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奇摩新聞 中共20大》解讀習近平談話 安全鬥爭大量取代經濟開放 中國難脱經濟困境
過去5年中國面臨了五大經濟問題，這幾個問題不解決，經濟很可能無法再回到過去的高速成長。（圖片來源／pxhere）
為期一週的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簡稱中共二十大），已於2022年10月16日在北京揭開序幕。
此次中共二十大特別受到外界所關注的原因，除了習近平預計將打破過往最高領導人連任不超過兩任的制度（毛澤東以外），連任第三屆的總書記大位之外，更重要的是過去5年，中國面臨了五大經濟問題，一是共同富裕及經濟體制（國進民退）的轉向；二是脱虛入實（強調實體製造，壓抑近年活力十足的虛擬經濟）；三是房地產行業在三條紅線政策下，出現明顯下行並導致地方政府財政艱困；四是疫情爆發及伴隨而來的清零政策，導致經濟大幅下行；五是中美對抗全面升級並引發美國的科技封鎖。
一般認為，金融市場期待習近平於二十大穩固自身權力後，北京當局或會全力挽救低迷的經濟，政策又將回到過去以經濟掛帥的老路。
豈料，10月16日習近平在開幕演講中，僅強調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並未如過去在各領域有全面性的經濟發展指導方針，反而用比較多的篇幅論述國家安全，這種「輕經濟、重安全」的調性（在此所指的安全，泛指整個經濟與金融體系的安穩運行，且不受國外因素影響），亦從習近平於本月初的七中全會談話可以得見。
元大寶華綜合經濟研究院比較前後兩次七中全會關鍵字中，發現今年經濟、市場、改革、創新、開放、和平等關鍵字提及次數，比5年前大幅減少；取而代之的是安全、鬥爭、意識形態提到的次數大幅增加，意味著在二十大之後，近兩年「不惜經濟代價，也要進行改革」，以及民族主義導向的政策路線不會有太大的改變。因此，在現有中國政治環境與五大經濟問題未解下，經濟很可能無法再回到過去的高速成長。
對此，元大寶華綜合經濟研究院深入探討習近平任內的政策思維後，研判當前中國陷入內外交 迫的五大經濟問題，與「一個矛盾、兩個困境（人口危機+與西方脫鉤）」有關，亦是中國共產黨為了確保長期執政與以習近平為核心之下的必然，以下就中國五大經濟問題進行分析：
共同富裕及國進民退的經濟體制轉向
中國特有的「矛盾論」，乃是北京當局政經改革的基礎。在中國，矛盾一詞的內涵源自於毛澤東的著作──《實踐論》與《矛盾論》。毛澤東認為矛盾存在 於一切事物的發展過程，且每一事物的發展過程中存在著自始至終的矛盾運動。而之後的歷任中共領導人對經濟社會發展戰略亦堅持矛盾的觀點，一切從矛盾 的特殊性出發，不斷通過解決「主要矛盾」推進社會進步和發展。
在鄧小平時代之所以著重經濟發展，即是當時中國的「主要矛盾」在於發 展的「不足」，因而有讓一部人先富起來的作法，後來演變為「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如今，隨著中國經濟已經跨過人均GDP 1萬美元的小康社會，習近平認 為中國的主要矛盾已由「不足」轉為「不均」，是以未來經濟發展不再以成長 為優先，而是以解決不均為主要目標。因此，習近平主推的「共同富裕」政策，以及過去兩年的反壟斷改革，絕不是單純為了加強中央集權、為了終生執政而已，其實是習近平對於當前中國發展問題根深蒂固的認知。
