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韓國的攝影師梁丞佑：通過鏡頭探尋日本社會底層——黑社會、流動商販、無家可歸者

2017年，韓國攝影師梁丞佑榮獲了日本最高攝影獎——土門拳獎。他憑藉黑白寫真集《新宿迷失的孩子》成為首位獲得該獎項的外國人，這部寫真集拍攝的是生活在新宿歌舞伎町的人們。為了慶賀其最新寫真集《行李》的出版，今年年初在六本木的禪攝影畫廊（Zen Photo Gallery）舉辦了梁丞佑攝影展。該系列作品拍攝的主題為無家可歸者的行李。定居日本後，梁丞佑除了以攝影師的身份活動之外，還做搬運工、油田勘探員、流動商販等多個領域的工作，在此次採訪中，我們請他對以往的工作經歷進行了回顧，並聽取了他對自己最新寫真集的感想。

連相機都沒摸過就上了攝影學校

梁丞佑在韓國西南部一個寧靜的村莊出生並長大。小時候，他曾夢想成為世界拳擊冠軍，但他生活在偏遠鄉村，家附近連可去的拳擊館都沒有。他說自己大約從國2開始就有點學壞、偏離正途了，即使在23歲服完兵役後，仍然與品行不端的夥伴混在一起，終日無所事事。後來為了尋找「其他什麼地方」，決定「漂洋過海前往日本」。

梁丞佑30歲來到日本，先上了半年日語學校，他回憶道，「生平第一次拼命學習，感覺好像從腦袋裡往外冒熱氣」，後來終於掌握了日語。為了獲得學生簽證，他申請進入攝影專門學校學習，這成為他此後人生的轉捩點。對此他笑道：「並不是因為對攝影感興趣，只不過是選擇了這個地方而已。」

選自《新宿迷失的孩子》

儘管在此之前連照相機都沒摸過，但在專門學校裡，梁丞佑卻被攝影的魅力所吸引。他靠著獎學金和打工籌集學費，繼而進入東京工藝大學攝影專業，專攻新聞攝影。他牢記指導教授大石芳野（新聞攝影師）的教誨——「拍你自己喜歡的即可」，來到歌舞伎町，從星期5到星期日晚上以瓦楞紙屋為基地進行拍攝，平時則在大學的暗房裡專注於沖洗底片，這就是他的日常生活。在長達8年的時間裡，他一直用鏡頭記錄著歌舞伎町的真實場景。

歌舞伎町的生存之道

梁丞佑說：「剛開始拍攝歌舞伎町時，我以為華麗的、具有衝擊力和刺激性的照片，比如記錄事件或事故的照片才是『好照片』。」。他甚至不回家，在地上鋪上紙箱睡覺，「因為我擔心如果不一直呆在那裡，可能會錯過什麼事情」。他只有一個想法，就是這決定性的瞬間不要被其他人拍攝到。

他甚至做好了被街頭遊蕩的黑社會成員毆打的心理準備，直截了當地找他們搭話：「我是學攝影的，可以讓我拍一張照片嗎？」幾天後他去給對方送沖好的照片，對方很開心，允許他拍攝有紋身的背部、有斷指的手以及浸泡在福馬林中的手指，他們之間建立起了信任關係。

選自《新宿迷失的孩子》

後來，在深夜的歌舞伎町，梁丞佑偶然目睹了一個獨自睡在紙箱上的孩子，從此，他鏡頭的焦點逐漸發生了變化。

「我感到奇怪，為什麼會有孩子在這個時間睡在這裡？當我換個視角走在歌舞伎町的街道上時，發現這樣的孩子數量驚人。孩子們一直在外面等候在夜店工作的媽媽。原來歌舞伎町並不只有黑社會，如果你真的喜歡這條街道並想拍攝它，就必須拍攝出它的其他多個側面」。

