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無我」的動保行動？從紀錄片看東西方動保差異

作者：許睿恬（動物當代思潮特約記者）

比較文學博士畢業的張嘉如，現為紐約市立大學布魯克林現代語言文學系教授，研究領域包括動物批評研究、生態女性文學、環境文化研究、生態電影批評研究等，她以東方學者的視角，去觀看全球動物保護的紀錄片或劇情片，並將其中的動物行動保護家稱為「動行者」，並指出東、西方的動行者顯露出一個明顯的差異，即「我」和「無我」。

若對本文內容座談有興趣，請見「動保紀錄片和動物保護者：救贖、療癒，還是無我的動物關懷？」講座錄影。

取自IMDb

救動物，有可能去人類中心主義嗎？

無論「我」的意識是從個人我，還是文化我、種族我、民族我、國家我或者人類我出發，它們的呈現與沒有呈現，是否有文化差異？有沒有可能出現一種「我」——定義為個人主觀意識，一種以肌膚為單位，在皮膚裡的「我」——是不存在的動行者？把這個「我」抽掉，利他、不自私的行動是否還有可能？這也是張嘉如嘗試要建立的可能性，如果地球要存續，必須要去人類中心主義，否則終將會失敗，但不以人類中心主義去救，又有可能嗎？

張嘉如表示，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教授海瑟（Ursula K. Heise）在探討瀕臨絕種的動物在人類文化的意義時，曾經提出兩個問題，一是我們為什麼要去關心非人類動物的消失？二是，為什麼會有人奮不顧身，甚至犧牲生命去拯救動物？而他的回答是，其實我們拯救動物，與動物無關，英文是「It's all about me」，這樣的狀況在西方尤其明顯，人們會去救可愛的動物，或讓人可以複製、投射人類文化習俗的動物，比方《帝企鵝日記》（March of the Penguins）的一夫一妻制，是為了呼籲人類關心企鵝才加以描述的，事實上皇帝企鵝每個季節重新交配時都有不同伴侶，只是當下會是一夫一妻，當小企鵝成長後就會分開，但紀錄片迴避了那一幕，只留下忠貞的核心家庭式想像。

動畫片《快樂腳》（Happy Feet），則是想要談人類在南極大量捕魚，導致企鵝漁獲減少，但它說故事的方式是敘述一隻很會跳踢踏舞的企鵝，吸引人類注意，進而喚醒人類解救企鵝的意識——企鵝並不會跳舞，走路也很笨拙，張嘉如說，這最終這還是服膺人類的想像。另一個例子是中國暢銷書《狼圖騰》，但受歡迎的原因也不是出於關注狼族群的消逝，而是狼被挪作漢人男性的象徵，以農耕文化為主的漢人，一直受到西方列強的欺負，現在中國強大了，作家開始尋找一種比較兇猛、攻擊性強的動物作為國家圖騰，而不是牛、羊等溫馴的動物。

上文所說的動物在人類文化中的影視呈現，動行者是否可能從「我」過渡到「無我」？張嘉如表示，這通常發生在非常戲劇性的時刻，就是見證動物痛苦或死亡，此刻，以前的「我」死了，重生為一個動行者，因為受到所謂的「生態創傷」（Ecological trauma）。廣義來講，工業文明將人與自然隔離，在人造環境中，人沒有與動物、自然親近，所產生出的心理疾病就是生態創傷，而在探討動物關懷時，張嘉如採狹義的解釋，就是人目睹對動物的暴力事件，身心所產生的傷害，比方有人看到殺生，決定不再吃肉，這個激烈的轉換過程，會改變動行者的一生。

因為見證到了動物受苦、死亡，這樣的力量磨去了海瑟所說的「社會皮膚」（Social skin），這隱喻著一個不關心動物，或說人際關係比較疏遠的人，他會有一層很厚的皮，在經歷創傷的時候，皮被磨掉了，剩下的就是人的肉直接跟外界碰撞，縮短人跟外在、動物之間的距離，厚化了兩者之間的親密度。海瑟認為絕大多數的動保人士會進入這個議題，都是因為我們遭受到某種程度的生態創傷，但她同時提醒「見證」的另一個面向，在於見證突顯出人與動物二元化的危險性，見證的同時強化了看與被看、安全與受苦，這個差異重新複製了人類中心主義，我不是動物，我是保護者，牠是受難者，此處的邏輯正是動物受難的根源。

