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奇摩新聞 《使女的故事》第三季：平凡與邪惡，無人得以評斷的道德抉擇
文：徐明慧
美劇《使女的故事》講述美國遭宗教極端份子奪權，以宗教為名扭曲及謬譯聖經含義為手段，成了極權統治人民的烏托邦——基列國（Gilead）。女性在基列國被迫分門別類，其中的「使女」（Handmaid）成為掌權的大主教及夫人們生產報國的機器，而「瑪爾大」（Martha）則為女僕般忙碌不停工作的低下身分。任何違反國家法律者，一律遣送到「殖民地」進行勞動至死。
2019年第三季的第三集，尤以勞倫斯大主教（Commander Joseph Lawrence）與使女瓊（June）之間的互動張力最為精彩。勞倫斯命瓊從即將被前送去殖民地送死的名單中，依姓名、年齡、職業及名聲好壞等資訊，選出五位留下作瑪爾大。瓊認為沒有人該白白送死，況且，該對這些人死亡負責的是基列國及大主教們而不是她，因而不願做出選擇。
這段對話突顯出人性在「選擇」上的難題，讓我連想到倫理學上探究道德困境著名的「電車難題」（trolley problem）：你正開著一台電車，煞車失靈導致電車失控，前方正好有五名修路工人，直駛向前這五人必定死無疑，此時若出現轉軌的契機，另一條軌道上有一名修路工人，你會決定轉軌嗎？
一般而言，大部分的人都會毫不猶豫地選擇轉軌，而轉軌的理由也不外乎是：犧牲一個人，總比犧牲五個人要來得好。但也有少數人不想決定他人的生死而寧可撒手不管，任由列車失控。若以上述對話套入電車難題中，不難看出勞倫斯大主教所說的便是轉軌的舉動，也就是大部分人會立即做出的決定，雖然終究要犧牲些人，但能救多少人都比一個都不救得好。
瓊不想做決定，不是她不想轉軌，而是她認為一個人的性命跟五個人的性命都是命，都不該被犧牲。瓊認為「選擇」誰值得活並不是她的責任，基利國今日會落到這般地步，是這些大主教所造就的，他們才該為這些人命負責，才該決定不要將這些人遣送至殖民地等死。
反之，勞倫斯大主教比較著重於當下的技術性選擇，不論是大主教還是瓊，都只是選擇哪五個人能活著的問題。在這樣兩難的情況下，人命要緊，作出選擇的人都有責，倘若瓊最後真的放棄她的選擇權，就等於讓這原本可獲救的五位瑪爾大也白白犧牲了。到底誰對誰錯？人在不同角色、不同的境況及不同的立場下，有時甚至會受個人感情的左右，而做出不同的抉擇 。
如此的兩難抉擇，引申至法國已逝導演克勞德．朗茲曼（Claude Lanzmann）於2013年所拍攝的一部紀錄片《Le Dernier des Injustes》（中譯：最後的不公），更值得深入探究。片中紀錄1975年，導演朗茲曼至羅馬與曾任捷克特雷津（捷克文：Terezín）集中營猶太主席的班傑明．穆勒莫斯坦（Benjamin Murmelstein）的交談。
特雷津這座城市是希特勒送給猶太人的禮物，元首說這是一座包餐包住，尤其適合年邁的猶太人在此安度晚年，實際上卻是一座充滿「假象」的集中營。這裡什麼都是假的，房舍、街道是假的，工作也是假的（只是為了讓營中的猶太人累死），穿的是假的，吃的肉是假的，連喝的咖啡都只不過是染成黑色的水罷了，甚至最終仍逃不過被送往東方（今日眾所皆知的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悲慘命運。
特雷津集中營之所以稱作模範城市，是因為在班傑明（原是維也納猶太會堂的拉比（rabbi），1943年一月被送至特雷津）擔任猶太主席這這段時間，為納粹拍攝了一部宣傳片（propaganda）而刻意假造出一座完善的猶太人城市之幻境，為展現給前來探訪的紅字會人員看。
而班傑明的為人論斷爭議之處，在於他身為猶太人，卻以猶太主席之位與納粹合作，但猶太主席的身分也讓他得以生存，並爭取到一些「抉擇」的權力。班傑明沒有反駁過這點，雖然他在紀錄片中為自己辯解說：「我們往往沒有時間思考，因為是命令。我們只是魁儡。」
班傑明講述有段時間因蝨子傳播的斑疹傷寒爆發開來，納粹長官下令要他負責衛生和技術上的問題，他詢問了除蝨專家，若要徹底清除蝨子，還必須搭配疫苗的注射才行。但營中猶太人怕被注射什麼恐怖的致死物，個個不願聽話施打疫苗。班傑明為了達成這個任務，想出了一個辦法，每個人在領餐時，若飯票上沒有註明已注射疫苗，便不可領餐。這讓他成了營中所有猶太人眾矢之的。