選自《新宿迷失的孩子》

於是照片越拍越多，最終寫真集《新宿迷失的孩子》問世。然而，在被禪攝影畫廊出版社「發掘」之前，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他歷盡艱辛，嘗過骨頭。無論把作品拿到哪裡，都會被對方拒絕，理由是「雖然有趣，但拍攝的是黑社會，所以無法出版」，他一度幾乎想放棄攝影。

他在心裡盤算著，就這麼普普通通放棄了攝影也太丟臉了，還是故意出點事故讓自己受傷，然後以此為藉口停止攝影為好。在酒精的作用下，他採取了非同尋常的舉動，從新宿前往當時租住在池袋的公寓，一路上他一步也不停歇地連續進行拍攝。

第2天醒來時，雖然渾身酸痛，但並未受傷。當他沖洗相機中的底片時，發現所有的紅綠燈都是紅的。看到自己真的沒有在紅燈亮起時停住腳步，他不寒而慄。在這場危險的賭局中倖存下來後，他深感「是歌舞伎町讓我活了下來」，於是他再次下定決心，「那就再努力一下吧」。

至今仍在兼職做流動商販

選自《梁太郎 笨太郎》

除了歌舞伎町之外，塑造攝影師梁丞佑的另一個因素是他豐富多彩的兼職經歷。研究所畢業後，他做過搬運工，往建築工地的腳手架上搬運沉重的建築材料，還做過鋪設地毯的臨時工，依靠重體力勞動維持生計。此外，他還在馬來西亞和剛果從事過石油勘探工作，在靜岡的一家茶廠工作到雙手染成了綠色。

選自《梁太郎 笨太郎》

在兼職中拍攝的作品收錄在《梁太郎 笨太郎》和《流動商販》等寫真集中。出於「打工拍照一舉兩得」的想法，他開始兼職做流動商販。兼職期間結識的一個黑道人物後來成了幫派首領，即使是外部人無法進入的襲名繼承儀式也被他拍了下來。他出眾的人格魅力和強大的行動力實在是令人驚歎。

選自《流動商販》

不過，留下如此珍貴的記錄，卻與他那種甚至可謂「一根筋」的耿直個性密不可分。「從開始兼職做流動商販到拿出相機拍照，其間經歷了1年多的時間。畢竟，在我的工作還不能令人滿意之前，我怎麼好意思請求別人讓我拍照呢？雖然入行已經10多年了，但今年的元旦我還是在當流動商販工作。」

選自《流動商販》

無家可歸者的行李裡有什麼？

「無家可歸者視為珍寶般隨身攜帶的行李裡，是不是裝滿了他們各自的人生呢？」在想像力的驅動下，梁丞佑在2008年左右開始了「行李」系列的拍攝。他與一些無家可歸者實地交談，開始拍攝他們的肖像和物品。包括新宿的歌舞伎町在內，他在東京的各地拍攝過60多人。

最初拍攝的是一位身穿風衣的男子，後來被選作寫真集的封面。和他相識一段時間後，梁丞佑提出想看看他包裡的東西。儘管男子對這突如其來的請求感到有些詫異，但還是把自己的全部家當都在紙箱上攤開。拿出來的物品裡有一瓶「用了一半的美乃滋」，於是梁丞佑就稱呼他為「美乃滋先生」。

《行李》封面上的「美乃滋先生」

「其實我本來期待著他能拿出對個人而言極為珍貴的物品，比如孩子的照片，或者其他能喚起回憶的東西。但現實情況是，並不都是那樣的『好東西』（笑）。要想維持生存，最重要的畢竟還是食物啊！」

選自《行李》

對於露宿街頭拍照的梁丞佑來說，這些人也是他重要的「鄰居」。他說，無家可歸者有兩種類型：一種是善於社交、過著悠閒生活的人；另一種是自願與社會脫節的人。他覺得並不是每個人都排外，更多的人內心孤獨，渴望與人交流。「天氣很熱啊！」「身體還好嗎？」「想喝點什麼嗎？」——我主動搭話時，他們通常都很樂意配合拍照。

