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奇摩新聞 以媽祖之名──中國介選的量化影響
⊙佘健源、劉玉皙
「宮廟染紅」近年常被提及，但一直缺乏嚴謹量化證據。我們在最新發表的研究中，分析了2018年市長選舉與2020年總統選舉高雄地區的得票情形，具體估算中國透過媽祖廟所影響的票數，為中國的選舉干預提供了學術證據，也代表國際學術界對於「中國干預」議題的重視。台灣是世界的台灣，台灣面臨的中國干預也已成為世界的問題。
中國的「宮廟滲透」背後其實也有時代的轉向。2014年，太陽花運動打斷了馬政府從2008年起推動的兩岸急統進程。2016年，民進黨以懸殊票數贏得總統大選，馬英九的兩岸路線正式消亡。過去，北京主要藉著傳統國民黨頭人推動統一；但為了應對2014年後的新局，中共在2015年推出「三中一青」的統戰策略，直接面向中南部、中下階層、中小企業與年輕人；2017年後又轉型為「一代一線」（年輕一代、基層一線）的工作方針，繞開過去合作的藍營中央大佬，直接掌握基層的選舉樁腳。新的宮廟滲透策略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展。
儘管共產黨人信奉無神論，但這些年來，許多報導和官方文件都指出，北京政府試圖與台灣各地的基層宮廟合作，以增加島內親中勢力的政治版圖，媽祖廟或關帝廟都有可能是目標。這個做法，究竟在2014以後成功「策反」了多少中南部選票？我們以離散選擇模型和計量方法估算出了大概的票數。
先說結論。雖然2018和2020選舉的結果非常不同，一次是綠營丟掉了執政多年的地盤，另一次則是藍營大輸超過48萬票，但宮廟周邊的選票變動模式卻是類似的，都有「轉向」的跡象。具體來說，在這兩次選舉中，信眾流動性較高的媽祖廟（主要位於舊高雄市）的周邊社區，綠營相對於藍營的得票都有顯著減少的現象（相較於2014或2016年的選舉）。信眾穩固的媽祖廟、關帝廟或其他宮廟的周邊社區，就不存在這種趨勢。
換言之，雖說中共的宮廟統戰在統計上確實發揮了一些效果，但並不是所有的宮廟都被染紅，像關帝廟就沒有造成顯著影響。更進一步來說，也不是所有的媽祖廟都被染紅，只要該媽祖廟信眾穩固，祂們的周邊社區就沒有顯著轉向。
由此可知，我們不能用「宮廟染紅」打翻一船人；若只因個別宮廟染紅，就將所有宮廟視為中共同路人，那是錯把朋友當敵人，損失的是更多盟友。比較積極的作法是：了解哪些宮廟有可能轉向，進而跟不願成為中共協力者的宮廟結盟，共同抵禦中國統戰的影響。
估算的原理與結果
台灣多數宮廟的周邊社區，通常也是該廟主要信眾的聚居地；「周邊社區」的定義包括廟宇所在里，以及一定距離內的鄰近各里。若對岸鎖定某類型廟宇進行合作，並成功影響其信眾，照理來說，該類廟宇周邊社區的得票率會往「有利藍營」的方向移動。因此，我們便可將該類廟宇所在里、以及其鄰近里的得票率變動，在扣除其他普遍因素造成的一般性變動後，得出周邊社區各里受到影響的平均規模。
本研究估算的原理，簡單來說，是比較宮廟周邊社區與非周邊社區「兩黨得票率變動」的相對差距，來算出受到中國「策反」的規模。測量的是「本區較前次選舉的轉向程度」，而非絕對票數。
此外，該區是地廣人稀、抑或地狹人稠，廟宇對當地的影響程度也會有所不同。因此，我們在分析時，不是只看該里或周邊「是否有該類廟宇」，而是以該類廟宇在該里或鄰近里的密度，來討論廟宇對當地得票率變動的影響。以高雄市作為分析標的，則是為了呼應2015年以後中國統戰策略的轉向，我們試圖呈現北京改以中南部基層作為主要統戰目標的效果。而且，相較於台南市，高雄市在這幾年間並未有複雜的村里整併，比較容易追蹤歷次選舉的得票變率變動。
在我們的資料中，高雄市計有888個里；其中，有144個里（16%）擁有1間以上的媽祖廟。2019年時，高雄市共有163間登記有案的媽祖廟，少部分原屬舊高雄縣的（村）里境內有2間以上的媽祖廟；各里媽祖廟密度的平均值為0.43間／平方公里。此外，高雄市登記有案的關帝信仰廟宇則有68間，分布在67個里，另外還有上千間登記在案的其他信仰廟宇。圖一呈現高雄市各里媽祖廟的分布狀況，表一則呈現不同類型村里，在兩次選舉間兩黨絕對得票率（各黨在各里的得票數除以有投票權人數）的變動。
註: 左圖呈現高雄市全境媽祖廟在各里的分布狀況；右圖則特別將舊高雄市的部分放大。
由表一可看到，相比於2014年市長選舉，2018年民進黨在高雄市的絕對得票率大幅衰退，而國民黨則大幅成長。在2020年選舉，民進黨在高雄市的得票則恢復以往水準，但相較於前次總統大選，國民黨仍有取得進展。而不論是2018年或2020年的選舉，整體來說，若在有媽祖廟的社區，民進黨都較在其他社區的得票為差；這似乎說明了宮廟統戰的成效。不過，這僅是由簡單計算所得到的初步看法；各里各黨得票率的高低還會受到其他各里特性的影響，而廟宇的影響力也會擴及鄰近各里，因此仍需進一步將這些因素都納入考慮後，才可得出真正宮廟統戰的成效。
