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鄉村建設反思(十)找北

寇延丁-中國鄉村建設反思 翻拍南塘给十大好兒媳發獎(圖:作者提供)
寇延丁-中國鄉村建設反思 翻拍南塘给十大好兒媳發獎(圖:作者提供)


作為一個路痴,一直無比佩服那些「腦袋裡自帶羅盤」的人,少走不少彎路。

1998年,楊雲標從都市回到家鄉,因緣際遇,本來要做律師的他成了維權農民,發起成立了中國第一個農民維權協會,就算不是全國最有名的農民,至少也是「之一」。北京,成了他常去的地方,去上訪,突破有關部門各種打壓維穩圍追堵截,去北京告御狀。 2002年秋,楊雲標再去北京,是去參加國際會議,中國社科院、中國農村發展促進會和香港亞洲交流中心組織的「中國鄉村建設論壇」,他是大會發言的唯一農民。

很多學者專家說了很多振聾發聵的話,他把香港學者的這一句帶回村莊:「一個社區的人生活得好不好,不看房屋,不看穿著,一看人的面孔就知道—是不是微笑的?」

說這話的是嶺南大學的劉健芝,也是我的朋友,事關鄉建有很多精僻論述,但是雲標化繁為簡用這一句話回來撬動改變。

那個時候,維權目標初步達成,但對維權者的打壓仍在,甚至仍在升級。維權的目的,並不是讓鬥爭成為我們的生活,微笑的村莊、幸福的生活,才是鄉親們想要的。

一直很佩服雲標,他似乎有一種「定位」天賦,不會在紛繁繚亂中迷失。維權時代不迷失於打壓,各種理論理念環繞之下,有能力抓住作為尋求幸福的農民真正需要的東西。

行動者面對理論理念,不妨像雲標一樣化繁為簡。行動者最重要的功夫在手上,讓知識在實踐中重生,越細節越好、越踏實越香。行動者學習的捷徑是能夠學以致用的行動經驗,不要在理論迷宮裡繞。

衛星定位智能手機之前的時代,北斗星的重要性曾經無與倫比。暗夜迷路的人只要找到了北,就能找到回家的路。 「找不著北」也引申為做事情沒有頭緒,迷失了方向。再炫的理念、再好的理論,都要變成具體人的個人經驗、成為具體機構的本土化知識,才能真正幫忙而不是幫倒忙。邯鄲學步,不是傳說,而是很多「理論指導實踐」的現在進行式。

健芝的學生趙玲也是南塘的老朋友,曾在2003年暑假南塘支農28天,天天帶鄉親們唱歌跳舞,「從哭著維權,到笑著鄉建」。 2005年趙玲研究生畢業,去到河南農村駐點工作一年:「正因為我帶了太多的所謂的「理論」、「方法」和大學支農的「經驗」,我很急切地想要幫助婦女們、老人們組織起來,卻沒有能夠沉下心來融入到村民們日常的生活中,沒有走進婦女們的內心世界裡……村民們並不是那麼迫切地需要所謂的「組織」。當時的我,被婦女解放的「理想」和「使命」驅使,認為我們到農村不是去「生活」的,而是去開展「社會工作」的。而西方專業化的社會工作理論和方法是不能直接照搬到鄉土中國的大地上。其實,我沒想到最需要「解放」的是被精英意識潛移默化的自己!多年後,我才理清那一年挫敗的教訓……」。


讀書學習很重要,但不能入迷忘我,再好的理論都要為我所用而不是相反。(圖:作者提供)

十幾年後,趙玲反思:「在校大學生去農村支農調研,一般待的時間不長就推動建立合作社,志願者們也很難長期跟進合作社發展;當合作社內部力量還沒成長起來,又缺乏外界支持時,不少合作社中途夭折,對農民的積極性有一定打擊……」這同樣給作為推動者的年輕大學生很大的挫敗。

像我這種天生頭腦裡沒有方向感的笨蛋路痴,「找不著北」,代價多多。我自1993年開始從事殘障美術家推廣,在小城摸索,推動政府、企業、媒體各種從零開始,不知民間公益為何物,不知NGO、公民社會為何物。 2002年,背著殘障美術家資料巨大背包去北京,背回來了更加巨大的包——原來世界上還有個第三部門NGO。我把能找的資料全找了能買的書全買了。然後,就暈了。振聾發聵多到目不暇接,醍醐灌頂是好事,但灌太多了會暈菜,一直暈到2006年7月,《一切從改變自己開始》完稿,把那些讓我眩暈多年的東西都賣了廢紙。數年採訪數萬里行程,與成百上千行動者交流,幫到我的是先行者的經驗,不是那些炫目的理論、和國內學者翻炒的外國剩飯。

我找北的歷程堪稱漫長,摔跤碰壁跌跟頭學到重要教訓:讀書學習很重要,但不能入迷忘我,忘記自己是誰,再好的理論都要為我所用而不是相反。本土知識一定與普世經典(不管源頭在西方還是東方)有重合,但一定不可替代。

找北也是一種可以學習、能夠提升的技能,即使方向感天資缺失如我。 2007年接觸最新翻譯的第十版《羅伯特議事規則》,立即學以致用,並把在國內從事議事規則推廣的海歸袁天鵬,軟硬兼施引到了安徽、楊雲標所在的興農合作社,邁出了羅伯特議事規則下鄉第一步,後來引出了2012年出版的《可操作的民主》。不僅把議事規則洋經文變成合作社鄉親們的本土知識,議事規則的海歸推廣者也在這個過程中找到了社區化的方法。


羅伯特議事規則 (網路圖片)

我出於自己的行動需求開始行業觀察,已有二十多年了,有的朋友如相波已經離去,有的伙伴如NGOCN已經出局,我已不在一線行動者之列,現在做這樣的回顧有蠻重的告別意味。行動的重要性、本土化的重要性,從三十年前就在說,但只說是不夠的,需要踐行。

作者:寇延丁,中國民間公益先行者、自由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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