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戰爭：充斥著謊言與違反國際法的行為

（德國之聲中文網）即使在20年後，致命的暴力也沒有結束。僅僅今年2月，在伊拉克就有至少52名平民喪生——他們被槍殺、被炸死、淒慘喪命。如今的暴力事件是那場2003年3月19日至20日夜間開始的戰爭的回聲，當時，美國軍艦向巴格達的政府區發射了40枚導彈。
在軍事上，伊拉克沒有任何力量可以抵御由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和波蘭組成的軍事聯盟的大規模進攻。三周後，殘暴的獨裁者薩達姆·侯賽因被推翻。戰爭開始六周後，也就是2003年5月1日，美國總統小布什以勝利的口吻在亞伯拉罕-林肯號航空母艦前宣布，主要作戰行動結束。

據美國軍方統計，截至那時，以美國為首的聯軍已經投下了近29200枚炸彈，並發射了導彈。伊拉克的大部分基礎設施都化為廢墟。根據頗有聲望的英國非政府組織Iraq Body Count（伊拉克屍體統計）的數據，當時已有超過7000名平民喪生。

這並非最終數字，死亡人數此後繼續大幅攀升。根據各方不同估計，伊拉克戰爭的總死亡人數從20萬到100萬不等。知名醫學雜志《柳葉刀》早在2006年就提出了超過65萬的“超額死亡”數字。當時，伊拉克戰爭還遠未結束。美軍在2011年才離開，但也只是短暫離開，他們還要回來幫助伊拉克打擊恐怖武裝組織“伊斯蘭國”。也有德國士兵至今還駐扎在伊拉克，德國國防部向DW證實，目前還有120人。

贏了戰爭，輸了和平

事實證明，按照西方理念建設一個新的、民主的伊拉克，要比美國政治階層在他們光鮮的戰略文件中所想象的困難得多：中東地區並沒有出現一個繁榮的、西式的民主綠洲。由於沒有充分的計劃准備，美國主導的對伊拉克的佔領，被該國復雜的種族和宗教裂痕挑戰、淹沒。
2003年8月19日，巴格達聯合國總部外發生了一起汽車炸彈襲擊，導致22人死亡，這是叛亂運動和多年內戰的血腥開端。斯德哥爾摩和平研究所（SIPRI）負責人史密斯（Dan Smith）在接受DW采訪時指出，美國入侵是“西方自以為是的表現，認為他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重塑一個國家和地區秩序”。

前北約秘書長和歐盟外交事務代表哈維爾·索拉納（Javier Solana）得出了苦澀的結論：“如果（伊拉克戰爭的）使命是將伊拉克從恐怖主義中解放出來，重建國家並在各個層面上加強安全，那麼該使命是絕對的失敗。”

違反國際法

最主要的是，正如哥廷根大學刑法和國際法專家安博斯（Kai Ambos）對DW所指出的那樣，進攻伊拉克 “是在違反國際法的情況下動武”。軍事聯盟入侵伊拉克沒有聯合國安理會決議的授權。除了安理會決議授權外，只有通過《聯合國規約》第51條，才有可能通過自衛證明動武的合法性。但在伊拉克的情況下，顯然不是這樣的。這就是為什麼聯合國秘書長科菲·安南也稱伊拉克戰爭是違反國際法的。

德國當時拒絕參戰。但在法律專家安博斯看來，通過為入侵部隊提供基地和飛越權，柏林是在“協助和教唆一種違反國際法的行為”。

德國當代最重要的一位知識分子、哲學家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在戰爭開始後不久就在《法蘭克福匯報》上總結了違反國際法的一個後果：“讓我們面對現實吧，美國的規範性權威已經處於廢墟之中。”這位哲學家以一種幾乎清醒的方式警告說，美國將以其違反國際法的行動“為未來的超級大國樹立一個毀滅性的榜樣”。

酷刑和戰爭罪行

美國的聲譽還因為戰爭罪行和酷刑案件而進一步受損。例如，2004年春天，阿布格萊布（Abu Ghraib）這個名字傳遍了全世界：那裡原本是薩達姆·侯賽因統治下的恐怖監獄。然後，照片顯示美國士兵如何在那裡施以酷刑。

屠殺平民事件也一再發生。比如在哈迪塔（Hadhita），美國海軍陸戰隊在2005年射殺了24名手無寸鐵的平民。比如在2007年巴格達繁忙的尼蘇爾廣場，美國私人保安公司“黑水”的雇員用沖鋒槍和機槍掃射人群，殺死17人。再比如維基解密發布的“附帶謀殺”視頻，顯示兩架武裝直升機向手無寸鐵的平民發射30毫米大炮，造成至少12人死亡，包括兩名路透社記者，還有兩名兒童受重傷。

出兵理由不成立

美國曾為其出兵伊拉克、推翻薩達姆政權給出了兩個理由：伊拉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帶來的“危險”和薩達姆·侯賽因與基地組織的“聯系”。然而，兩個理由都不是真的。美國入侵後，在伊拉克並沒有發現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而伊拉克獨裁者薩達姆與9/11襲擊案有關的證據，也被證明是錯誤的，這些證據是通過酷刑獲得的。

哈佛大學政治學家沃爾特（Stephen Walt）在接受DW采訪時表示，這些錯誤情報是有原因，“他們已經做出了決定，只是在尋找（出兵）理由。並不是這些決定是基於情報的，而是他們操縱了情報，以證明他們已經做出的決定是正確的”。

時任美國國務卿鮑威爾（Colin Powell）2003年2月5日在紐約聯合國精心策劃了一場演講，以說服對戰爭持懷疑態度的公眾，造勢達到了頂峰。鮑威爾提出了許多所謂的“證據”，根據這些“證據”，巴格達的暴君薩達姆應該已經擁有了大規模殺傷性生物武器，並且正在全力研制核彈。兩年後，鮑威爾稱這次演講是一個“污點”，與之撇清關系。這位前美國國務卿自我批評說：“我是以美國的名義向世界提供虛假信息的人，這將永遠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華盛頓長期以來的目標

長期以來，美國一直有讓伊拉克政權更迭的呼聲。1998年，這一呼籲在克林頓政府的“解放伊拉克法案”中成為了官方政策。甚至在基地組織恐怖分子2001年9月11日炸毀紐約世貿中心雙子塔之前，小布什政府中的鷹派人士就在力主推翻薩達姆政權。

美國歷史學家、外交政策專家沃特海姆（Stephen Wertheim）在接受DW采訪時解釋說：“薩達姆對美國構成了挑戰，因為他在1991年海灣戰爭後繼續掌權。美國曾希望他被推翻，但他仍然留任。他是美國在中東行使霸權的一個障礙。”9/11襲擊案之後宣布的反恐戰爭為實施這些計劃提供了機會，韋特海指出，因為美國總統有了更多空間來引導公眾的憤怒、塑造回應。

當時，蘇聯解體已經十余年，美國自感正處於權力的巔峰。在那個單極時刻，美國政府不想受《聯合國憲章》規則的約束。哈佛政治學家沃爾特這樣描述這種態度：“美國人喜歡談論基於規則的秩序，以及它有多麼重要。但是當我們不方便嚴格遵守這些規則時，我們也願意違反它們。”

德國刑法和國際法專家安博斯猜測，可能正是這種態度，導致如今從巴西到南非到印度的許多國家，都對譴責俄羅斯侵略烏克蘭以及對莫斯科實施制裁保持距離。“人們注意到了這種明顯的雙標，尤其是在全球南方國家”，他說，“我們正在自食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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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Matthias von He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