他自己也承認，為了讓特雷津模範集中營得以繼續運轉下去，他迫使營中的男女老少在飢餓的煎熬下，還得要一週工作70小時。班傑明的理由是：若讓納粹長上看到人們賣力工作，而非一副活死人的模樣，這裡的人才有機會得以生存，不至於被當成無用廢物給處理掉。
為何拿瓊和班傑明這兩人相提並論呢？ 首先，他們都活在沒有自由的烏托邦世界裡，同時也是假象的生活。基利國表面上政教合一，實際上假借宗教的名義來操縱人民，限制人的自由與生存的權利。
特雷津集中營也同樣是在納粹操控下，被製造出成一個猶太天堂的假象。再者，瓊和班傑明都處在身不由己的位置，瓊是使女，她們在基利國的生存目的就是為了幫大主教傳宗接代，在基利國沒有地位，僅淪為生育的機器。而班傑明雖然是猶太主席，但「主席」二字卻成為納粹嘲笑之稱，對納粹而言，他們只是納粹管理猶太囚犯的工具，一無用處就等著被處死，這是遲早的問題。
猶太主席的身分有點像是羅馬帝國統治時期的猶太長老，羅馬人雖然讓猶太長老自由管理猶太人民，但真要發生什麼事，仍然只有上至羅馬皇帝，下至羅馬總督能處置與裁決。最重要的是，瓊和班傑明都曾經有機會逃至其他自由的國度，但他們都放棄了原本唾手可得的自由，而自願回到原本的人間地獄。
在《使女的故事》中，瓊回頭是因為她不願放棄救出自己大女兒的一絲希望，即使渺茫也要奮力一搏。而班傑明原本於1939年四月陪伴維也納一位年邁的拉比Taglicht教授飛去倫敦，他本來有機會在倫敦工作，但出乎意料地，他毅然決然選擇回到維也納，除了回到自己的妻小的身邊，他也認為在希特勒宣戰的同時回去祖國是他的「使命」。
而另一相同之處即在「無實權的權力下」，他們必須要決定人的生死。瓊必須選出五位瑪爾大，班傑明則是為了要為特雷津拍攝納粹宣傳片得要進行一番美化城市的行動，這個美化行動所要付出的代價，就是將所有不論是患斑疹傷寒或是結核病的患者以及身心殘疾者一律送走（可想而知這些人最終會被送去哪兒）。對班傑明而言，唯有送走這些人，留下健康的人，才有可能演出一場完美形象的宣傳片，也因此特雷津集中營的猶太人才有生存的機會。
瓊的故事是虛構的，但《使女的故事》正是真實人生的翻版小說，班傑明的故事是真實的，但它殘忍地讓我們實在無法相信這些從他口中所描述的，都曾真的發生過。由於班傑明在特雷津對待自己同胞的行為作風，像極了討好納粹的走狗，導致他受人詬病，換來一身污名，甚至餘生再也不準踏入每個猶太人都渴望回歸的祖國以色列。瓊最後的選擇為何？若放棄選擇權，她雖不必肩負操生死大權的道德重擔，卻難保同樣的命令不會再捲土重來。
倘若瓊選出了五位瑪爾大存留，這五人將來或許有機會加入反抗基列國的成員，與她並肩作戰。瓊代表的是「反抗」的記號，如同反抗惡勢力的光明，這也是人人樂於見到的，因而廣受觀眾的支持。
我想引用班傑明所說的一句話作結：「數百年後人們可能會說特雷津集中營裡的居民都是聖人。但我要加上一句：『他們是受難的烈士沒錯，但可不是每位受難的烈士都稱得上是聖人。』」
確實！沒有人能評斷一個人在道德方面的抉擇，因為我們永遠不會知道這個人做出決定時的處境為何？不是只有完全受納粹迫害的犧牲者才能被冠上聖人的名號，而像班傑明這樣的受爭議性的人唯等著被冠上罪人之名。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十字架要背，往往也會需要做出身不由己的抉擇，重點不只在於決定人的生與死，而是做這個抉擇的意圖，是否在沒有更好的情況下，能促成較好的成果？
有多少人在面對選擇五人生還，剩下全死的局面時，能勇敢地選出了那五位瑪爾大？有多少人會像猶太主席一樣，迫於形勢而選出了需被淘汰的人，好讓活著的人有繼續生存的機會？雖然聽來殘忍，人人都應該有權活著，我們也都知道在《使女的故事》中，基列國、大主教這些人才應該負起責任；在特雷津集中營裡，納粹才是該為人命負責的人。
生活在台灣的我們，生活富足且自由，或許不會遇到要對別人性命作抉擇的時刻，但總能在網路上看到網民用各種自以為是的高道德標準評判他人，甚而成了網路霸凌。我們不是當事人，又怎能去評斷他人在道德抉擇上的對與錯呢？倘若有天我們也站在瓊的位置上，或是站在班傑明的位置上，我們又會做出什麼樣的抉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