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赴日留學熱潮：譚璐美談她的著作《透過中國革命探訪帝都東京》

現居紐約的紀實作家譚璐美女士，最近在早稻田大學的公開講座上發表演說，講題圍繞於她的著作《透過中國革命探訪帝都東京》。20世紀初期興起一股中國人赴日留學熱潮，這群留學生在辛亥革命甚或是中國共產黨的創設過程都發揮了重要功用。以下是譚女士來日本時的專訪。

學習「強國日本」的訣竅

公開講座的主題取材自譚璐美的著作《透過中國革命探訪帝都東京》（2016年7月，白水社）。介紹了20世紀初期中國人「赴日留學熱潮」的背景，以及梁啟超、孫文、陳獨秀、周恩來、蔣介石、魯迅等人與他們的東京留學生活。然而，對照現今日中關係惡化的環境下，那股留學熱潮彷如隔世。譚女士如是說。

「現在日中關係處於緊張的局勢，日本和中國各自有擁護者，反中派和反日派之間經常發生衝突。然而在100年前，日中兩國的政治關係也很惡劣。儘管如此，當時卻是許多日本人和中國人個人之間進行親密交流和互動的溫暖時代。」

赴日留學始於1896年，亦即甲午戰爭結束隔年，當時清朝政府實驗性地派遣13位公費留學生赴日。1901年，日本政府應清朝要求，公布文部省令接收留學生，開啟了一條日本留學的康莊大道。為何會出現出國留學熱潮呢？

譚璐美著作《透過中國革命探訪帝都東京》（花井智子攝影）

「1905年清朝廢除科舉制度，停止了舊式教育下的官員任用制度。因此，學生們為了能夠飛黃騰達，漸漸朝「洋式科舉」亦即出國留學的目標邁進。雖然也有歐美留學的選項，但當時日本經過明治維新後，成為亞洲數一數二現代化極速發展的國家，透過去日本留學，可以學習到歐美的現代思想與制度。尤其日本在1905年取得日俄戰爭的勝利，此時正是向日本學習如何成為強國的好時機。日本有著費用低、距離近、可短期留學等優勢，因此赴日留學熱潮風靡一時。」

1905年有8000人，隔年急速成長至1萬人左右。其中有80%的人居住在現代都會區東京的神田、早稻田、及本鄉附近。究竟來日本留學的都是些什麼樣的人呢？

嘉納治五郎設立日本語學校

「他們在中國都是讀到中學或高中的高材生，獲得清朝和各縣市的獎學金赴日留學。然而，不是只有留學生才會來日本。1911年辛亥革命致清朝漸趨滅亡，隔年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在這動盪不安的年代，包括革命家孫文、清末維新變法派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相繼來到日本。當時，這群懷著各自目標的中國人聚集在日本，並以日本為基地，積極從事各項活動。」

留學生首先會進入日本的語言學校學習日語，主要的學校有兩所。

「一所是1902年設立的『弘文學院』，由當時的外交部長兼文部大臣的西園寺公望應清廷要求，委託其友人嘉納治五郎設立，嘉納曾擔任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一職。這所學校是日本政府應清廷要求所興建，但隨著清朝滅亡後，該校自1909年起停辦。」

「後續承繼教育大任的是『東亞高等預備學校』。由曾任弘文學院教師的松本龜次郎與其中國友人一同創立，但很快地政商關係良好的財團實業家澀澤榮一等人向政界人士尋求支援，使教育事業規模順利擴展開來。我的父親也是從廣東省來到日本後直接進入該所學校就讀，據說同一時間在學人數高達一千至兩千人。」

周恩來喜歡的獅子頭料理

他們學習日語後接著進入早稻田或慶應等私立學校的預科課程就讀。若想要進入東京帝國大學，必須要先進入第一高等學校並順利畢業，據說這條路相當困難。那麼他們的留學生活又是如何呢？

「自清朝時代起，早稻田地區便有唐人街（中國城），那裡有兩間留學生宿舍，還有許多中餐廳及理髮廳飄揚著象徵清朝金黃龍紋的『黃龍旗』。早稻田周邊也有許多寄宿租房選擇，若習慣了日本生活便可以搬離留學生宿舍，在附近租房，也可就近在中餐廳覓食。當時最具代表性的中餐廳是位於神田的『維新號』，現今亦有據點在銀座。而現存於神田的是『漢陽樓』，因周恩來經常來此吃飯而遠近馳名。該店的拿手好菜之一為『獅子頭』，據說是周恩來喜歡的料理。」

