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媽祖之名──中國介選的量化影響

圖片來源: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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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佘健源、劉玉皙

「宮廟染紅」近年常被提及,但一直缺乏嚴謹量化證據。我們在最新發表的研究中,分析了2018年市長選舉與2020年總統選舉高雄地區的得票情形,具體估算中國透過媽祖廟所影響的票數,為中國的選舉干預提供了學術證據,也代表國際學術界對於「中國干預」議題的重視。台灣是世界的台灣,台灣面臨的中國干預也已成為世界的問題。

中國的「宮廟滲透」背後其實也有時代的轉向。2014年,太陽花運動打斷了馬政府從2008年起推動的兩岸急統進程。2016年,民進黨以懸殊票數贏得總統大選,馬英九的兩岸路線正式消亡。過去,北京主要藉著傳統國民黨頭人推動統一;但為了應對2014年後的新局,中共在2015年推出「三中一青」的統戰策略,直接面向中南部、中下階層、中小企業與年輕人;2017年後又轉型為「一代一線」(年輕一代、基層一線)的工作方針,繞開過去合作的藍營中央大佬,直接掌握基層的選舉樁腳。新的宮廟滲透策略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展。

儘管共產黨人信奉無神論,但這些年來,許多報導和官方文件都指出,北京政府試圖與台灣各地的基層宮廟合作,以增加島內親中勢力的政治版圖,媽祖廟關帝廟都有可能是目標。這個做法,究竟在2014以後成功「策反」了多少中南部選票?我們以離散選擇模型和計量方法估算出了大概的票數。

先說結論。雖然2018和2020選舉的結果非常不同,一次是綠營丟掉了執政多年的地盤,另一次則是藍營大輸超過48萬票,但宮廟周邊的選票變動模式卻是類似的,都有「轉向」的跡象。具體來說,在這兩次選舉中,信眾流動性較高的媽祖廟(主要位於舊高雄市)的周邊社區,綠營相對於藍營的得票都有顯著減少的現象(相較於2014或2016年的選舉)。信眾穩固的媽祖廟、關帝廟或其他宮廟的周邊社區,就不存在這種趨勢。

換言之,雖說中共的宮廟統戰在統計上確實發揮了一些效果,但並不是所有的宮廟都被染紅,像關帝廟就沒有造成顯著影響。更進一步來說,也不是所有的媽祖廟都被染紅,只要該媽祖廟信眾穩固,祂們的周邊社區就沒有顯著轉向。

由此可知,我們不能用「宮廟染紅」打翻一船人;若只因個別宮廟染紅,就將所有宮廟視為中共同路人,那是錯把朋友當敵人,損失的是更多盟友。比較積極的作法是:了解哪些宮廟有可能轉向,進而跟不願成為中共協力者的宮廟結盟,共同抵禦中國統戰的影響。

估算的原理與結果

台灣多數宮廟的周邊社區,通常也是該廟主要信眾的聚居地;「周邊社區」的定義包括廟宇所在里,以及一定距離內的鄰近各里。若對岸鎖定某類型廟宇進行合作,並成功影響其信眾,照理來說,該類廟宇周邊社區的得票率會往「有利藍營」的方向移動。因此,我們便可將該類廟宇所在里、以及其鄰近里的得票率變動,在扣除其他普遍因素造成的一般性變動後,得出周邊社區各里受到影響的平均規模。

本研究估算的原理,簡單來說,是比較宮廟周邊社區與非周邊社區「兩黨得票率變動」的相對差距,來算出受到中國「策反」的規模。測量的是「本區較前次選舉的轉向程度」,而非絕對票數。

此外,該區是地廣人稀、抑或地狹人稠,廟宇對當地的影響程度也會有所不同。因此,我們在分析時,不是只看該里或周邊「是否有該類廟宇」,而是以該類廟宇在該里或鄰近里的密度,來討論廟宇對當地得票率變動的影響。以高雄市作為分析標的,則是為了呼應2015年以後中國統戰策略的轉向,我們試圖呈現北京改以中南部基層作為主要統戰目標的效果。而且,相較於台南市,高雄市在這幾年間並未有複雜的村里整併,比較容易追蹤歷次選舉的得票變率變動。

在我們的資料中,高雄市計有888個里;其中,有144個里(16%)擁有1間以上的媽祖廟。2019年時,高雄市共有163間登記有案的媽祖廟,少部分原屬舊高雄縣的(村)里境內有2間以上的媽祖廟;各里媽祖廟密度的平均值為0.43間/平方公里。此外,高雄市登記有案的關帝信仰廟宇則有68間,分布在67個里,另外還有上千間登記在案的其他信仰廟宇。圖一呈現高雄市各里媽祖廟的分布狀況,表一則呈現不同類型村里,在兩次選舉間兩黨絕對得票率(各黨在各里的得票數除以有投票權人數)的變動。

圖一、高雄市各里境內媽祖廟的數目
圖一、高雄市各里境內媽祖廟的數目

註: 左圖呈現高雄市全境媽祖廟在各里的分布狀況;右圖則特別將舊高雄市的部分放大。

由表一可看到,相比於2014年市長選舉,2018年民進黨在高雄市的絕對得票率大幅衰退,而國民黨則大幅成長。在2020年選舉,民進黨在高雄市的得票則恢復以往水準,但相較於前次總統大選,國民黨仍有取得進展。而不論是2018年或2020年的選舉,整體來說,若在有媽祖廟的社區,民進黨都較在其他社區的得票為差;這似乎說明了宮廟統戰的成效。不過,這僅是由簡單計算所得到的初步看法;各里各黨得票率的高低還會受到其他各里特性的影響,而廟宇的影響力也會擴及鄰近各里,因此仍需進一步將這些因素都納入考慮後,才可得出真正宮廟統戰的成效。

