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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民粹制官方：中國百年對日外交之創統
【引言】 1998年，有「長者」之稱的時任中國領導人江澤民訪問日本，在早稻田大學發表演說時，有3名日本學生現場抗議中國進行核子武器試爆；江澤民高聲憤怒對現場抗議者回嗆：「有利於中日友好的事，要竭盡全力去做；不利於中日友好的事，絕不要去做。」說罷，江還不忘自己給自己鼓個掌。但深圳日童遇襲身亡，絕不利於中日友好。中國政府雖一再表示這是單一個案，但中國反日情緒高漲行之有年，以民粹作為對日交涉手段，更是百年來歷屆中國政府之創統。民粹作為工具、人民作為名義，中國政府運用「勿忘歷史」和「世代友好」這兩套平行的話語，嫻熟開展對日邦交，讓日本政府疲於奔命。中日有過戰爭，曾殺紅眼；但也一衣帶水，有過親密交往，是搬不走的鄰居。負責任的中日交往，必須走出歷史的悲情，更必須反對利用歷史來遂行政治企圖，否則，對中日兩國、東北亞的和平穩定將造成毀滅性的打擊。
百年來的創統：「人民」是對日外交的最佳武器
甲午戰爭沒有讓中國人仇日，反而學習日本，日本也協助中國改革。1900年庚子國變，義和團燒殺搶奪，八國聯軍跑來北京，其中就有日本和俄國。但其他國家事後都走了，俄國卻賴在中國東北不走。清政府一面利用民情反俄，一面利用反俄情緒來聯合日本，對俄國人動手，這便是1904年日俄戰爭在中國爆發的由來。天下沒有免費午餐。日本付出十多萬傷亡代價贏得戰爭，但戰後如何支付日本好處費，成為清政府和中華民國政府頭疼的問題。日本希望在中國東北滿洲和蒙古地區獲得居住、交通、經商、移民、開拓的利益，這其中，租用滿蒙地區土地、房屋讓日人生活，非常重要。但中國方面認為，日本提出的條件有損中國國家主權。中日從日俄戰爭結束起，為滿蒙懸案和商租權問題，屢屢交涉。雙方在清末改革、日俄戰爭以及辛亥革命時締造的友誼漸漸消失。
1915年，日本參加一戰，基於滿蒙、商租問題，向袁世凱秘密提出中日交涉的條約，這也就是後世所稱的「賣國21條」。袁世凱在談判上無法堅持，索性將秘密談判向中國輿論公開，一時間民情洶湧，抗議聲四起；更引起美、英、法等國干預。特別是美國的干預，讓日本不得不讓步，21條最後簽約的只有不到10條。但這是中日歷史上第一次用民情來牽制外交，日本人大吃苦頭。事後日本政界、學界也反思，在當時不應該對中國提過分要求，激怒中國民心。袁世凱死後，1919年巴黎和會，中華民國拒絕將山東權益交給日本，中國爆發五四運動；最終在1922年，透過美國斡旋，青島交還給中國。日本人再一次被中國民情打敗。
此後，新登場的國民革命軍用「打倒列強、反對帝國主義、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為口號，塑造自身合法性，結合群眾運動和軍事戰爭，取得政權。北伐途中，武漢事件、南京事件、濟南事件，國軍與日本屢屢交手。特別是南京和濟南，革命外交的烽火，讓日本僑民與國軍衝突不斷，反日運動成為國民政府的動員手段。此時的日本，軍部勢力抬頭，國家走向軍國主義，直接派兵到中國。但事態平息後，懾於中國反日情緒，日本也是立即撤軍走人，不敢多留。
作為分水嶺的九一八 發動者曾無比親中
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是個分水嶺。日本關東軍的軍人以「下克上」的方式，違背文官政府的命令，擅自行動，佔領了中國東北。這成為中國現代抗日史的開端，深圳日本男童也在93年後的這一天被殺害。日本社會在戰後對九一八反思甚多。究其原因，在當代日本看來，九一八是魯莽軍人不聽號令的產物，當時的日本軍部幾乎已經失控，用造成既定事實的方式逼迫日本文官政府承認佔領中國東北的事實。然而，一個不能忽略的事實是，中國東北為何有日本關東軍——這是日俄戰爭的產物。在這些極端軍人看來，是日本付出巨大代價，幫中國趕走了俄國，但中國答應的好處卻一直沒到位。領導九一八的軍官石原莞爾，在聽聞武昌起義爆發、中華民國建立時，正在韓國漢城。他帶領士兵跑到山頂鳴槍，高呼：中華民國萬歲。石原莞爾對於中日外交交涉的冗長、失敗所表現的絕望，可見一斑。