舉例來說，中國人口危機可說是習近平執政下最嚴重的危機之一。過去中 國經濟成長的引擎，在於人口紅利驅動著土地財政（地方政府售地收入用於基礎建設、建商槓桿蓋房、新城鎮人口瘋狂搶購房產），但這樣的模式造成了金融 體系過度槓桿、社會貧富差距大、出生率因高生活負擔而下滑的問題。但如今 的中國面對人口加速老化挑戰，過去的成長引擎已無以為繼。因此，為了釋放因不均而壓抑的人口問題，遂必須做深刻的體制轉型。不過，由於中國任何體制轉型都必須不能改變共產黨長期執政的底線，而冒著行政體系、政府威信崩 潰的風險推進社會安全網、租稅制度改革的代價太過巨大，最終演變為畸形的、或將以國進民退為代價的「共同富裕」政策。
脱虛入實的強硬操作，傷及中國經濟活力
習近平認為過去中國經濟的脫實入虛，讓單位勞動生產力增長趨緩，再加上長年一胎化政策所致的人口老化，中國潛在經濟成長率必然出現下滑，並出現未富先老的問題。所以，在他任內強調中國經濟不可「脫實向虛」，轉為推崇製造業、農業、商品貿易和實際消費服務的「實體經濟」，並認為叫車服務、校外教育培訓業（即台灣的補教業）、外賣平台、遊戲產業等不產生物質價值的「虛擬經濟」是不好的。於是，發展「實體經濟」自然會作為未來中國調整經北京政府對當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描述用詞為，「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濟結構的目標之一，而兩年來對科技業（如螞蟻金服）、校外教育培訓業（如新東方）、叫車服務（如滴滴出行）等產業進行整改，便源於此。
然而，無論是共同富裕或脫虛入實，都等同於中國經濟體制又回到政府的 指導，政府的手將從各方面伸入經濟的每個環節，傷害了經濟的活力與創造力。
房地產債務危機連帶導致地方政府財政艱困
誠如前述，過去中國經濟成長的引擎是人口紅利驅動著土地財政，但長久下來，房地產企業操作槓桿蓋房，累積出高額債務，嚴重影響金融市場穩定。北京當局遂自2019年起推出各種規範，其中又以2020年8月，對房企財務體質施以的「三條紅線」規範影響最鉅。此舉不僅讓房市低迷不振、地方財政收入劇減與拖累經濟成長，也引發恆大集團債務危機，衝擊中國金融體系穩定。
房企債務問題有多嚴重？本院日前針對中國營收前50大房企的財務指標及債務資料進行分析，發現前50大房企中，有過半數踩至少一線紅線，顯見整體房企財務情況相當不穩健。如以金額計算，踩線房企總債務金額達到人民幣將近 1,500 億美元，已達美國次貸風暴期間房貸違約金額75％水準。如再進一步對前述50大房企已發行的所有債務進行償債期限分析，發現中國房企償債高峰落在未來3年（2023～2025年），且以明年（2023年）風險、償債壓力最大，債務到期金額將近390億美元。
疫情爆發及清零政策，拉低經濟成長率
雖然在2020年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爆發之初，中國在疫情控制得宜之下，經濟表現在全球主要國家中可謂一支獨秀。惟隨著全球大多國家已走向與疫情共存，目前僅餘中國仍在執行嚴格的清零政策。
根據牛津大學編制的政府管制力道指數（Government Response Stringency Index）可知，當前主要國家對疫情相關的管控措施已放寬至疫情前相當，但中國卻維持自疫情爆發以來的強力管控，甚至持續進行封城管制。如再進一步將中國相對全球的管制指數，與彭博（Bloomberg）對中國經濟成長的共識預測比較，可發現經濟成長表現預期和管制程度呈現正相關，顯見北京當局堅持動態清零政策對經濟成長有相當的抑制效果。目前各國際主要機構下修中國經濟成長率預測的原因之一，也是清零政策未見放鬆。
美中對抗或與西方脫鉤，恐將拖住中國經濟前行腳步
對習近平與共產黨而言，國家安全及共產黨政權的延續是不可退讓的底線，是以北京當局不可能接受西方所謂公平競爭條件。因為西方口中那些中國黨國 體制下的不公平競爭，乃是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及計畫經濟的一部分。因此， 中美對抗不僅是經濟之爭，更是體制之爭，演變為中美脫鉤恐是不可逆的過程。在這個情況下，「內循環」、「科技強國」、「自力自強」的戰略思維，將是中國免 於受到西方意識形態威脅的自保之道。
