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銀行: 中國困境威脅東亞經濟

（德國之聲中文網）東亞一直是現代世界最重要、最持久的經濟繁榮中心之一。從20世紀50年代起，日本、韓國、台灣，尤其是中國，這些經濟體在不同的時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

目前，該地區仍然是全球經濟中極具影響力的驅動力，但經濟學家對其前景的悲觀情緒正在上升。

在本周早些時候發布的對該地區的最新展望中，世界銀行下調了對中國以及整個東亞和太平洋地區經濟增長的預測。世界銀行將對中國2024年經濟增長率的預期從4.8%下調至4.4%。對於更廣泛的地區，GDP預期增長率從4.8%下調至4.5%。

“人們對該地區的要求高於其他地區。”世界銀行東亞和太平洋地區首席經濟學家馬圖（Aaditya Mattoo）告訴德國之聲：“這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地區，任何經濟放緩都會引起很多關注。”

不過，他也認為，東亞一些經濟體在疫情發生後這麼短的時間內就恢復到目前的增長速度，已經做得很好了。

“大多數主要經濟體目前的狀況都好於疫情之前的水平。”他說，“例如，越南和中國今天的產出比疫情前的水平高出20%。不僅僅是它們，其他大國，如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產出也比疫情前高出10%。”

中國經濟方向尾大難掉

然而，中國經濟陰雲密布也令人擔憂。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國內生產總值佔東亞地區的絕大多數，因此它的麻煩對該地區和東南亞來說尤其嚴重。

世界銀行指出了中國經濟存在的一系列問題，從嚴格封鎖政策放松後的增長乏力，到房地產市場陷入嚴重困境，再到家庭債務飆升。

馬圖認為，中國政府的主要問題是中共領導層在試圖改變中國整體經濟軌跡時遇到困難。

“我認為過去基於基礎設施和房地產投資的增長已經失去動力。”他說。

他補充說，中國目前的所謂五年計劃（從2021年到2025年）一直難以有效實現其目標。中國的目標是促進消費驅動型增長和技術自主，同時轉向更環保的技術。但疫情爆發後，中國的消費者信心和投資持續低迷。

牛津經濟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的經濟學家路易絲·盧（Louise Loo）告訴德國之聲，她認為中國經濟放緩主要有三個原因：嚴格“清零”政策的後遺症、國家對房地產危機的應對措施，以及多年來的監管打壓導致私營部門整體投資氛圍緊張。

全球貿易問題的拖累

造成中國和東南亞地區普遍不景氣的另一個因素與全球貿易環境有關。除全球需求低迷外，保護主義抬頭也對中國和亞洲其他出口國，尤其是東南亞國家造成了重大影響。

2018年開始的中美貿易戰最初通過調整貿易流向使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和泰國等國受益，但拜登政府的立法改變了這一局面。

旨在促進美國國內生產的《降低通貨膨脹法案》和《芯片與科學法案》出台了各種貿易限制措施，極大地打擊了該地區國家對美國的電子產品和工業出口。

“我們似乎看到，這些法律出台後，該地區的出口有所下降。”馬圖說，“因此，可以將其視為一種‘矯正手段’，通過限制貿易、要求使用本地產品才能根據《降低通貨膨脹減法》或《芯片與科學法案》獲得補貼。”

馬圖表示，東亞地區國家面臨的另一個主要問題是債務，在疫情病期間，債務大幅增加。

“我認為債務給消費者帶來了壓力，”他說，“他們的支出減少了。債務給政府和企業部門帶來了壓力，他們的投資減少了。因此，我認為這是我們關注的問題之一，而這直接歸因於疫情。”

經濟減速過快

經濟學家表示，該地區對全球經濟舉足輕重。馬圖說，即使在經歷了數十年的歷史性高速經濟增長之後，目前的經濟放緩也不能簡單地歸因於自然“減速”。

他解釋說，當它們和高收入國家差距很大時，增長速度會非常快，因為有更大的範圍可以利用技術和資本，實現快速增長。而接近高收入國家的水平之後，則可能出現增長放緩。

“問題是它發生得太早了。”他說。“即使在今天，這些國家的人均收入也只是富裕國家人均收入的一小部分。所以說，‘好吧，這就是我們預期會發生的情況’，我認為這太宿命論了，這是沒有道理的。”

世界銀行支持服務業改革

那麼可以做什麼呢？世界銀行表示，如果政府接受的話，服務業改革可以推動該地區的重大經濟變革。經濟學家馬圖指出了一些國家對外資企業所有權的限制，以及對跨境數據流動以及金融和運輸服務的限制。他表示：“一系列監管措施實際上阻礙了這些行業的進入和競爭。”

馬圖說，越南等國的成功表明，一個國家的經濟在服務業蓬勃發展的支持下可以取得多大的增長。

“我們發現，在過去十年中，服務業對地區勞動生產率增長的貢獻超過了任何其他行業。”馬圖說，“甚至外國直接投資（FDI）服務出口的增長速度也快於外國直接投資貨物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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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rthur Sulliv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