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斯帖的柳樹——在波蘭小鎮植一棵樹

文：張健文

戰後波蘭是有缺陷的，只能單腿走路。

——波蘭藝術家喬安娜．拉伊科夫斯卡（Joanna Rajkowska，又譯萊科夫斯卡）在種植「以斯帖的柳樹」時發言。

筆者再次登上了從波蘭古都克拉夫（粵音約為緙箍乎）往奧施維茨、途經赫扎努夫的火車。跟一年前不同的是，筆者對波蘭文有了更多的認識，知道火車總站波文「Oświęcim」指的正是奧施維茨，想到歐洲沈重的歷史，心裏難免有一種奇怪的感覺（另見《集中營的五百棵樹》）。

「以斯帖的柳樹」是波蘭藝術家卡塔基納、瑪塔・薩拉兩姊妹和美國猶太裔藝術家兼詩人羅伯特・施萊德曼共同發起的一個活動。先用谷歌翻譯把葡文原版拙文譯出，自己再想辦法修正時卻沒有辦法即時想到合適的形容詞，想起的反而是柏林常用的德文用語「Erinnerungskultur」，筆者找到其中一個漢譯是「記憶文化」，簡單說是源起於戰後德國勇於承認歷史大錯，斷絕同納粹德國（「納粹」德文原意即「國家-社會主義」）過去的關係之餘，更融入歐洲。

三位藝術家進行了一年半的藝術研究（artistic research）、口述歷史蒐集、公開徵求文獻、多場講座，最重要的當然還有旅居柏林的薩拉姐妹與身在美國斯奈德曼之間的一年多的長途通信。今年七月三日他們在薩拉姐妹長大的波蘭小鎮赫扎努夫一塊空地種上了一棵幼柳。二戰後曾振驚全球的奧斯威辛集中營離赫鎮只有廿公里，而這塊「空地」，則曾是戰前當地猶太人的心靈歸宿——前猶太廟的前地「以斯帖廣場」。

回到繙譯的問題，筆者葡文原文寫到「這是一個項目、一個藝術行動，若這不算是社運的話」，它的目的是要讓人記住猶太人遭大屠殺的痛苦歷史，同樣重要的是，正如瑪塔・薩拉強調的那樣，在當今的波蘭共和國境內，曾是有幾多文化共存。薩拉希望以此激發對人們多元文化和開放思想的最大尊重。不過，該項目的重點是在年前遭砍掉的舊柳原址再植一樹，試圖為不復存在的猶太廟和以斯帖廣場發聲。存活了兩個世紀的猶太廟在屬波蘭獨裁時期的一九七三年夷為平地後，聽說這老垂柳就一直生長在今天已被除名的廣場上。直至一八年，作為猶太人在赫鎮上的最後痕跡，原來柳樹最終也在波蘭民主時期被砍伐切除。

作為「視覺人類學者」和「藝術工作者」，筆者也親身參與到這個「活動」在克拉科夫的特設展覽中，負責歷史文獻和舊照片的美學呈現部份。展覽對公眾開放至七月底結束。畢竟筆者意識到自己可能是一個過於接近這次活動觀察者，的確是可以對事情有詳盡的了解，甚至能提供一些「局內人」的觀點，但同時筆者也冒著帶有偏見寫作的風險，這也正正是因為我知道太多的細節。

自去年秋天，筆者在《澳門論壇日報》已曾數次提到這個似是不問世事的波蘭小鎮之外，還提到了生於赫城的德語猶太詩人瑪莎・卡雷科（粵音媽沙喀叻鈳，一九零七至一九七五）。波蘭以外，赫鎮這個名字有時會在卡雷科以及包括艾薩克．多伊徹（又譯伊薩克．多伊徹等，一九零七至一九六七，流亡作家，其中數部有名的論蘇聯著作獲譯成葡文）等著名波蘭猶太人的傳記中出現：「⋯⋯生於奧匈帝國的赫扎努夫（今波蘭）。」