在正式分析中,我們以總合多元勝算對數模型(aggregate multinomial logit model)來描述各因素對各里得票率的影響,並搭配空間迴歸(spatial regression)做估算。這種估計方法是從個別選民的行為出發,推估在鄰里的加總得票結果。結果指出,各里綠營相對於藍營的得票變動,會和該里鄰近社區信眾流動性高的媽祖廟(計20間)的密度,有顯著的負相關;然而,信眾穩固的媽祖廟,其密度並不會跟鄰近社區的得票變動有關。換言之,儘管表面上看來,媽祖廟周邊社區有轉藍的趨勢,但經嚴格分析後發現,這主要發生在信眾流動性高的媽祖廟周邊,而不是所有媽祖廟皆然。此外,關帝廟或其他宮廟的密度,也不會跟周邊的相對得票變動有明顯相關。

具體的票數,可用一簡單的假想情況來做說明;中共主要和信眾流動性較高的媽祖廟合作,我們以此類廟宇來估算可能帶來的影響規模。假設有某A里,其在2018年時,有投票權人為2600人(約為高雄市里的平均規模),民進黨票數為836票,國民黨票數為1005票;A里周邊(距離在2公里內)有30個里,規模皆同。若今A里周邊有一B里(占地0.4平方公里,周圍亦有30個里),多了一間信眾流動性高的媽祖廟,以致B里該類媽祖廟的密度上升2.5,A里周邊各里「該類媽祖廟的密度加1取自然對數」的平均值則上升約0.04。根據我們的估計結果,在2018年的選舉,此將使A里民進黨對國民黨的得票比例下降3.4%(-0.849*0.04),大約是A里民進黨比國民黨得票再少約28票。而因B里周邊亦有30個類似A的里,故30個里的影響為840票。加上該廟對B里自身的影響(下降4.3%;-0.036*1.2),增加一間該類型媽祖廟的全部影響約為876票。

同理,若此A里在2020年時,民進黨票數為1236票,國民黨票數為688票,今當B里增加了一間信眾流動性高的媽祖廟,將使A里民進黨對國民黨的得票比例下降2.4%(-0.603*0.04),大約是A里民進黨比國民黨得票再少30票。加總該廟對B里自身的影響(下降2.0%;-0.017*1.2),以及對B里周邊30里的影響,增加一間該類型媽祖廟的全部影響約為925票。

分析結果所帶來的啟示

上述分析結果意味著,除了信眾流動性較高的媽祖廟之外,沒有證據說明其他類型的宮廟遭到染紅、並取得了影響選票的成效;尤其重要的是,並不是所有的媽祖廟都是對岸統戰有效的在地協力者。

會有這兩種媽祖廟的分別,和高雄戰後的歷史發展有關。二戰後,高雄因工業發展,湧入許多附近縣市的民眾,這些移民同時也帶來了家鄉的信仰,建立起新的媽祖廟。然而,不同於在地的、有悠遠歷史的、信眾穩固的媽祖廟,這些新廟因信徒來來去去,常會面臨「招生」問題,需要辦活動來吸引信眾。

信眾穩固與否,使每家宮廟對中共統戰的態度各有不同。對老廟來說,赴湄洲參訪是不必要的苦差事,相比於老廟的財力,對岸所能提供的補助也僅是九牛一毛;但對新廟來說,湄洲媽祖廟所能提供的各種服務,就會是辦活動吸引信眾、提升「靈力」的重要素材。而當信眾參加過此類活動、或與新廟建立起較深的聯繫後,統戰訊息便伴隨著一般的生活資訊,透過各種線上的活動訊息群組、或廟宇頭人的言談,滲透到日常之中,長久下來就可能對投票傾向產生影響。宮廟滲透不見得是透過金錢,而是透過長期的互動。

多年以來,大甲鎮瀾宮因經營策略高明、又與對岸有許多往來,常佔媒體版面,讓大眾誤以為媽祖廟已經屈服於人間的利益、站隊無神論的獨裁者。不過,在鎮瀾宮之外,台灣各地事實上還是有許多默默庇蔭一方、保境安民的媽祖廟;今年,白沙屯媽祖在遶境進香時,首度停駕斗六大埔營區,庇佑國軍保護家園,就彰顯了與國人站在一起的決心。此種護土護民的媽祖廟,和願意抵抗北京的國軍一樣,仍是我們社會的基石。當前,我們應做的事是擴大盟友。我們應仍秉持宗教自由的原則,在警覺的基礎上,繼續為了守護自由而共同奮鬥。

圖二、2024年白沙屯媽祖進香停駕斗六大埔營區
圖二、2024年白沙屯媽祖進香停駕斗六大埔營區

註: 截圖自白沙屯媽祖網路電視台Youtube頻道。

有興趣了解相關細節的讀者,可進一步閱讀以下研究:

  1. Sher, Chien-Yuan, Chung-Pei Pien, Colin O’Reilly, and Yu-Hsi Liu (2024). In the Name of Mazu: The Use of Religion by China to Intervene in Taiwanese Elections.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20(3), orae009. https://doi.org/10.1093/fpa/orae009

  2. 古明君、洪瑩發 (2022),“跨海峽做媽祖信仰”。出自《銳實力製造機:中國在台灣、香港、印太地區的影響力操作與中央邊陲拉鋸戰》,吳介民、黎安友(Andrew J. Nathan)編,鄭傑憶譯,291-311。左岸文化出版。

佘健源為中山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副教授、劉玉皙為世新大學傳播管理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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