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民粹制官方:中國百年對日外交之創統
【引言】 1998年,有「長者」之稱的時任中國領導人江澤民訪問日本,在早稻田大學發表演說時,有3名日本學生現場抗議中國進行核子武器試爆;江澤民高聲憤怒對現場抗議者回嗆:「有利於中日友好的事,要竭盡全力去做;不利於中日友好的事,絕不要去做。」說罷,江還不忘自己給自己鼓個掌。但深圳日童遇襲身亡,絕不利於中日友好。中國政府雖一再表示這是單一個案,但中國反日情緒高漲行之有年,以民粹作為對日交涉手段,更是百年來歷屆中國政府之創統。民粹作為工具、人民作為名義,中國政府運用「勿忘歷史」和「世代友好」這兩套平行的話語,嫻熟開展對日邦交,讓日本政府疲於奔命。中日有過戰爭,曾殺紅眼;但也一衣帶水,有過親密交往,是搬不走的鄰居。負責任的中日交往,必須走出歷史的悲情,更必須反對利用歷史來遂行政治企圖,否則,對中日兩國、東北亞的和平穩定將造成毀滅性的打擊。
百年來的創統:「人民」是對日外交的最佳武器
甲午戰爭沒有讓中國人仇日,反而學習日本,日本也協助中國改革。1900年庚子國變,義和團燒殺搶奪,八國聯軍跑來北京,其中就有日本和俄國。但其他國家事後都走了,俄國卻賴在中國東北不走。清政府一面利用民情反俄,一面利用反俄情緒來聯合日本,對俄國人動手,這便是1904年日俄戰爭在中國爆發的由來。天下沒有免費午餐。日本付出十多萬傷亡代價贏得戰爭,但戰後如何支付日本好處費,成為清政府和中華民國政府頭疼的問題。日本希望在中國東北滿洲和蒙古地區獲得居住、交通、經商、移民、開拓的利益,這其中,租用滿蒙地區土地、房屋讓日人生活,非常重要。但中國方面認為,日本提出的條件有損中國國家主權。中日從日俄戰爭結束起,為滿蒙懸案和商租權問題,屢屢交涉。雙方在清末改革、日俄戰爭以及辛亥革命時締造的友誼漸漸消失。
1915年,日本參加一戰,基於滿蒙、商租問題,向袁世凱秘密提出中日交涉的條約,這也就是後世所稱的「賣國21條」。袁世凱在談判上無法堅持,索性將秘密談判向中國輿論公開,一時間民情洶湧,抗議聲四起;更引起美、英、法等國干預。特別是美國的干預,讓日本不得不讓步,21條最後簽約的只有不到10條。但這是中日歷史上第一次用民情來牽制外交,日本人大吃苦頭。事後日本政界、學界也反思,在當時不應該對中國提過分要求,激怒中國民心。袁世凱死後,1919年巴黎和會,中華民國拒絕將山東權益交給日本,中國爆發五四運動;最終在1922年,透過美國斡旋,青島交還給中國。日本人再一次被中國民情打敗。
此後,新登場的國民革命軍用「打倒列強、反對帝國主義、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為口號,塑造自身合法性,結合群眾運動和軍事戰爭,取得政權。北伐途中,武漢事件、南京事件、濟南事件,國軍與日本屢屢交手。特別是南京和濟南,革命外交的烽火,讓日本僑民與國軍衝突不斷,反日運動成為國民政府的動員手段。此時的日本,軍部勢力抬頭,國家走向軍國主義,直接派兵到中國。但事態平息後,懾於中國反日情緒,日本也是立即撤軍走人,不敢多留。
作為分水嶺的九一八 發動者曾無比親中
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是個分水嶺。日本關東軍的軍人以「下克上」的方式,違背文官政府的命令,擅自行動,佔領了中國東北。這成為中國現代抗日史的開端,深圳日本男童也在93年後的這一天被殺害。日本社會在戰後對九一八反思甚多。究其原因,在當代日本看來,九一八是魯莽軍人不聽號令的產物,當時的日本軍部幾乎已經失控,用造成既定事實的方式逼迫日本文官政府承認佔領中國東北的事實。然而,一個不能忽略的事實是,中國東北為何有日本關東軍——這是日俄戰爭的產物。在這些極端軍人看來,是日本付出巨大代價,幫中國趕走了俄國,但中國答應的好處卻一直沒到位。領導九一八的軍官石原莞爾,在聽聞武昌起義爆發、中華民國建立時,正在韓國漢城。他帶領士兵跑到山頂鳴槍,高呼:中華民國萬歲。石原莞爾對於中日外交交涉的冗長、失敗所表現的絕望,可見一斑。
