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大維先生與紅樓夢（下）

三

當天晚上回家之後，我立刻查閱《紅樓夢》，書中確實有三次提到李義山詩。除了第四十回林黛玉喜愛的「留得殘荷聽雨聲」、第六十二回香菱提醒湘雲所引用的「寶釵無日不生塵」，還有第四十九回寶釵論及唐詩名家時，提到的「杜工部之沉鬱」、「韋蘇州之淡雅」，「溫八义之綺靡，李義山之隱僻」，雖然未引李義山詩句，但所謂「隱僻」仍是針對李義山詩的風格評論而言。我還查出來「留得殘荷聽雨聲」的「殘」原作「枯」，「寶釵無日不生塵」的「無」原作「何」，而第四十九回寶釵所引述的唐詩名家評語，全都出自明代高棅的《唐詩品彙．總敘》。書中三次引用李義山詩，出自不同的角色，都各自配合故事情節的發展，暗示他們的性格，也暗示著他們未來的命運。這些都可以看出作者高明的寫作技巧。

查閱之後，我一方面奇怪俞先生讀《紅樓夢》怎麼會讀得這麼仔細，與眾不同，一方面則奇怪他為什麼單挑李義山詩提問。這時候，忽然我心中悚然一驚！我想起了他的弟弟俞大綱先生。

民國五十三年前後，我讀臺大中文系三四年級時，有一次到廈門街余光中先生家，遇見俞大綱先生在座。初次晤談，他似乎對我印象不錯，離開時，他要我一起搭乘他的私家三輪車（那時還少有私家轎車），叫車伕送我到金門街口再轉搭公車回臺大宿舍。記得那時他似乎在城中區開一家旅行社，曾留下通訊處歡迎我有空去聊聊。我對他雖然久仰大名，但年輩實在差得太遠了，所以後來不敢貿然前去拜訪。後來在我讀臺大中文研究所碩士班時，系主任臺靜農老師請彭醇士先生來臺大教李商隱詩，不知為什麼，彭先生忽然中途辭聘不教，授課老師後來換成俞大綱先生。對我來說，這自然是接近俞先生的好機會，但當時我正在趕寫碩士論文，實在忙，所以只好忍痛割愛，沒有選課，也不便去旁聽。雖然我內心一直敬仰俞大綱先生，知道他愛惜人才，提拔後進，也知道像楚戈、郭小莊、羅龍治、蔣勳、林懷民、施叔青等等藝文界知名學者作家，不少出自他門下，但也只好如此而期諸異日了。可惜他在民國六十六年五月卻不幸去世了，就在我去見俞大維先生的前幾個月！

難道俞大維先生問我《紅樓夢》中的李義山詩，與他的弟弟俞大綱有關嗎？

當天晚上想了又想，竟失眠了。但第二天，第三天，天天我仍要早起，忙於教書，忙於工作，忙於生活，而且當時我還忙於撰寫《隨園詩話考辨》的升等論文，就逐漸淡忘了。我一向被動，心想等林光美找我，或俞先生找我，見面時再說吧。

渾渾噩噩的過了好幾個月，忽然有一天外文系的王秋桂教授，來電話邀我一道去看俞大維先生。王秋桂與我大學同屆，是外文系的高材生。他為人直率，很多同學說他高傲，可是卻有不少師長欣賞他。在我們剛進臺大念書時，曾約農教授（曾國藩的後裔）、俞大綵教授（俞大維的胞妹，傅斯年校長的妻子）都尚未退休，還在臺大外文系教書。王秋桂是他們的學生。後來王秋桂當過外文系助教，並曾留學英國，得了博士學位，再回臺大當專任教授。王秋桂當時住在溫州街，與毛子水老師鄰居，毛老師是俞先生的老友。俞先生八十歲生日，寫「經文緯武奇男子，特立獨行大丈夫」聯句相贈的，就是毛老師。

到了約定日期，王秋桂開車來接我一道前往俞公館。在路上他才簡單告訴我，俞先生對中華文化的復興，古代經典的傳播，大有貢獻。好多年來，大陸重新校點整理的圖書古籍，因為臺灣長期禁止，不能進口，一些書商都是經過他義務幫忙，在徵得俞先生的同意，由大陸或香港逕寄總統府俞資政收（因為俞先生的身分特殊，通常書都不會被扣留），才轉交書商翻印或改版印行。王秋桂說，像河洛、里仁等幾家出版社都是他曾經義務幫忙過的，因而可見俞先生真的志在復興中華文化、發揚國粹而無一念之私。我聽了也才知道，多少年來所以能夠順利讀到很多大陸以及若干海外學者新出版的學術著作，原來間接受惠於俞先生。

第二次隨王秋桂到俞公館，同樣是晚上六、七點左右，但和第一次略有不同。我和王秋桂一進客廳，一位身材挺拔的中年軍官，就出來與王秋桂聊天。王秋桂先稱他羅順德將軍，恭喜他高昇，羅將軍則自謙說什麼運氣好，還說最近剛為俞公館整修了什麼什麼小工程……。原來俞先生正與家眷用餐，似乎在商量什麼事情。過了一陣子，俞先生才出來，仍然坐在他的舊型大沙發椅上，仍然穿著家居便服，上身則換成紅色的套頭棉衫。他先笑著問我，最近看什麼書？還看《紅樓夢》嗎？然後和王秋桂說幾句「悄悄話」，並讓羅將軍退下。

