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份多雨

九份多雨。而九份的雨，其實已經編排在我的行程裡。我甚至把一支短柄折合傘，預先藏進了行李箱。

那一年到台灣，逗留的時間其實很短，短得就只來得及打個轉，但再怎麼倉促，我還是不肯把九份的行程刪去，即便只來得及當一天膚淺又魯莽的旅客，我想我也樂意。

而最主要是因為，我記起《悲情城市》，辛樹芬拿著父親寫的介紹信，到金瓜石的礦工醫院當護士。初到九份，因山路不好走，負責照應她的梁朝偉安排了轎子把她抬進山裡，那時是昭和廿年，她第一眼見到的九份是，「好天，有雲，山上已經有秋天的涼意，沿路風景很好……」

我坐在電影院裡看上去，銀幕上的九份，清朗，舒爽，有一種素樸的美，和一陣撲面而來，說不出的熟悉，我於是把這景色牢牢記在心裡，並且告訴自己，將來若是有機會到九份，那契機，應當是侯孝賢替我埋下的這一份。

可我上九份的時間不對，碰上了梅雨季，那雨下得又密又急，我從巴士上下來，站在九份「暗街仔」的街口望過去，眼前就只有絡繹不絕的旅客和摩肩接踵的雨傘而已。

而我幾乎全程都是被人潮推著往前走。隨著人潮拾級而上，又順著人潮拾級而下。並沒有感受到九份懸在山丘的霧雨迷蒙，反而沾了一身的雨水和一臉的茫然，在巷弄中隨著人流上落穿梭──坦白說，那一次的九份，比走馬看花還要倉促，比竹竿趕鴨子還要狼狽。那些一心想去探的、看的、訪的，比如祈堂老街恬靜的日式老屋和文青咖啡座，還有老街盡頭阿柑姨芋圓店──聽說只要走進去打開大面窗口坐下來，就可以靜靜看上一整個下午的山海，統統都沒機會實現──最終我唯有給自己一個苦笑當作獎勵，至少我沒有違背曾經給自己許下的承諾，就只可惜平白辜負了九份的靜美。

而這一趟的不合時宜，並沒有打擊我從電影裡和文字上對九份拷貝下來的印象──那開在山丘上的酒樓，那入夜掛起的燈籠，還有那從屋子裡傳出來的台語歌曲和一家子人閒話家常的對白，一直都在我的腦海裡，一直都沒有被移開，更一直很想仔細看一看，九份掛在秋天的夜景。

離開九份之前，我收起雨傘，上了一輛開往瑞芳火車站的大巴，在巴士上剛坐下來，就聽見一個看起來明顯像陸客的男人，拔開喉嚨，對一個穿著花上衣的中年婦女說，妳把地址和電話留著，照片還給我，我們明天就回大陸了，如果真有什麼消息，麻煩妳打給我。

那女人馬上粗著嗓子回答，照片我不需要，你拿回去，都隔這麼久了，除了金瓜石，很多地方都拆了，怎麼可能還找得到，就算有消息我也不會打給你，我會叫我妹妹打給你，她在九份觀光局做事，在九份認識人多。

當時我隔著兩排座位，完整地聽到他們的對話，並且在他們互相推讓之間，瞄了一眼那張照片──

照片當然是黑白的。一位因為面貌實在平庸，所以照片拍出來特別寫實的女人，眼睛睜得大大的，對著鏡頭，一點笑意都沒有。而且我完全猜不出來，照片裡頭那個對生命惶惶不安的女人被拍攝下來的時候，到底有多大年紀？

那男的用下巴指了指坐在另一列座位上的另一個男子，接著說，我們剛剛也到派出所跑了一趟，把資料都留下了，他們也只是說盡量，恐怕希望不大，但我哥哥一心想找回他母親，也不知道人還在不在。

你們不是親兄弟？ 那女人明顯吃了一驚。

不是，是表兄弟。當年他跟他父親回一趟大陸，結果就回不來了，現在他父親沒有了，他想回來找他母親。

而另一個頭髮花白，一臉憨實的男人這時才回過頭來，開口說了幾句我完全聽不出來是哪一個省縣的方言。原先那男的聽了，馬上又把照片推過去給那女人，照片我哥說妳可以拿著，也許可以問問妳父母親認不認識，妳父母親還健在吧？

照片我不要，你拿回去，弄丟了我擔當不起，那女的語氣倔倔地回應，我父親去世很多年了，我母親還在，但她很老很老了，不會認得出來這人是誰了，然後又有點過意不去似的，嘀嘀咕咕地又說，你剛才早點見到我就好了，我帶你到黃金博物館去，裡面有個辦事的是我們親戚，他年紀比我們大，也許他會認得──

而她話還沒說完，司機已經扯開喉嚨喊了起來：瑞芳火車站，瑞芳火車站，回台北的這裡下車──一個剛剛挑起線頭的故事，馬上又被剪斷了去。

而這故事會不會還有下文？ 即便還有下文，其實又與我這個南洋人有何關係？我不過是個敗興而歸的遊客啊，而且整個故事也只是聽了個大概，根本搞不懂來路，摸不清底細，就只是碰巧在一輛從九份往山下開的巴士上，張開一雙天生愛聽故事的耳朵，聽了半截跨越兩岸的兩代人的故事罷了。

於是我站起身，一邊輪候著下車，一邊禁不住蹩起了眉頭，車窗外的雨勢愈來愈大，台北的雨，原來比我想像中的還要纏綿，還要執拗。而今天的九份，顯然一點都不九份。沒有侯孝賢。沒有吳念真。也沒有梁朝偉和辛樹芬，卻讓我留下了下一趟總得再回來的決意。九月這場滴滴答答的雨，一定有它的因由和道理。（本文選摘自范俊奇《天涯太遠，先到海角》，有鹿文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