周恩來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首任總理，同時也是毛澤東主席的左右手，但或許他曾留學日本一事並不那麼廣為人知。究竟他們在日本過著什麼樣的生活呢？

1972年9月日中兩國外交正常化。周恩來總理（左）和田中角榮總理（右）出席談判會議（共同）

「周恩來家庭境遇不佳，父親早逝，由叔父帶大，日子過得很辛苦。1917年他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天津某教會學校並赴日留學。雖然順利進入了東亞高等預備學校就讀，但由於他已用英語學過數學、物理、科學等知識，要重新用日語再學一次，對他來說太浪費時間，因此他無心向學，反而相當熱衷於政治活動。」

「後來，獎學金用完了，陸續借住在不同的朋友家。到了1918年，留學生為抗議日本出兵西伯利亞而返回各自祖國（此乃干預俄羅斯革命），周恩來也回到了中國。他當時的第一志願是京都大學，雖然提出入學申請，但最後卻自行撤回，那份申請書迄今仍留在京都大學。然而，就在他回國之前，他拜訪了京都和嵐山，在嵐山散步時做了首離別詩『雨中嵐山』，或許他是掙扎許久才決意離開日本的吧。而那首詩至今仍刻印在嵐山龜山公園的紀念碑上。」

抗日運動的集會所・中餐廳「維新號」

「維新號」是中國留學生的集會場所，有著許多故事。

「據聞『維新號』這家店名是一位留學生以明治維新的維新為靈感而取的。起初是一家販售中華食材的商店，老闆來自中國浙江省，他很心疼那些肚子餓的留學生們，於是便以低廉的價格提供中國家常菜的麵食、炒青菜、炒肉絲等，漸漸地成為了留學生的聚會場地，同時也成為抗日運動的集會所。1915年5月7日，日本政府強迫袁世凱的北洋政府接受《二十一條要求》，中國將該日訂為「國恥日」，也因此每年在北京學生們都會舉行反日抗議活動。1918年出兵西伯利亞之際，當時的北洋段祺瑞政府試圖達成一項默許的秘密協議，以換取向日本政府借款，此舉引發學生們激烈抗議。在日本，留學生也發起反對活動，群起罷課以示抗議，並要求全員回國。在『維新號』經常有類似集會，也有不少人曾被警察逮捕。」

他們想要在日本學到些什麼並帶回自己的祖國呢？

「他們一方面學習傳入日本的西方思想，一方面將翻譯自歐美的日文書籍再翻譯成中文，然後傳回中國。另外，他們也從日本汲取許多觀點帶回中國。例如，創立中國共產黨的陳獨秀進出日本5次，雖然曾短暫就讀弘文學院，但他真正的目標是在以日本第一書店街聞名的神田這座城市廣泛吸收知識。當他看到日本出版了眾多不同種類和思想的雜誌，便也萌生了想自己辦雜誌的念頭，回到上海後，便創辦了《新青年》雜誌。」

「留美思想家胡適曾於《新青年》投稿《文學改良芻議》一文，留日學成歸國的魯迅也曾於該雜誌發表白話文實驗小說《狂人日記》，使得《新青年》聲名大噪，點燃了中國新文化運動的火苗，成為『五四運動』（1919年）的聖經。從這層意義上來看，《新青年》無疑是中國近代史上最為重要的一本雜誌，也可以說正因為有神田這樣的知識發源地，進而催生了這本雜誌。此外，1920年代上海的出版社也發行了超過120本以上由日文翻譯成中文的書籍。」

從日本陸軍學習軍事的蔣介石

赴日留學的中國人人才濟濟，接著介紹幾位主要人士，在辛亥革命相當活躍的人物中也有一群赴日留學生。

「孫文被稱為『革命之父』或『國父』，是辛亥革命最耀眼的明星，而他身後則有一群強大的後盾，有『中國的西鄉隆盛』之稱的軍人黃興以及宋教仁便是其中之一。宋教仁對法律很感興趣，曾就讀於早稻田大學預科，他很喜歡讀書熱中學習，後來成為法律專家。」