他沒有繼續問我上次有關李義山詩的問題，我也沒有告訴他我已查閱過李義山詩三次出現在書中的有關資料，更沒有提起我以前曾經見過他弟弟俞大綱先生的往事，怕引起他傷心，但我卻主動提起我當時正撰寫《隨園詩話考辨》，對胡適「大觀園應即隨園」的說法，有不同的意見。

胡適在《紅樓夢考證》中曾說：「袁枚在《隨園詩話》裡說《紅樓夢》裡的大觀園即是他的隨園。我們考隨園的歷史，可以信此話不是假的。」意思是說：隨園本名隋園，是康雍時江寧織造曹寅父子及其接任者隋赫德所蓋的家園。換言之，大觀園就是袁枚的隨園舊址。這種說法，在清代乾嘉年間早已有之，實不自胡適始。像裕瑞的《棗窗閒筆》、明義的《綠煙瑣窗集》等等都是。但語氣都不肯定，他們所說的「書中所謂大觀園，蓋假託此園耳」、「或指隨園故址」，都是或然之詞。我的論文考證《隨園詩話》的寫作年代及其版本異同，再核對袁枚《小倉山房文集》卷十二〈隨園記〉等等資料，可以確定這種說法不能成立。

俞先生說他也不喜歡讀胡適的《紅樓夢考證》，但要我說明反對的理由。我說，在我博士論文《清代詩學研究》中，早已考證出《隨園詩話》是袁枚的晚年之作，袁枚卒年八十二歲，《隨園詩話》則成書於他七十歲後至八十一歲間。《隨園詩話》大致上都是依照寫作年代的先後編次，而其傳世的版本，主要有兩種：一種是正編十六卷、補遺四卷；一種是正編十六卷，補遺十卷。在我撰寫《隨園詩話考辨》時，已更進一步考證出：袁枚在七十三歲左右已完成詩話二十卷，其中正編十六卷，即編定於是時。因為得到畢沅的資助，次年即已開雕，隨即刊行於世。又因風行一時，賣者得價，曾被書商翻版，竄改文字，也因此，袁枚又趕快著手編定詩話補遺的部分，他七十六歲所作的〈遣興〉詩即云：「急將手錄三千卷，臨別從頭理一番」。補遺部分一直補寫修訂到八十一歲左右，可能由於隨寫隨刊，所以有四卷本和十卷本的不同。

至於版本異同的問題，我指出袁枚《隨園詩話》在乾隆五十五、六年間（當時袁枚七十五、六歲）已經刊行。現在我們根據《紅樓夢卷》的記載，可以查到乾隆五十七刊本卷二有以下一段文字：

康熙間，曹練（應作楝）亭為江寧織造，……其子（應作其孫）雪芹撰紅樓夢一部，備記風月繁華之盛。明我齋讀而羨之。當時紅樓中有某校書尤艷。我齋題云：病容愈覺（一作憔悴）勝春花，午汗潮回熱轉加，……。

另外一種版本（像道光四年刊本）在「備記風月繁華之盛」後，缺「明我齋讀而羨之」一句，卻多了「中有大觀園者，即余之隨園也」兩句。而且把「我齋題云」改為「雪芹贈云」。我們核對相關資料，知道明我齋即明義，詩話卷二所引紅樓的某校書詩：「病容愈覺勝春花……」，正見於他《綠煙瑣窗集》的〈題紅樓夢〉七絕二十首之中。道光刊本把「我齋題云」改成「雪芹贈云」，顯然是不明白我齋即明義字號，才竄改妄增的，不可能出於袁枚之手。因為不知道明義號我齋，把「我齋」誤解為「我．隨園」的書齋，才會把「我齋題云」改成「雪芹贈云」，也才會妄增「中有所謂大觀園者，即余之隨園也」二句。道光以後通行的《隨園詩話》，包括胡適所引用的，就是經人竄改過的版本。

我認為這是我的新發現，對《紅樓夢》研究者應該有其參考價值，所以才不辭煩勞加以論述。可是我發現俞先生對此似乎不感興趣，反應與上次頗不相同。他聽了雖然頷首稱是，問我《隨園詩話》該看哪一種版本，該看第幾卷，但隨即換了話題，問我研究清代詩學，有沒有留意到陳散原和陳寅恪等人。

我說陳散原就是晚清大詩人陳三立，我看過他的《散原精舍詩》，陳寅恪是陳三立的兒子，是我崇拜的一位大學者，我看過他不少學術著作，包括《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証稿》、《論再生緣》、《柳如是別傳》……。俞先生這時候才笑咳咳的很得意的告訴我：陳散原就是他的岳父大人，真是所謂大詩家；陳寅恪是他的表哥，妻子的胞兄，與他曾經留學德國，可說是「兩代姻親，三代世交，七年同學」，他們常在一起說詩談詞，兼論經文，堪稱亦師亦友。我聽後表示對俞、陳兩家的姻親關係略有所聞，但所知不多，希望以後能多聽到一些書香世家的軼聞逸事。

