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正紀念堂的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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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系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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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紀念堂是在1980年春竣工開放,我那時候念大三,剛好經歷中壢事件、中美斷交,及美麗島事件,人心惶惶、風聲鶴唳。當時參加異議社團「大學論壇社」,有一天,學弟光頭出現在台大學生活動中心二樓的社辦,十分悲憤。後來才知道,他跑去後來被稱為「臭頭仔廟」的地方,拒絕鞠躬行禮,被憲兵或便衣拉到暗處揍了一頓,剃頭以示抗議。這位社友是芋頭蕃薯,相當「各馝」(詼諧精靈而有創意),也就是日後的台聯黨主席劉一德。

在1990年代中,冷戰結束、蘇聯解體,南斯拉夫內戰不已,學校邀請指導教授Chadwick F. Alger來台訪問,介紹和平研究這門跨領域的學科。當時,師母指定要去看中正紀念堂,我笑了笑說這是「Chiang’s Temple」(蔣廟),人沒有陪著進去。有19年之久,我受命跟同學編了一本英文的《國際和平研究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eace Studies),由台灣編輯印刷發行,直到老師過世為止,浸淫和平建構的理論及實務。

在1998年,英國、愛爾蘭及北愛爾蘭簽訂和平協定,結束北愛長期的流血,眼見愛爾蘭修憲同意讓步北愛領土,感觸良多。東歐共黨政權民主化,國際上開始有所謂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及和解(reconciliation)的課題,大致上有南非模式(真相)、西班牙模式(去銅像)及東歐模式(洗滌),各有千秋。具體而言,真相委員會是道歉了事,去威權則是鋸箭法,而洗滌才是通盤的化解衝突之道;可惜,蔡英文政府上台,被簡化為南廠、西廠及東廠。

台灣究竟要採取何種轉型正義方式,見仁見智,除了真相的調查公布及受害者的平反補償,治絲益棼的是加害者、幫凶、受益者、甚至於旁觀者的責任。一般而言,失憶、漠視、除罪,或報復是不可取的,前三者不能撫慰冤屈,後者於事無補。從李登輝、陳水扁到馬英九總統,政府的作法不外道歉補償,畢竟已經無法追究元凶陳儀及蔣介石;蔡英文上台敲鑼打鼓成立促轉會,似乎忘了轉型正義的初衷是為了社會的和解。

不談中國內戰或國共鬥爭,蔣介石在台灣的定位必須有歷史縱深。戰後,台灣人(本省人)興高采烈重回祖國懷抱,不了解唐山政治生態的複雜,所以,當三民主義青年團來台灣發展,不只左翼分子,地方仕紳欣然加入,譬如嘉義的許世賢、台南的吳新榮及花蓮的張七郎。終究,台灣人莫名其妙捲入國民黨內部的鬥爭,包括陳儀、蔣經國、中統及軍統,盡入彀中、一筆爛帳。如果把所有的罪都推給已經過世的人,那是便宜行事。

當年,不少外省人是隨著國民黨避秦來台,迄今,蔣介石相當程度是被當作摩西一般;佛朗哥在西班牙內戰殺人無數,難以比擬。誠然,功過未必可以相抵,而族群和解也不是口號,至若於促轉會打算移除中正紀念堂蔣介石銅像,說是要「反省威權歷史」,難道不擔心族群齟齬進一步撕裂?

祖父生前與東京醫專後輩(學弟)吳新榮有來往,不過,可能受到三舅林獻堂的影響,阿罩霧(霧峰)頂厝的人不涉政治,所以,應該是沒有加入三青團。祖父過世後,幾乎所有的文件都被放火燒光光;好多年後,父親有一天淡淡地說,祖父有國民黨的黨證,相當不可思議。究竟那是扭曲,還是無奈?(作者為國立東華大學民族事務暨發展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