東西方動保紀錄片的差異

張嘉如以東、西方動保紀錄片的海報為例，整理出一些視覺上的相似性或相異性，如西方多以人為主，是人圍繞動物要去拯救牠們，東方則以動物的影像為主，前者如《血色海灣》（The Cove），甚至以基督被釘在十字架上為動物而死的形象呈現，但為何探討中國可可西里藏羚羊遭盜獵的《可可西里》（Kekexili: Mountain Patrol），會是以人的頭像為主？張嘉如表示，討論議題時得先分辨清楚文本的文類，細看它的製片是亞洲哥倫比亞公司，屬於跨國投資，考量到國外的銷售，就較可能在形象設計上突顯人，另外公允地說，畢竟《可可西里》是劇情片，想要賣座就得回到人，瞭解人的故事，才能連接到動物，進而產生慈悲、同理心。

張嘉如將動保影視分為兩類，一類就是海瑟所說「人做為主體的動保行動」，她將這些動物在人類文化中的影視呈現，稱為「我見、人見或眾生見」，這句話出自《金剛經》，也就是「我」在行動，我的身體與外界隔絕，強化了人與動物的二分，動保在此沒有跳出這個思想邏輯的巢殼。佛教的術語認為「我見、身見、眾生見」都是對世界不正確的認識，是顛倒妄想，有了「我」的概念，以皮膚為界線，就有相對的「眾生」，有眾生就有分別心，有分別心的人就會躊躇要先救哪些動物、不救哪些與自己較無關的動物。

此類型的動保紀錄片，典型案例為《灰熊人》（Grizzly Man），灰熊人是個「問題兒童」，他長大的過程中非常地不快樂、孤單，唯一的玩伴是一隻泰迪熊，他長大了以後就相當懷念與玩具熊的親密感。從存在主義來講，他意識到自己的虛幻性，好像「我」不存在，在西方，缺乏「我」的概念是個嚴重危機，不似東方人認為沒有「我」是一種解脫，西方人會擔心、懷疑因為失去「我」而來的空虛感，接著開始追求外物、標籤——人一定要找到他的認同（identity），像重量一樣壓在身上，才會讓人感覺形成了一個真實的「我」。

灰熊人曾經吸毒、酗酒，生活糜爛，有一天他覺醒了，決定要做一件事情來證明自己的存在，他想：「我喜歡泰迪熊，我就去保護熊好了」，他就選擇了灰熊（Grizzly Bear），特地跑到美國阿拉斯加的國家公園裡面，一個熊已經受到保護的所在，幻想自己在保護熊，他的動行者身份某程度上其實是自我虛構的，為了建立自我認同。張嘉如表示，灰熊人是個非常自戀的男性，他在保護熊的同時，也是在尋找他的男子氣概（Masculinity），但觀眾可以看出他自戀的背後是極度沒有自信的，他在保護區內不斷自拍，不斷創造他在保護動物的故事，強化在動保敘事裡的「我」。

土耳其紀錄片《愛貓之城》（Kedi）裡也有人類中心式的移情投射，片中不同動行者現身敘述他們怎麼開始照顧貓，成為動保份子，每個人的理由都是從我出發，沒有人是「無我」、沒有任何理由地保護動物。張嘉如列舉了其中一位穆斯蘭女性，紀錄片中，她說她喜愛貓，因為貓可以很自然地展現牠們的身段，在穆斯蘭社會，女性必須蓋頭巾、包住全身，沒有辦法很自然地展現一些女性的柔性美，她又是一個畫家，所以貓的感性對她來說是一種震撼。另一位動物照顧者說，貓是聖物跟恩典，在他人生最落魄沒有錢的時候，有一隻貓，讓他發現地上有十塊錢，可以買食物充飢，他當下覺得：「噢，這一定是上帝送來的天使，我發誓我以後一定要好好照顧貓。」但如果今天貓沒有這麼做，他可能就不會這麼感動。