可能茶水喝多了，當時我曾借用洗手間，發現就在臥房、餐廳旁邊的角落裡，裡面的陳設物品都很老舊，不只簡陋而已。我想起「平生戎馬，兩袖清風」這兩句話，也想起俞先生自己說的「臥房兼書房，老兵睡硬床」，心中不禁一陣黯然！再回到客廳時，見俞先生和王秋桂的談話，似乎已告一段落，也就告辭了。這就是第二次見面的經過情形。

四

兩次和俞先生見面談論《紅樓夢》，都留下頗為深刻的印象。但因為年輩名位實在相差太遠，我怕被人說是奔走權貴之家，也考慮到和俞先生談論過《紅樓夢》的，可能不止我一人，所以很少向人提起這段經歷；又因為此後我忙於教書、寫論文、眼疾手術、出國訪問講學，從此也就沒有再和俞先生聯絡過。只有民國七十八年（1989）十二月，在擔任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主任時，曾蒙俞先生邀約勉勵，匆匆見面一次，並合照紀念。當時工作非常忙碌，記憶已一片模糊，無從記敘了。

說來非常慚愧，由於我個人的疏懶不懂事，真的從此就沒有再與俞先生見過面。包括他去世時，我正在香港教書，沒有人通知我。不過，也從此以後，凡是在報刊雜誌上看到或聽到俞家的事情，我都會不自覺的關心留意。例如，看到錢復寫文章追念俞大綵教他大一英文時，說她雖是兩代世交，卻依然嚴格督促，毫不放鬆；看到尉天驄寫俞大綱談《紅樓夢》，說可以談《紅樓夢》的版本，但不應是只談考據，比較不同的版本，留意字句的差異，重要的是要瞭解原作者對「情」的認識，又說能了解「情」，才有資格談《紅樓夢》，還說人生實難，不可能圓滿，所以要以真情誠懇的生活著，把缺憾還諸天地，也因此「留得殘荷聽雨聲」，亦可謂是人生一大境界；看到李元平寫的《俞大維傳》，他引述俞大維自稱家風是「不近人情的事，不做」；自稱宗教是「凡老百姓所信仰的，我都信」……每一次看到有關資料時，我都一一記錄下來。

今年是俞先生逝世的三十周年，三、四月間，林館長幾次聯絡我，說「俞大維學會」將在臺大圖書館舉辦「俞大維藏書紀念展」以及專題論壇，並且說「想當年我帶您去俞府與他老人家暢談《紅樓夢》的情景仍歷歷在目」，所以希望我出席並撰寫紀念文字。不但如此，她還主動告訴我俞先生一向對《紅樓夢》的看法。茲引錄如下：

俞先生是非常非常深愛《紅樓夢》這部書，可以說是滾瓜爛熟，能倒背如流，他無時無刻都在翻閱《紅樓夢》。有一次俞先生因病入住三軍總醫院，我走進病房一看，俞先生正坐在小板凳上，以床為桌，聚精會神地看《紅樓夢》。

他不喜歡胡適以「石頭記」為考據的研究！

他是一位至情至性的人，他也是一位重情隨緣的人，他常說《紅樓夢》是一部重「情」的書，有「情」始成世界。俞先生常很感性的言道，《紅樓夢》是描述人間情與禮的衝突，情是天生的（nature），與生俱來的，禮是人為（social）的，後天培養的，中國的儒家思想總要人發乎情止乎禮，當情與禮不能揉合成一體時，往往是悲劇收場。

俞先生喜歡賈寶玉與林黛玉配對，他說他們是nature的，而賈寶玉與薛寶釵是社會家庭的結合，所以賈寶玉沒辦法處理好這情與禮，只有悲劇收場。

俞先生最喜歡紫鵑了，他喜歡紫鵑對林黛玉的忠心，另外紫鵑說過這句話是俞先生的最愛，「萬兩黃金容易得，知心一個最難求！」他經常對我說賈寶玉與薛寶釵就是不知心，所以當賈寶玉對薛寶釵說「姊姊，我告辭了」，薛寶釵還以為賈寶玉要上京趕考，而不知寶玉是出家去了！

此外，他每次都哈哈大笑說洋妞都喜歡王熙鳳，因為她是一位現代的女性！

我想他老人家就是從《紅樓夢》看人生，也看得透徹！

看了林光美的引述，我才知道俞大維先生看《紅樓夢》，和他弟弟俞大綱先生一樣，重視的是「情」，是書中有關「情」的人物角色和情節描寫，對於文本以外的考據是不感興趣的。這也才解除了我長久以來心中的疑惑：為什麼我兩次與他會面，同樣談論《紅樓夢》，第一次他反應那麼熱烈，第二次卻非常冷靜，轉移了話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