然而，這樣的戰略操作勢必會徹底拖垮中國技術進步的速度，因為當代全球供應鏈下的製造業，打得是「團體戰」。以半導體產業為例，半導體製程困難不是在它的學理，而是純度、精度等一點一滴的技術力所堆積起來的東西。也就是說，半導體製程能做到甚麼程度，取決於整條供應鏈最弱的環節能做到甚麼程度。台積電只是在「製造」這個環節做到最好，加乘團體戰的效力，但少了荷蘭艾斯摩爾（ASML）的機台、美國的技術、日本的材料，台積電恐怕也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因此，當中國選擇以「自立自強」作為突破中美衝突困境的戰略，等同於中國必須要在所有供應鏈環節上做到最好，才具備有競爭的基礎。所以，這樣的發展戰略必然會拖慢技術進步的速度，連帶使中國經濟成長受阻。
五大經濟問題未解，中國難擺脫中等收入陷阱
其實，習近平在「十四五規劃」時，就很清楚地意識到解決「中等收入陷 阱」是2025年之前的重大課題。畢竟，近代經濟發展史已證明，許多新興市場 國家在經歷過飛快的成長速度後，就因為勞動成本上升、技術進步停滯的問題，令成長緩慢下來，導致國家無法跨過中等收入陷阱。
目前看來，只要前述五大經濟問題未解或加重，將衝擊中國經濟的活力、創造力、技術進步率，反而更讓中國被困在中等收入陷阱的枷鎖裡。再加上為了扭轉以往過度依靠土地財政的經濟發展模式，推出相關產業規範，又恐將加重中國金融穩定的問題。假若當前的政策方向沒有改變，甚至加速，未來中國經濟成長率很難回到過去動輒8％的高速成長，也恐怕無法達成中國國務院定下的經濟成長率5.5％目標，未來幾年更有可能朝平均4％水準靠近。
二十大後的習近平權力仍大，各項「輕經濟、重安全」的改革恐將持續
觀察中共二十大的人事佈局，尤其是政治局常委及其職務分配，多少可窺見未來5年中國改革的速度快慢與力道大小。目前最重要的觀察重點有二：
一是李克強的職位安排。預料會後李克強的職務安排有兩種可能：可能留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任總理外的其他職務。若此情境成真，也暗示李克強所屬的團派勢力在黨內仍有一定聲量；又或是比照王岐山模式，雖離開政治局常委一職，但擔任國家副主席的虛職，協助習近平做外交禮儀工作。但此情境反映出團派勢力大幅縮減，習近平對黨內權力掌握度甚至超過十九大。
二是新總理大位由誰擔任。目前熱門人選為汪洋與胡春華，前者黨內資歷最深，且因年歲較長，若真擔任總理，一屆就必須退休，對於習近平權力的威脅相對較小；但若由身為團派二把手的胡春華接任總理，可預期未來習近平的權力將受一定程度的制衡。
評估未來幾年中國市場表現，政經風險將是重點
無論習近平的權力是否相對集中或被瓜分，在習思想下的中國改革與經濟發展也不會輕易轉向。因為共產黨要維持它在中國的一黨專政及威信，中國走與「西方脫鉤」的改革路線是偶然與必然的結果，差別只在於改革速度的快慢與力道大小。因此，評估中國市場時，必須對中國要有更高的政治風險意識，也就是投資中國必須要有更高的政治風險貼水。在未來，評估投資標的所考量的，不單單是像過往只單看財務指標、獲利能力、產業前景等，必須將中國政經風險的可能性考量進去。因為無人可精確預測，中國會在何時、推出何種新政策或規定，而其又會對在中國的企業有多大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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