台灣導演洪淳修的紀錄片《刪海經》在談金門快要消失的活化石鱟，若只從經濟角度談，就又回到人類中心的我見，張嘉如說，即便如《可可西里》，有動行者為了藏羚羊而犧牲生命，但背後仍然可以思考動物的經濟效益，藏羚羊盜獵必須要馬上剝皮，甚至是羊都還沒死掉就要趕快剝皮，因為盜獵者怕被巡山員發現，取皮逃跑後就走私到喀什米爾地區由當地村民製成沙圖什（Shahtoosh）披肩，再到歐美、日本、香港、義大利和美國等百貨公司裡被展售、消費。

《可可西里》雖然是拍攝中國的盜獵問題，但它又是中國製片，清楚西方人是沙圖什的消費者，它可能去得罪一群有消費實力的人嗎？所以這部紀錄片沒有中文版，原音講中文，但字幕是英文，當字幕來到敘述者在談沙圖什的製造過程，接著送到歐美不同國家去販售時，一句就帶過，不講國家，尤其不講歐美，因為紀錄片的贊助來自歐美。

「它是一個真實故事，提到的動行者真的是奮不顧身，最後也被殺死了，裡頭還是有是藏人比較無我的面向顯示在影片中，但影片實際的產製與消費是相當複雜的。」張嘉如說道。

張嘉如表示，人是很矛盾的，有純粹的部份，也有自私的部份，像《象牙遊戲》（The Ivory Game）是出於愛國的民族主義；《鯊魚海洋》（Sharkwater）是因為那個人常常潛水，發現鯊魚不是想像中的凶神惡煞，就愛上了鯊魚，開始有與鯊魚共舞的浪漫式想像；動物學家黛安·弗西（Dian Fossey）也是因為喜愛的大猩猩被盜獵者槍殺，從此投身保護大猩猩的行列。

沒有讓他者帶來反省的紀錄片

《血色海灣》則牽涉到跨國行動主義裡的政治問題，張嘉如簡單說明，紀錄片是一群來自歐美加的白人，跑到日本抗議每年屠殺幾百隻海豚的漁村。本片曾獲得最佳奧斯卡獎，但日本人都相當不贊同這部片，「其實可以去思考，如果專門拍攝一部片講某個國家的動物保護，那個國家卻沒有反省，反而對紀錄片抱持非常負面的評價，我們該怎麼樣去看待這件事情？」

首先，《血色海灣》沒有日本人的視角，完全都是西方動行者的視角；其次，西方尤其北歐也有屠殺海豚的情事，日本是偷偷地殺，但像挪威是光明正大、觀光化地殺，因為那是當地原住民的成年禮，他們必須殺死一隻海豚來作為成年的證明，演變成節慶後，許多觀光客都會來拍照，海灣一片血腥。那麼究竟是奇觀式大量的屠殺，還是隱藏式的屠殺，更值得被指責呢？張嘉如認為，這兩者都很暴力。

此外，《血色海灣》還可以討論罪惡感的問題，主角瑞克·歐貝瑞（RicO'Barry）邀請了其他動行者到日本抗議，他曾經一手建立了海洋世界，當他最心愛的海豚自殺了，如果他沒有戲劇性地受到生態創傷，到現在可能都還在繼續提供商業化的海豚服務。主角花費十年建立海洋世界，再花三十年去把它摧毀，所以一個西方白人動行者去阻止日本人屠殺、銷售海豚的合理性在哪裡？紀錄片裡並沒有碰觸這一塊，但主角是用很感性的方式來表達保護動物就是他的救贖，因為他曾經犯下滔天大罪，他花三十年的時間來為他的罪救贖，他很可能永遠都沒有辦法原諒自己，所以奮不顧身地想保護動物，但他以前所做的事情呢？這很難去說服大眾，他甚至是一個知名的美國電視節目製作人，節目以海豚為主題，所以他其實商業化過海豚。