九一八後,中日兩國民情洶湧。中國的救亡熱潮一浪高過一浪。雙方冷靜的人士都在為避免戰爭進行最後的努力。蔣中正曾發表《敵乎?友乎?》專文,規勸日本內部的軍國主義勢力。但是,孫中山摯友、日本首相犬養毅在海軍發動的515兵變中遇害身亡。日本不斷軍國化的同時,中國社會追求和平的努力被斥責為「漢奸」。國民政府一方面利用救亡運動牽制對日外交,但也發現救亡運動逐漸被中共主導,不再受控。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主導日本陸軍省的石原莞爾此時清醒了很多,多次與日本內閣一道,至少三次下令不擴大、就地解決事態。但中國國內救亡熱潮已形成洪流,最終日本還是決定增兵。戰爭徹底爆發。
不過,時至今日,日本主流學界認為,七七盧溝橋那引起國軍和日軍爆發衝突並造成八年抗戰的神秘一槍,是劉少奇領導的中共華北特工人員打出來的。
中共政府:以「人民的名義」對日施壓
歷屆中國政府,把「人民」運用到極致的,是中共。中共宣稱:當年戰爭是少數軍國主義分子反動,給包括日本人民在內的亞洲各國人民造成巨大傷害。這一招很厲害。戰後日本,左派崛起,和平主義成為民間主流。中共一方面反對追隨美國的日本政府,一方面鼓動和支持日本左派在國內開展聲勢浩大的反美、反《美日安保條約》運動。1950年代到1970年代,日本社會運動風起雲湧,這其中,中共的支持,發揮了關鍵作用。日本,成為了中共牽制美國的最前沿。
蘇俄只知道扶植左派。但中共絕不是蘇俄,中共並沒有意識形態壓力。中共對日本的另一手牌,是亞洲主義。這說來也荒誕,大亞洲主義是日本戰時侵略中國的一種意識形態。中共卻拿起這個招牌,成功利用了日本右派的反美心理:戰後日本的體制是美國強加的。這種心理在日本右派中普遍存在,三島由紀夫、石原慎太郎都是這種思維。毛澤東成為亞洲反美旗手,中共再透過中共釋放、改造的日本戰犯回到日本進行宣傳,日本保守派內的親共力量開始抬頭。利用日本保守派反美、希望到中國做生意、希望重新樹立日本尊嚴的心理,中共和日本保守派的關係迅速改善。毛澤東多次講話中希望日本放下戰爭包袱,這絕非客套話,是因為他很清楚日本保守派的心理狀態,也因此放棄了對日戰爭索賠。這反而讓日本保守派過不去,開始用長期無息貸款(ODA)援助中國。毛澤東時代,在「人民」的名義下,宣揚「世代友好」,中共成功建構了與日本左派和保守派互動的意識形態話語。
鄧小平時代的中國,中日進入全面蜜月期,中日之間幾乎擱置了爭議,雙方全面合作賺錢。《上海人在東京》的電視劇走紅全中國。日資企業幾乎是全面進軍中國,成為中國改革開放時貢獻最大的力量。在1980年代、1990年代,中日之間似乎已經沒有了歷史問題。至於釣魚島,按鄧小平的話說:交給下一代去解決。
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在繼承了人民世代友好話語的同時,為了應對六四之後中共的困境,開始標舉「勿忘歷史」、反對軍國主義復辟的大旗。這面勿忘歷史的大旗,會隨著中共外交困境的加劇而被舉得越來越高。中日之間,歷史問題只是一個層面,但更大問題則是美、日、韓在東北亞建構的同盟,以及對台海問題的關切;雙方在經貿、東海油氣田等議題上也有摩擦。這些讓北京如芒刺在背,但中日經濟關係又非常密切,於是利用歷史來牽制日本幾乎成為北京的外交手段。另一個更深刻的問題是,由於中共並非對日抗戰主力,六四後的中共,一直試圖依靠對日強硬來維繫自身合法性。日本方面對於中共這種在「勿忘歷史」和「世代友好」之間的搖擺,也漸漸有所體認,盡力配合。小泉純一郎擔任首相時希望訪華,北京提出道歉、參觀盧溝橋、發表談話三大要求。日方最終都接受。小泉在盧溝橋的談話中表示:
