣的加班生活嗎？電通員工死前一個月在推特上說：「我現在除了想睡覺，已經失去了所有其他的情感。」
電通事件發生後，電通公司被罰款50萬日幣，並且落實「晚上10點以後全館熄燈」的政策，但多位電通職員向媒體透露，他們現在只是必須把工作帶回家做而已。
《仕事の流儀》是一個介紹各界翹楚的節目，但是在這一集介紹的兩位死者，她們都是像你我一樣的一般人，每天在上班下班之間尋找工作生活的平衡（work-life balance）。
面對大幅失衡的壓力，她們倒下了，很多日本網民說，會不會是她們工作不得要領？ 真的那麼痛苦為什麼不辭職？ 在台灣有些人可能會說，她們也許本來就有病？然而絕大多數「健康的」，咬牙撐下來的人，難道就是幸運兒嗎？
翻開歷史的下一頁
目前台灣《勞基法》規定每月加班時數以46小時為上限，但是在檯面下每個月加班超過100小時的例子俯拾即是。2016年台灣年工時在世界排名第6，位居日本之上。
當父母的工時長，孩子們也只好長時間待在學校和補習班，父母下班接孩子回到家，一邊回上司傳來的LINE，一邊督促孩子寫功課，就這樣，一天又過去了。
工業革命之後近兩個世紀以來，世界的勞工們前仆後繼，喊破了喉嚨只為了提醒社會他們不是成本數字，而是一個個的人。而在台灣，人們的臉龐又開始模糊，化作一個個不合理的加班時數。
在社會上有少數人何其有幸，他們對工作有超常的熱情和能力，自發性地想以工作為生活主軸，這當然沒有人應該阻止，但是以「勤勉」之名，把不健康的工作生活平衡當作「職業道德」套用在大多數人身上，說穿了，不過是資方想壓低成本的好聽藉口罷了。
除了職業道德之外，資方還有很多好用的藉口，比方說產業會出走，經濟會停滯，人會越來越懶，文明會萬劫不復等等。
如果我們回頭看看歷史，就會發現很多困境，前人都走過了，很多藉口都被說了又被揭穿，很多領悟都已經被領悟過，眼前的爭論其實也都已經爭論了很久很久，至今沒有人能給出一個斬釘截鐵的答案。
日前何佩珊副秘書長以「左派幼稚病」一詞來批評台灣勞團訴求，似乎不知道這是俄共領袖列寧用來批評共產黨內部支派的用詞，體現出現在台灣中堅一代在歷史認知上的倒錯。
同樣的，現在不少台灣人只要一見勞團抗爭就很不安，仿佛勞權的提升很快速又不可逆，會讓產業大受打擊。這時如果回頭看看勞權發展進一步退三步的歷史，就會知道對抗爭的進程真的不需如此樂觀。
瞭解這部歷史的前半部，也許並不能告訴我們下一步要怎麼走，但至少能幫助我們更清楚掌握自己現在的位置，並決定在翻開下一頁時，要採取什麼樣的立場和姿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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