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奇摩新聞 中國經濟是否會陷入「停滯的十年」
中國會像日本一樣經濟長期停滯嗎？2018年中美開打貿易戰，這個問題第一次成為輿論熱潮，因為日本是美國上一個貿易戰對象，而後經歷「失落的二十年」。
此後五年，中國經濟屢遭打擊——三年疫情，生育率暴跌，青年失業率創紀錄，以及房地產市場接連「爆雷」。從症狀上看，與日本在90年代初極為相似，於是「中國將經歷停滯的十年」，已經不再是一個噱頭，而成為經濟學家認真討論的可能未來。
但畢竟，中日兩國在經濟體量、國際分工、地緣政治等方面，頗為不同。樂觀者認為，中國政府手段強，中國經濟在積極干預下可能避免停滯；悲觀者認為，日本停滯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已在高位，中國此時在低位停滯，會使社會的各種壓力釋放，局面遠比日本糟。
歷史會簡單的重覆，還是會有意想不到的轉折？BBC中文梳理各方觀點，試圖回答這個問題。
日本的病因
長期以來，在討論日本經濟停滯時，媒體都會把日美等國簽署的「廣場協議」作為起點，大致過程是——
1985年，在美國的主導下，包括日本在內的五國在紐約簽署「廣場協議」（The Plaza Accord），五國政府聯合干預外匯市場，誘導美元對主要貨幣貶值，以解決美國巨額貿易赤字問題。
「廣場協議」後，為了應對日元升值帶來的出口壓力，日本積極提振內需，採取寬鬆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最終造成瘋狂的地產泡沫，最後導致崩潰。
《繁榮與停滯：日本經濟發展和轉型》一書中表示，不應該把「廣場協議」與日本經濟衰退聯繫到一起，時間上也對不上，而之後的「盧浮宮協議」與日本經濟泡沫的關係更大——遵照「盧浮宮協議」，日本採取低利率，不在乎國內的資產價格上漲、經濟過熱，這是犧牲了利率去保匯率，成為危機的導火索。
但這些僅僅解釋了，危機的開始，卻無法解釋為何這場停滯持續了長達20年，甚至30年。
近年來最受關注的理論來自野村證券首席經濟學家辜朝明。他長期研究日本這場曠日持久的停滯，提出了「資產負債表衰退」（Balance sheet recession）的概念，即泡沫破裂後，進入全民「負資產」時代，日本突然沒有人借款了，企業的首要任務不是借錢擴張，而是賺錢還債，不追求利潤最大化，而追求債務最小化。
結果就是，任憑政府怎麼降低利率、超發貨幣，企業就是借錢還債，而不是用來投資，最終日本政府甚至一度將利率降為負，依然無法提振經濟，出現了罕見的貨幣政策失效現象。辜朝明將其概括為「借款人的消失」，也就是日本經濟長期停滯的根源。
中國和當年的日本有多像？
從數據上來看，中國也在發生「借款人消失」的現象。
比如，上半年中國民間投資低迷，甚至同比下降了0.2%。再比如，過完農曆新年，中國大量貸款者繼續湧入銀行，申請提前還房貸，以至於銀行開始設置「門檻」。這些都展現出信息不足帶來的經濟「停滯感」。
浙商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殷劍峰則認為，「資產負債表衰退」只是表象，日本衰退的根本原因在於人口達峰之後的惡性循環——人口負增長、資本過剩、投資萎靡、工資下降、失業率上升、資本過剩加重，如此循環。
照此來說，中國和日本當年面臨的情境也有相似之處。
日本是東亞最先面臨「少子化+老齡化」的國家，中國則在30年後遙相呼應。
根據日本獨立行政法人經濟產業研究所顧問研究員關志雄的研究，2020年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與1990年前後的日本相似，而由於獨生子女政策，中國生育率下降的速度快於日本。1980年至2020年期間，日本的總和生育率從1.75下降到1.29；相同時期，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從2.74下降到1.28。
2022年成為中國人口結構變遷的標誌性一年——
這一年，中國人口減少85萬人，這是自1960年代初大饑荒以來，人口首次下降。
也是從這一年開始，中國在大饑荒後的嬰兒潮（1962-1974），開始退休（60歲），中國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65歲以上達到15%）。而日本恰好是在1994年達到這一階段。
短短幾年間，中國的政策也從限制生育，到放開限制，再到鼓勵生育。而「少子化+老齡化」正是與日本經濟停滯相伴而生的社會問題。
房地產泡沫的破裂成為另一個無法忽視的相似點。
從1985年底到1990年初，短短四年多時間，日本城市地價增長了200%。1990年，僅東京都的地價就相當於美國全國的土地價格，當房價觸頂後暴跌，房地產企業倒閉，銀行因為不良貸款率暴增而倒閉，普通國民住房轉眼之間成了負資產。