「辛亥革命後，孫文就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臨時大總統，其目標是建立法國式的共和體制國家。因此，宋教仁制定了中華民國史上第一部《臨時約法》，建立包含參議院與眾議院的兩院制國會，而在首屆國會議員選舉中，他也成為議會第一大黨國民黨的領袖。然而，1916年卻遭袁世凱暗殺身亡。袁世凱迫使清帝退位後就任中華民國總統並意圖實施獨裁政權。」

1920年代，蔣介石成為中華民國總統，並在戰後統治台灣，亦曾於日本學習軍事技能。

「1906年，19歲的蔣介石因想成為軍人而第一次踏上日本的土地。1908年，他就讀於日本專為中國陸軍留學生開辦的軍事學校『振武學校』（新宿區）。該校採全員住宿制，他與其他62名留學生一同生活，三年後畢業，他被分發到新潟縣陸軍第13師團（師團長為長岡外史）砲兵第19連隊二等兵。蔣介石的優點是他總是奮不顧身地拚命工作。雖然他的工作是照顧馬匹，卻不厭其煩地堅持每天一大早出勤。白天著重裝進行訓練、夜晚打掃房間和清洗長官的衣物。並將訓練方式詳實地記錄在筆記本裡。」

「由於辛亥革命武裝起義事件，蔣介石旋即返回中國，他將在日本所學全部應用到黃埔軍官學校的軍事教育上，而後他也成為黃埔軍校校長。訓練所使用的也是二手的日式村田步槍。由於蔣介石與其他戰友匆忙回國之際並未辦理正式手續，因此日本陸軍記錄他們是『三名逃兵』。只不過，像這般憧憬日本陸軍、並將其軍事教育訓練帶回中國，除了蔣介石外，應無人能出其右。」

創建中國共產黨的日本留學生們

1921年，中國共產黨創立。13名創辦成員中有4位曾留學日本，分別是東京大學土木工程系畢業的李漢俊、就讀東京第一高等學校的李達、法政大學畢業的董必武、及決定就讀京都大學的周沸海。

「當時人們還不清楚社會主義的內涵，留學生們也都是從學術研究開始的，其中最為熱衷的便是李漢俊。他是中國的社會主義代表人物，在日本也相當有名，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他上海的住所舉行，現今則成為紀念館。他們在日本學習當時風靡全世界的社會主義思想並將之帶回中國，因此也可以說他們運用日本所學的『知識』創立了中國共產黨。」

共產黨員中也有親日派，以下介紹一位代表性人物。

「當時有許多留學生就讀早稻田大學，而陳日新則是就讀慶應義塾大學經濟系的優秀學生。他擔任全日本留日學生會會長，協助辛亥革命，儘管相當忙碌，他仍不忘努力學習經濟系本科。1925年返回中國後加入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他被分發到工商部門，負責編纂《經濟統計數據》。」

「後來，他成為北京的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的教授，完成中國第一部《漢日辭典》，是日語研究學界第一把交椅。他也參與了由小學館發行的《日中辭典》的編纂製作。他的夫人是北京大學教授，也是曾就讀奈良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的留學生，夫妻兩人皆為親日派。他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吃了不少苦頭，90歲時則發生了天安門事件。學生遭受迫害一事帶給他極大衝擊，導致心臟病發身亡。他生前表示，永遠不會忘記在日本所學習到的知識，因為這決定了他往後人生的方向。」

譚女士最後總結如下。

「當時，有不少中國人赴日留學，期待運用自己所學為國家出力。我想把這些事記錄下來，讓日本的民眾也能了解相關的歷史。」

標題圖片：譚璐美受訪時表示「即使100年前日中兩國關係惡劣。當時卻是許多日本人和中國人個人之間進行親密交流和互動的溫暖時代。」（花井智子攝影）

瀧野雄作 [作者簡介]

書評家。大阪府人。慶應義塾大學法學系畢業後進入大型出版社工作，從事雜誌編輯工作30年。在雜誌連載小說方面，負責松本清張、渡邊淳一、伊集院靜、藤田宜永、佐佐木讓、榆周平、林真理子等作家。在編輯撰稿方面，長期撰寫政治外交事件相關的專題文章。通過採訪活動結識了各方面的人脈，在探索最佳化資訊收集方法的過程中，對情報間諜小說、非虛構文學作品產生了濃厚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