九一八後，中日兩國民情洶湧。中國的救亡熱潮一浪高過一浪。雙方冷靜的人士都在為避免戰爭進行最後的努力。蔣中正曾發表《敵乎？友乎？》專文，規勸日本內部的軍國主義勢力。但是，孫中山摯友、日本首相犬養毅在海軍發動的515兵變中遇害身亡。日本不斷軍國化的同時，中國社會追求和平的努力被斥責為「漢奸」。國民政府一方面利用救亡運動牽制對日外交，但也發現救亡運動逐漸被中共主導，不再受控。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主導日本陸軍省的石原莞爾此時清醒了很多，多次與日本內閣一道，至少三次下令不擴大、就地解決事態。但中國國內救亡熱潮已形成洪流，最終日本還是決定增兵。戰爭徹底爆發。
不過，時至今日，日本主流學界認為，七七盧溝橋那引起國軍和日軍爆發衝突並造成八年抗戰的神秘一槍，是劉少奇領導的中共華北特工人員打出來的。
中共政府：以「人民的名義」對日施壓
歷屆中國政府，把「人民」運用到極致的，是中共。中共宣稱：當年戰爭是少數軍國主義分子反動，給包括日本人民在內的亞洲各國人民造成巨大傷害。這一招很厲害。戰後日本，左派崛起，和平主義成為民間主流。中共一方面反對追隨美國的日本政府，一方面鼓動和支持日本左派在國內開展聲勢浩大的反美、反《美日安保條約》運動。1950年代到1970年代，日本社會運動風起雲湧，這其中，中共的支持，發揮了關鍵作用。日本，成為了中共牽制美國的最前沿。
蘇俄只知道扶植左派。但中共絕不是蘇俄，中共並沒有意識形態壓力。中共對日本的另一手牌，是亞洲主義。這說來也荒誕，大亞洲主義是日本戰時侵略中國的一種意識形態。中共卻拿起這個招牌，成功利用了日本右派的反美心理：戰後日本的體制是美國強加的。這種心理在日本右派中普遍存在，三島由紀夫、石原慎太郎都是這種思維。毛澤東成為亞洲反美旗手，中共再透過中共釋放、改造的日本戰犯回到日本進行宣傳，日本保守派內的親共力量開始抬頭。利用日本保守派反美、希望到中國做生意、希望重新樹立日本尊嚴的心理，中共和日本保守派的關係迅速改善。毛澤東多次講話中希望日本放下戰爭包袱，這絕非客套話，是因為他很清楚日本保守派的心理狀態，也因此放棄了對日戰爭索賠。這反而讓日本保守派過不去，開始用長期無息貸款（ODA）援助中國。毛澤東時代，在「人民」的名義下，宣揚「世代友好」，中共成功建構了與日本左派和保守派互動的意識形態話語。
鄧小平時代的中國，中日進入全面蜜月期，中日之間幾乎擱置了爭議，雙方全面合作賺錢。《上海人在東京》的電視劇走紅全中國。日資企業幾乎是全面進軍中國，成為中國改革開放時貢獻最大的力量。在1980年代、1990年代，中日之間似乎已經沒有了歷史問題。至於釣魚島，按鄧小平的話說：交給下一代去解決。
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在繼承了人民世代友好話語的同時，為了應對六四之後中共的困境，開始標舉「勿忘歷史」、反對軍國主義復辟的大旗。這面勿忘歷史的大旗，會隨著中共外交困境的加劇而被舉得越來越高。中日之間，歷史問題只是一個層面，但更大問題則是美、日、韓在東北亞建構的同盟，以及對台海問題的關切；雙方在經貿、東海油氣田等議題上也有摩擦。這些讓北京如芒刺在背，但中日經濟關係又非常密切，於是利用歷史來牽制日本幾乎成為北京的外交手段。另一個更深刻的問題是，由於中共並非對日抗戰主力，六四後的中共，一直試圖依靠對日強硬來維繫自身合法性。日本方面對於中共這種在「勿忘歷史」和「世代友好」之間的搖擺，也漸漸有所體認，盡力配合。小泉純一郎擔任首相時希望訪華，北京提出道歉、參觀盧溝橋、發表談話三大要求。日方最終都接受。小泉在盧溝橋的談話中表示：