選自《行李》。身穿西裝的男子1個月前還流落街頭，後接受「生活保護」進入了相關設施，現在仍然每天來這裡和朋友下棋

有時候他們會提前告知：「拍照沒問題，但不要問任何事情。」我會和那些同意拍照的人在路邊一起邊喝邊聊，最少半小時，有時甚至長達3個小時。「很多人反覆講述著同樣的故事，我每次的反應都像是第一次聽到一樣（笑）。」

選自《行李》。他的夢想是「自己的小孩能大學畢業」，座右銘是「一寸蟲亦有五分魂」（意為「匹夫不可奪其志」——譯註）

梁丞佑每次拍照時都會問7個問題：年齡、出生地、姓名、以前的工作、童年的夢想、現在的夢想以及想對社會說的話。關於為何詢問童年的夢想，他回答說：「我相信每個人小時候都有過夢想，現在一定都忘記了。我問這個問題就是想讓他們再回憶一次。問他們現在的夢想也是同樣的意圖。」

肖像攝影的秘訣：一起喝一杯，深入對方的內心世界

梁丞佑回憶起他認識已久的一位來自鹿兒島的無家可歸者。

「他真的每天都在喝酒。大概從6年前開始，我看著他就總是在想：好吧，他還活著。去年他終於去世了。在高架橋下喝了最後一杯，點了一支菸，然後就倒下了…。不過，他以前總是說希望這樣死去，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許他是幸福的。」

「5年後我們再拍一次」

目前，梁丞佑正在拍攝的新主題是韓國年輕人的肖像。2022年萬聖節前夕，首爾的梨泰院發生了大規模踩踏事故，與此同時，有關韓國年輕人自殺率全球最高的新聞引起了他的關注。

選自《青春吉日》

「因為我正好在韓國有一場攝影展要舉辦，所以想去聽聽他們的故事。來參觀攝影展的很多年輕人都有心理問題。現在的韓國比日本更加注重學歷，如果大學入學考試落榜，在社會上便無立足之地，許多年輕人生活得非常艱難。他們看到日本的黑幫或韓國不良少年的照片後不禁痛哭流涕，表示從中獲得了生活下去的勇氣。」

選自《人》

「看著他們的樣子，我該做些什麼呢？其實，恐怕也不需要什麼特別的語言。默默地拍拍他們的肩膀，然後提議『一起出去抽根菸吧』，他們就會非常高興。從那時起，我開始在他們最喜歡的地方拍攝系列肖像。說別人的壞話也沒關係，隨便說什麼都行，我會傾聽他們內心真實的想法，然後約定『5年後，我們再拍一次』。我希望他們能這樣想：『為了讓梁攝影師再給我拍一張照片，我要再努力活5年』。」

採訪結束時，梁丞佑一邊開心地向我展示手機裡韓國年輕人的照片，一邊說：「這組照片真是太精彩了！」看著他的側臉，我似乎感覺到他將這些年輕人與曾經「幾乎偏離正道」的自己聯繫在了一起。

梁丞佑鏡頭前的每一個人，似乎都打開了自己的心房。

他說：「如果你想跟一個人聊聊，首先要站在和對方相同的視角開始交談。無論何時，都要保持微笑。」

採訪攝影：花井智子
採訪、撰文：渡邊玲子

梁丞佑藝術家資訊（出版物、展覽、新聞等）：
https://zen-foto.jp/jp/artist/yang-seung-woo

渡邊玲子 [作者簡介]

有電影發行公司、報社、網站編輯部門等相關工作經驗，目前為自由編輯和撰稿人，文章撰寫多以活躍於國內外之創作者及企業家等人的採訪為主，也會替網站、雜誌、宣傳手冊寫文案。同時也是書法家，為電影標題或產品商標設計文字圖樣，此外也擔任活動主持人及廣播節目嘉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