清光绪十九年，奧匈帝國太子斐迪南大公（一八六三至一九一四）訪問澳門，而當時時稱大奧國的奧匈帝國在這個葡萄牙殖民地有派駐領事。斐迪南訪澳時的波蘭分由數個歐洲霸主統治，而赫鎮正是哈布斯堡王朝治下克拉科夫大公國中為數不多的城市之一，猶太人口眾多。也正在此時，赫鎮建於十八世紀的大猶太廟在建築風格上經歷了最後一次轉變。

這座城鎮可謂見證了前歐洲數強瓜分波蘭的歷史。一八一五年維也納會議後，直到一八四六年克拉科夫被奧地利吞併成為一個大公國，這個小小的克拉科夫民國實際上是一個被這三個大國包圍的孤島：奧地利、普魯士和俄羅斯。「受到教化」的猶太少數群體，亦即那些甘於受制於同化政策的人得到了民國的保護。至納粹德國侵略波為止，也就是一個世紀之後，赫鎮的猶太人口達到了其居民總數的一半。

一九一八年，一戰結束，德國推翻帝制，十來歲的卡萊科隨家人移居柏林。同許多當時前往柏林工作的赫鎮猶裔裁縫一樣，這位長大後將成德國戰前文壇明星的女孩在魏瑪共和國時期定居德京。在文學方面，筆者認為卡萊科詩中的情人和外國人的形象可以互換。筆者谷歌到豆瓣有「媛的春秋」譯的《在旅途中》：

異鄉是慰籍，悲傷

以及幻象，如同一切。長久閃耀的

只有夢和孤獨。

儘管遭到納粹德軍的嚴重破壞，戰後赫鎮的大猶太廟仍然屹立不倒。一九七三年，波蘭在世界杯中了淘汰英格蘭，也就在這一年，赫鎮市政當局決定清拆當地因政治氣候一直棄置的猶太廟，而非將之改造成文化場所，甚至是把「以斯帖廣場」的名字從當地名錄中刪去。由此也可看出為何斯尼德曼在評論共產時期的波蘭猶太歷史時措詞嚴厲，要用到「種族清洗」一語。

筆者實在是過於習慣於柏林人在這個主題上的表達方式，在某種程度上呼應了這位美國藝術家的觀點，當筆者與另一位「以斯帖的柳樹」發起人瑪塔・薩拉交談時，不加思索地將這個項目稱為「反反猶太主義的抗爭」。仍然與這塊土地生活有密切聯繫的薩拉回應道：「我們並非要反對任何事情，或者更確切地說，我們不是甚麼反反甚麼主義，又或者我們反對『反對』。因為反對某事或某人只會複製傳播導致這種『反對』相同的機制。我們只是在做一些事情，讓有著不同意見的人走在一起。」

薩拉姊妹和施萊德曼都認為二戰前的猶太人歷史有時可能被視為對不復存在的過去作紀念。甚至是筆者本身在為展覽創作九十多幅歷史圖像時也有這種感覺。為了對大量像素較低的電腦圖片作美學和藝術解決方案，筆者為不少圖片「打格仔」，當中包括一幀「無名」猶太少年肖像。

展覽開幕後，筆者才得知原來那位「無名」少年是一九二八年出生亞伯拉罕．瓦瑟泰爾，今年九十四歲，他專程攜眷從以色列回到波蘭，在克拉科夫參觀展覽並參加了赫鎮的「以斯帖的柳樹」種植典禮。巧合的是，他的母親名字就叫以斯帖。筆者為展覽也重製了一幅比原件要大的以斯帖遺像，並無作任何收改。以斯帖．瓦瑟泰爾一九四二年在奧斯威辛集中營遭到殺害，而亞伯拉罕則是在戰爭初期設法躲藏起來，隨後僥倖多次被德軍選中作苦役，最終逃過死劫，是不幸中的大幸。

亞伯拉罕的千金莎朗告訴我們她的父親對波蘭的慘痛往事從來都是隻字不提，也從來沒有見過父親表露情緒，也從來沒有聽過他講德文：「我覺得這是卌年來一直追尋關於父親生長過的、那一消失的世界的成果。」

卡塔基納、瑪塔・薩拉兩姊妹和施萊德曼與當地社區一起種植了一棵柳樹。亞伯拉罕．瓦瑟泰爾說，植樹同立墓碑無異，看到家人最終得以安葬，亞伯拉罕也終於能哭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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