在正式分析中，我們以總合多元勝算對數模型（aggregate multinomial logit model）來描述各因素對各里得票率的影響，並搭配空間迴歸（spatial regression）做估算。這種估計方法是從個別選民的行為出發，推估在鄰里的加總得票結果。結果指出，各里綠營相對於藍營的得票變動，會和該里鄰近社區信眾流動性高的媽祖廟（計20間）的密度，有顯著的負相關；然而，信眾穩固的媽祖廟，其密度並不會跟鄰近社區的得票變動有關。換言之，儘管表面上看來，媽祖廟周邊社區有轉藍的趨勢，但經嚴格分析後發現，這主要發生在信眾流動性高的媽祖廟周邊，而不是所有媽祖廟皆然。此外，關帝廟或其他宮廟的密度，也不會跟周邊的相對得票變動有明顯相關。
具體的票數，可用一簡單的假想情況來做說明；中共主要和信眾流動性較高的媽祖廟合作，我們以此類廟宇來估算可能帶來的影響規模。假設有某A里，其在2018年時，有投票權人為2600人（約為高雄市里的平均規模），民進黨票數為836票，國民黨票數為1005票；A里周邊（距離在2公里內）有30個里，規模皆同。若今A里周邊有一B里（占地0.4平方公里，周圍亦有30個里），多了一間信眾流動性高的媽祖廟，以致B里該類媽祖廟的密度上升2.5，A里周邊各里「該類媽祖廟的密度加1取自然對數」的平均值則上升約0.04。根據我們的估計結果，在2018年的選舉，此將使A里民進黨對國民黨的得票比例下降3.4%（-0.849*0.04），大約是A里民進黨比國民黨得票再少約28票。而因B里周邊亦有30個類似A的里，故30個里的影響為840票。加上該廟對B里自身的影響（下降4.3%；-0.036*1.2），增加一間該類型媽祖廟的全部影響約為876票。
同理，若此A里在2020年時，民進黨票數為1236票，國民黨票數為688票，今當B里增加了一間信眾流動性高的媽祖廟，將使A里民進黨對國民黨的得票比例下降2.4%（-0.603*0.04），大約是A里民進黨比國民黨得票再少30票。加總該廟對B里自身的影響（下降2.0%；-0.017*1.2），以及對B里周邊30里的影響，增加一間該類型媽祖廟的全部影響約為925票。
分析結果所帶來的啟示
上述分析結果意味著，除了信眾流動性較高的媽祖廟之外，沒有證據說明其他類型的宮廟遭到染紅、並取得了影響選票的成效；尤其重要的是，並不是所有的媽祖廟都是對岸統戰有效的在地協力者。
會有這兩種媽祖廟的分別，和高雄戰後的歷史發展有關。二戰後，高雄因工業發展，湧入許多附近縣市的民眾，這些移民同時也帶來了家鄉的信仰，建立起新的媽祖廟。然而，不同於在地的、有悠遠歷史的、信眾穩固的媽祖廟，這些新廟因信徒來來去去，常會面臨「招生」問題，需要辦活動來吸引信眾。
信眾穩固與否，使每家宮廟對中共統戰的態度各有不同。對老廟來說，赴湄洲參訪是不必要的苦差事，相比於老廟的財力，對岸所能提供的補助也僅是九牛一毛；但對新廟來說，湄洲媽祖廟所能提供的各種服務，就會是辦活動吸引信眾、提升「靈力」的重要素材。而當信眾參加過此類活動、或與新廟建立起較深的聯繫後，統戰訊息便伴隨著一般的生活資訊，透過各種線上的活動訊息群組、或廟宇頭人的言談，滲透到日常之中，長久下來就可能對投票傾向產生影響。宮廟滲透不見得是透過金錢，而是透過長期的互動。
多年以來，大甲鎮瀾宮因經營策略高明、又與對岸有許多往來，常佔媒體版面，讓大眾誤以為媽祖廟已經屈服於人間的利益、站隊無神論的獨裁者。不過，在鎮瀾宮之外，台灣各地事實上還是有許多默默庇蔭一方、保境安民的媽祖廟；今年，白沙屯媽祖在遶境進香時，首度停駕斗六大埔營區，庇佑國軍保護家園，就彰顯了與國人站在一起的決心。此種護土護民的媽祖廟，和願意抵抗北京的國軍一樣，仍是我們社會的基石。當前，我們應做的事是擴大盟友。我們應仍秉持宗教自由的原則，在警覺的基礎上，繼續為了守護自由而共同奮鬥。
註: 截圖自白沙屯媽祖網路電視台Youtube頻道。
有興趣了解相關細節的讀者，可進一步閱讀以下研究:
Sher, Chien-Yuan, Chung-Pei Pien, Colin O’Reilly, and Yu-Hsi Liu （2024）. In the Name of Mazu: The Use of Religion by China to Intervene in Taiwanese Elections.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20（3）, orae009. https://doi.org/10.1093/fpa/orae009
古明君、洪瑩發 （2022），“跨海峽做媽祖信仰”。出自《銳實力製造機：中國在台灣、香港、印太地區的影響力操作與中央邊陲拉鋸戰》，吳介民、黎安友（Andrew J. Nathan）編，鄭傑憶譯，291-311。左岸文化出版。
佘健源為中山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副教授、劉玉皙為世新大學傳播管理學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