「今天,我訪問了盧溝橋,以前就想來這裡看一看。我喜歡歷史,老是對歷史書或涉及歷史的小說抱有興趣,所以我一直就想到盧溝橋看看。今天我有機會參觀了這個紀念館,再一次痛感到戰爭之悲慘。我對遭受侵略而犧牲的中國人民感到由衷的歉意和哀悼,懷著這種心情觀看了這裡的許多展覽。我感到,決不允許再次發動戰爭,些許這是對因戰爭慘劇而倒下的人們的一種告慰吧。我們都會在這樣的心情下認識到,日中關係是不僅僅有益於日中兩國的友好和平,同時也有益於亞洲和平及世界和平的非常重要的雙邊關係。」
但日本政府的努力沒有成功。2005年日本聯合德國、印度、巴西,試圖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遭到中國反對。中國國內爆發了1949年以來第一次大規模反日示威。日本當時的選擇是:要麼賠上中日關係和經濟利益,去爭取常任理事國席位;要麼維繫與中國的關係。最終,聯合國入常這件事,在中國、俄羅斯的主導下,日本功敗垂成。也在那之後,日本政界開始重新思考對中政策,也真正意識到:中國的民粹,已經不僅是北京手中的武器,而是日本在處理對華關係時,必須面對的課題。
一衣帶水、搬不走的鄰居
1970年,日本著名作家三島由紀夫持刀闖入陸上自衛隊東部指揮官辦公室,挾持自衛隊將領,試圖發動自衛隊軍官政變,推翻憲法、保衛天皇。三島演說時,下面的幾百個自衛隊軍官冷漠、嘲笑、謾罵此起彼伏,無人響應。這就是戰後日本和平主義的成功。即便自衛隊中有人同情三島,經歷了和平主義教育,大家也不贊同三島以這種政變和暴力方式達成目標。戰後日本,早就不是一個帝國主義、軍國主義國家。
反而是中國,尤其是當今中國,軍人和年輕人充滿戾氣,在日本和西方看來,很像二戰前的日本。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的中國,中國領導人尚且有自信訪問日本,到大學演講、和平民互動。朱鎔基作為總理訪日,親自到日本TBS電視台與日本觀眾互動,面對日本小學生提問「如何團結十幾億人」,朱鎔基坦言中國的民主和法治還不健全。結尾處,朱鎔基還不忘現場拉一段二胡,讓日本民眾驚歎不已。溫家寶訪問日本時,在日本國會對全體議員發表演說,關鍵詞是「堅持向前看」。溫在演說中大談中日友好,從唐代詩人李白的日本友人阿倍仲麻呂,到鑒真和尚東渡日本,再到「明治維新後,日本經濟社會快速發展,中國大批志士仁人來到日本,學習近代科學技術和民主進步思想」(溫家寶原文);甚至連中國人收養在華日本人遺孤,也大談特談。至少在江胡時期的中國,當時的中國領袖有自信和本領,來積極處理對日關係。而今日的中國領導層,事實上失去了處理對日交涉的自信和氣度。
中日一衣帶水,是搬不走的鄰居。日本政界對這一點有深切認知。所以,即便是處理深圳日童事件,日本政府也是盡力冷靜面對。然而一個嚴峻的現實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但凡中國社會走向開放、自由、進步,則中日關係就會變好;但凡中國社會走向封閉、保守、倒退,中日關係就會變差。中國的民粹,也是在這一背景下被中共反覆運用。但中國社會民粹即便再反日,中國遊客買光了日本電動馬桶是事實;中國人喜歡日本汽車是事實;中國人喜歡日本動漫是事實;中國人喜歡日本的家用電器也是事實。這些,都不是幾套抗日神劇可以改變的。如國民黨當年遇到的困境一樣:仇日民粹用久了,便會不受控,讓執政者自己也陷入「賣國」的指控和道德深淵。
作者》劉國忠 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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