「今天，我訪問了盧溝橋，以前就想來這裡看一看。我喜歡歷史，老是對歷史書或涉及歷史的小說抱有興趣，所以我一直就想到盧溝橋看看。今天我有機會參觀了這個紀念館，再一次痛感到戰爭之悲慘。我對遭受侵略而犧牲的中國人民感到由衷的歉意和哀悼，懷著這種心情觀看了這裡的許多展覽。我感到，決不允許再次發動戰爭，些許這是對因戰爭慘劇而倒下的人們的一種告慰吧。我們都會在這樣的心情下認識到，日中關係是不僅僅有益於日中兩國的友好和平，同時也有益於亞洲和平及世界和平的非常重要的雙邊關係。」
但日本政府的努力沒有成功。2005年日本聯合德國、印度、巴西，試圖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遭到中國反對。中國國內爆發了1949年以來第一次大規模反日示威。日本當時的選擇是：要麼賠上中日關係和經濟利益，去爭取常任理事國席位；要麼維繫與中國的關係。最終，聯合國入常這件事，在中國、俄羅斯的主導下，日本功敗垂成。也在那之後，日本政界開始重新思考對中政策，也真正意識到：中國的民粹，已經不僅是北京手中的武器，而是日本在處理對華關係時，必須面對的課題。
一衣帶水、搬不走的鄰居
1970年，日本著名作家三島由紀夫持刀闖入陸上自衛隊東部指揮官辦公室，挾持自衛隊將領，試圖發動自衛隊軍官政變，推翻憲法、保衛天皇。三島演說時，下面的幾百個自衛隊軍官冷漠、嘲笑、謾罵此起彼伏，無人響應。這就是戰後日本和平主義的成功。即便自衛隊中有人同情三島，經歷了和平主義教育，大家也不贊同三島以這種政變和暴力方式達成目標。戰後日本，早就不是一個帝國主義、軍國主義國家。
反而是中國，尤其是當今中國，軍人和年輕人充滿戾氣，在日本和西方看來，很像二戰前的日本。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的中國，中國領導人尚且有自信訪問日本，到大學演講、和平民互動。朱鎔基作為總理訪日，親自到日本TBS電視台與日本觀眾互動，面對日本小學生提問「如何團結十幾億人」，朱鎔基坦言中國的民主和法治還不健全。結尾處，朱鎔基還不忘現場拉一段二胡，讓日本民眾驚歎不已。溫家寶訪問日本時，在日本國會對全體議員發表演說，關鍵詞是「堅持向前看」。溫在演說中大談中日友好，從唐代詩人李白的日本友人阿倍仲麻呂，到鑒真和尚東渡日本，再到「明治維新後，日本經濟社會快速發展，中國大批志士仁人來到日本，學習近代科學技術和民主進步思想」（溫家寶原文）；甚至連中國人收養在華日本人遺孤，也大談特談。至少在江胡時期的中國，當時的中國領袖有自信和本領，來積極處理對日關係。而今日的中國領導層，事實上失去了處理對日交涉的自信和氣度。
中日一衣帶水，是搬不走的鄰居。日本政界對這一點有深切認知。所以，即便是處理深圳日童事件，日本政府也是盡力冷靜面對。然而一個嚴峻的現實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但凡中國社會走向開放、自由、進步，則中日關係就會變好；但凡中國社會走向封閉、保守、倒退，中日關係就會變差。中國的民粹，也是在這一背景下被中共反覆運用。但中國社會民粹即便再反日，中國遊客買光了日本電動馬桶是事實；中國人喜歡日本汽車是事實；中國人喜歡日本動漫是事實；中國人喜歡日本的家用電器也是事實。這些，都不是幾套抗日神劇可以改變的。如國民黨當年遇到的困境一樣：仇日民粹用久了，便會不受控，讓執政者自己也陷入「賣國」的指控和道德深淵。
作者》劉國忠 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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