「無我」的動保行動

張嘉如將動保影視的第二類，歸為「無我見、無身見」類型，《十二夜》是個典範，另一個實際且典型的例子，就是像狗媽媽、貓媽媽這類人物，做動保做到財產不要了、健康不要了，壽命也不要了，在這個模式中，「我」和「他」的界線相對模糊，它並非見證式、強化自身與他者，台灣動物平權促進會理事長林憶珊的碩士論文就曾訪談過愛心媽媽，在颱風天有幾百隻流浪狗，她就跟著那群狗說「要死我們就一起死。」這不是以一個外來者的身份，去別的國家指指點點，阻止漁民、保護海豚，有著帝國殖民的心態。愛心媽媽形成的是一個生命共同體，他們一起活、一起死，我他的界線完全模糊掉，已經分不清她到底要站在人類這邊，還是站在狗這邊，她的思維可能都與狗一體了。張嘉如說，貓媽媽和狗媽媽都有很重的生態創傷，導致了「我」的界線消弭。

張嘉如另舉印度紀錄片《塑膠牛》（The Plastic Cow）為例，它不採濫情策略，而是理性分析，紀錄片內容顧名思義就是牛在吃塑膠垃圾，這對印度人是個很大的打擊，他們將牛當成聖牛來崇拜，卻開始發現印度牛不再神聖。牛群一隻一隻神秘死亡，讓當地政府開始注意到問題，將屍體送檢解剖以後，從牛最大的芻胃裡頭拉出整整53公斤重的垃圾，相當於一個人在一頭母牛的胃裡面，這些垃圾導致了牛的慢性死亡，這其實就是生態學者所說的「慢暴力」（Slow Bully），人類都市文明工業化底下對動物所造成的慢暴力，產生的慢死亡，或許要十年才會慢慢形成，這樣的過程中，人類是渾然不覺的。

紀錄片說道：「你根本就不需要做一個動物保護者來知道說，這個是不對的，這就是不對的。」這條道德底線在哪裡？我們是否有義務反思不該讓牛再這樣下去？動物組織成員還說了一句話：「我產生了一個心室爆炸。」在他的世界，這個事件在他的心中產生了一個震撼、一個大爆炸，這不是只是一隻牛的問題，是幾百萬隻印度牛都是這個樣子。不過，張嘉如表示，她的學生在閱讀文本時，立刻又回到人類中心主義，「完了，我們吃的牛肉，（按：垃圾）又回到我們肚子裡了」，海洋污染也一樣，學生不是擔心魚在吃垃圾，是擔心自己不能吃海鮮。

莫妮卡·甘地（Maneka Gandhi）是印度有名的動保人士，她曾被問說：「妳為什麼要把一輩子花在保護動物上？」她回答：「動保跟我沒有關係，不是我在做動保，我沒有人見、沒有我見，不是我在做動保，請你不要搞錯，我只是一個機器而已，是被設計用來保護動物的，這個機器裡面沒有我這個人、沒有我的意識在裡面，然而這個機器非常的敏感，會被眾生的苦痛刺到，但是在這機器裡面什麼都沒有，我只有皮膚。」

張嘉如說明，莫妮卡·甘地認為她不是一個具有意志的主體，她有著與生俱來的菩薩心，在成為一個動行者時，她就不再是一個原來的她，她臣服於世界，而非成為一個主體。她把自己臣服，這背後有著印度教、婆羅門式的精神觀：面對一個更大、比你更堅強的你，你只能臣服。

回歸東方的動保論述

如何建立一個非見證式、不複製人類中心又不剝削動物的「無我」動保行動？張嘉如談到多數的西方理論是從哲學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或德勒茲（Gilles Deleuze）「流變—動物」（Becoming-Animal）那一套去切入，但她想要回歸東方，以佛教來開展「無我」式的動保論述，最後，她從《金剛經》得到啟發：當人有我見的時候，就有你我之分，「無我」若從因緣法來看，就是不要以為這個由受、想、行、識組成的機器裡面有「我」存在，因為這個我是我自己想像出來的，本來就沒有這個我，我們愈想要這個我，就愈會枷鎖住自己，外來的一切就會一直往內堆。

《金剛經》說：「菩薩若見有眾生可渡者，即著我相，有能渡眾生心即著人相」，可以把這句經文「菩薩不住相布施」轉換為「動行者不住相動保」，張嘉如總結道，所以無我的動保行動，並不會有一個「我在救動物」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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