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當影子寫手

大學時代偷偷地投稿黨外雜誌，當然不敢用真名。退伍後考上中廣當編譯，每天守著電傳打字機送來的外電，師傅會選擇重要的新聞讓我翻譯，經過潤飾後送給編輯看是否報導。國際新聞很少受青睞，多數時候是進入垃圾桶。最得意的一次是蘇聯頭子契爾年科死亡，台灣這邊是半夜，我沒有漏掉新聞。

到美國念書，寫博士論文時接留學生刊物的總編輯，擔心護照被註銷不能回國，就沿用留下來的女生名字。以前沒有電子郵件或社群媒體，有時會收到轉來的慕名要求交往的信。要是遇到稿源不足，同一期會使用不同的筆名寫稿子。同樣地，同鄉會跟同學會有鄉訊，分配到當執編也往往必須左右手輪流寫。

回國以後，有很長一段時間寫台獨聯盟的新聞稿，留美理工出身的主席張燦鍙大而化之。等到留日念政治學的黃昭堂接任，遣辭用字相當小心，特別是批判到民進黨之際，文字一再修飾。印象最深刻的是許信良擔任民進黨主席時主張「大膽西進」，我反映海內外盟員的反彈大加撻伐，被耳提面命一番，「又不是要吵架！」

在前總統李登輝下台前，有一天忽然接到新聞局的電話，說要出版一本中英文版的今日台灣，邀請我介紹國際外交，還囑咐能否找一位學界朋友寫內政。沒想到收到書以後，赫然發現拙文竟然被抽掉了，友人的稿子穩如泰山。沒有任何說明、更不用說歉意，倒是沒有要求退回稿費。對了，那位學界朋友是吳釗燮。

一般而言，政黨在野時期沒有新聞幕僚，演講稿通常由邀請單位提供，比較容易凸搥。我在陳水扁執政時期曾參與一些法案規畫，行政院拍板定案送到立法院前，會順便幫忙寫發言稿，中規中矩。李登輝下台後，幕僚單位舉辦學術研討會邀稿，偶而請託草擬發言稿，定稿多半沒有變動，頂多口語化一點。

多年來，陸陸續續替報紙寫社論，因為不是掛自己的名字，為人作嫁，沒有什麼好計較的，反正總主筆是同路人。話說回來，主事者的風格有所不同，背後還有大老闆或意見比較強烈的董事。來電通常簡單交代大方向，剩下就自由發揮，頂多是稍做意見交換，再不然就是標題加問號沖淡、或副標否定。

年初接到電話，說被檢舉一稿兩投，晴天霹靂，因為我已經許久不主動投稿，另外也是臉皮薄、怕被退稿，更不用說兩投。檢討起來，我通常把稿子同步丟臉書，也歡迎無償轉載，完全無關金錢。其實，觀點難免有不同之處，本來就有討論空間；為人師表32年竟然被汙衊檢舉，情何以堪。

當研究生時，最喜歡羅伊科（Mike Royko）的專欄，他的文章通常出現在《芝加哥論壇報》，其他報紙也會同步刊載。羅伊科40年寫了7500篇專欄，我1年最多胡謅120篇湊數，瞠乎其後，可惜我們沒有報業、廣播或網路聯賣的聯繫安排。

8月1日退休後，不再誤人子弟，就當個自由撰稿人。身為政治學者，除了繼續研究寫論文，針砭當道四十年如一日，豈是頓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