中國則經歷20年的高速增長，製造出像恆大這樣巨型房企，但政策收緊後，卻轟然倒下，留下2.4萬億元的巨債，以及遍布全國的上百萬套「爛尾樓」。
停滯的後果
去過日本旅行的人，可能會有一個疑問，都說日本陷入「失落的二十年」，可為何所見之處，物質富足、文化繁榮？日本人似乎過得不錯。
這是因為日本在上世紀90年代進入停滯時，發展水平已經非常可觀，只不過之後幾年進入了極低的增長期。
1995年時，美國人均GDP為2.87萬美元，而日本人均GDP達到4.42萬美元，是美國的1.5倍。不過經過30年的發展，日本人均GDP已不足4萬美元，美國則一舉超過7萬美元。
「從經濟角度來說，中國不太可能成為下一個日本，情況可能會更遭。」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撰文稱，中國與30年前的日本有相似之處，比如消費需求降低，靠房產泡沫支撐經濟；不同的是，中國在生產率上落後當年的日本。
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的威廉·奧弗霍爾特博士（William Overholt）在其著作《中國成功的危機》（China's Crisis of Success）中也表達過類似觀點，中國很有可能重蹈日本的覆轍，進入停滯狀態，不同的是如果發生在中國，則更糟。
日本經濟停滯時，人均GDP超過4萬美元；中國此時停滯，人均GDP則只有1萬多美元，中國人不會滿足於這一收入水平，不滿會變為政治上的巨大壓力。
更為可怕的時，中國目前的債務規模巨大，每年的利息支出同樣巨大，尤其是地方債，成為中國經濟無法忽視的「灰犀牛」——
在經濟高速發展過程中，資產價格上升，政府財政收入增加，面對債務，地方政府還本付息並不是難事。一旦陷入長達十年的停滯，那麼地方政府不得不進行財政重整，很多中小城市不得不迎來蕭條的未來。
事實上，這一進程已經開始。2021年底黑龍江省鶴崗市已經開啟債務重整，並宣佈取消政府基層工作人員的招聘計劃。
根據中國政府的規定，市縣政府一般債務付息支出佔一般公共預算支出比例或專項債務付息支出佔政府性基金支出比例超過10%的，必須啟動財政重整。
換言之，鶴崗市因為償債壓力過大，出現債務風險，必須通過增收、節支、處置資產等一系列措施，使債務與償債能力相匹配。停止招錄，就是節省支出的方式之一。
中國最後的機會？
但中國畢竟與日本不同。
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認為，中國與日本在體制上的差異巨大，中國人口多、地域廣，從體制上看，是大政府、大市場，日本則是小政府、中市場。
「中國經濟不會出現斷崖式下滑，也不會出現長期停滯局面。」李迅雷撰文解釋稱，因為中國資源配置中，政府可以發揮重要作用，如政府早就嚴格限制銀行和各類機構參與房地產投資，對土地、購房、房價、房貸等都採取了一定的管控措施。
而日本在房地產泡沫生成期間，土地和金融管控很少，以至於央行、金融機構和企業都深陷股市和樓市中難以自拔。
這在數據上也有所體現，2023上半年雖然民間投資低迷，同比下降了0.2%，但政府主導的基建領域投資同比增長7.2%。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賈康認為，日本沒有中國特色的國有經濟部分的作用，中國可以調動國有企業的積極性和運用其作用空間，去支撐經濟景氣和支持可能的產業升級式有效投資。
「核心目標就是要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尤其是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李迅雷則認為，這樣才能改變需求收縮和預期轉弱的局面，具體來說就是從增量和存量調節兩方面入手，增量通過增加用於民生的財政支出，存量通過收入分配體制改革。
不可否認的是，中國經濟增速在過去20年是不斷放緩的過程。
回顧歷史，中國在1978年改革開放後的30年，平均年增長率在10%左右的高位。2012年開始下降到7%-8%區間徘徊，「7時代」持續了四年。2016進一步減速，進入「6時代」。
而在疫情影響下，2020和2021的平均經濟增速也已經跌入「5時代」。然而2022年，中國GDP增速突然跌至3%。
輿論的關注點在於，中國經濟將由此進入2%-3%的低增速時代，還是會回到「5時代」保持幾年，然後再緩慢劃入更低的增長區間？
克魯格曼還發出一個疑問，屆時如果中國經濟真的如日本一樣停滯，是否會有日本那樣的社會凝聚力，即在沒有引發大規模社會動蕩的情況下管理低增長的國家？「在一個不穩定的專制政權下，有能力做到這一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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