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著讀張娟芬《姊妹戲牆》《愛的自由式》，建立女同志文學抒情傳統

文：陳鈺欣

文學對我來說，可能是變換一個視角，或者是拉開一個距離，重新用一個新的眼光看它，有一個新的呈現。——張娟芬

二○○六年，我時常去練功。那時候我總是穿著New balance的慢跑鞋，穿過交清小徑，走一段路上山，到清大人社院圖書館，一頁一頁地翻讀《婦女新知》裝訂期刊。那時候，我並不知道自己在尋找甚麼，不過是一個碩士未完的研究生，漫無目的地打發時間罷了。直到今天我在影片中聽到張娟芬說，撰寫《流氓王信福》，她看了很多卷證。對於我不在場的過去，看卷證是重建歷史的重要方法。

張娟芬長於非虛構寫作，戮力於死刑廢除、冤案爬梳與援救，甫以《流氓王信福》（2022）獲台灣文學獎金典獎。其早年從事婦運與同志研究，亦以非虛構寫作兩部重要作品：《姊妹戲牆：女同志運動學》（1998）、《愛的自由式：女同志故事書》（2001）。前者由女性主義、姊妹情誼出發，批判異性戀霸權與父權壓迫女同志的歷史，並列舉九○年代台北重大侵權事件，加以犀利批判；後者以田野調查訪談，書寫台灣女同志多元的愛情故事與生命風貌。

兩本書籍二○一一年加以修訂，增補推薦序、後記與時事，再次出版，暢銷且受讀者廣為閱讀分享。由於非虛構寫作以紀實為底，包括新聞寫作、田野調查、民族誌……等等，過往並不被認為是「文學寫作」。當台灣文學金典獎的分類擴大，納入非虛構寫作，頒給《流氓王信福》、頒給張娟芬，無疑也是一種平反。

這篇文章，起心動念於二○○一年，時報文化出版張娟芬《愛的自由式：女同志故事書》，時間點發生在台大校園同志甦醒日，我們幾個同志社團（浪達與Gay Chat）的小毛頭，邀請張娟芬學姐，在晶晶書庫辦理新書發表會。時隔二十三年，非虛構寫作終於獲得國家文學機構認可，也是一個六月，彷彿福至心靈，打開資料，讀到張娟芬談《我不在場的非虛構寫作》，這一次，她終於是在「我們的文學夢」給一個說話。在《我不在場的非虛構寫作——張娟芬的文學夢》中，整理記錄摘要著活動緣由：

〔…〕「我們的文學夢」系列講座，每月一場邀請來賓演講。2022年11月11日邀請張娟芬主講，透過非虛構寫作的形式，傳達蘊藏其中的現實關懷，以及文學力道。

把文學畫上粗體，張娟芬的現實關懷，你知、我知、天知、地知，但張娟芬的文學力道，過往一直因其現實關懷而被忽略。二元分類往往充滿範疇的謬誤，作為一個受過紮實文學訓練的評論者，我深知文學起於現實關懷，尤其是九○年代以來台灣的同志文學，出於自身處境、突破社會氛圍；同時間，以台北為中心的同志運動亦風起雲湧，在《姊妹戲牆》新版後記中，張娟芬引錢永祥，如此評述自己當年以論述向異性戀霸權下戰帖：

在鄭鴻生追憶七○年代左翼學運的作品《青春之歌》裡，錢永祥回顧了當年學運青年的困惑。他們在兩者之間擺盪，一邊是勇敢奮進的，戰士型的唐吉訶德，一邊是懷疑深思的，學者型的哈姆雷特。於是錢永祥問道：如果哈姆雷特想當唐吉訶德呢？我想那不是「如果」，而是「當然」。作為一個哈姆雷特，只要你的思索是誠懇的，關懷是真心的，你不可能沒有一點點唐吉訶德。總是會有那麼一個點，令哈姆雷特再也坐不住，終於投筆從戎，飛蛾撲火。那個點，通常就叫做：青春。

張娟芬，誠然唐吉訶德也；作為過去台大校園同志甦醒日的參與者，我親眼目睹過娟芬學姐擲地有聲的演講評述，但其嚴整的分析舉證，又讓我懷疑：難道她不曾是哈姆雷特？俠女柔情，字裡行間。同志文學與同志運動、文學寫作與現實關懷，是否如此二元？本文將重讀張娟芬的《姊妹戲牆》、《愛的自由式》，讀出其文學性與同志性，更有甚者，企圖將其歸類為同志文學，增補同志文學史的一塊空缺。

倒著讀《姊妹戲牆》、《愛的自由式》

在一九九八年的「後戲」裡，張娟芬引用英國酷兒作家王爾德〈自私的巨人〉，為整本書畫上一個逗點；之所以是逗點，而非句點，因為她言明：「後戲就是『下一次』的前戲。」期待同志議題再起。以《格雷的畫像》、《獄中記》流傳的王爾德，其接收史在台灣又是另一則故事。作為唯美主義的代言人，〈自私的巨人〉是一則充滿基督教救贖寓意的王爾德童話：去除藩籬、反省既得利益。用在批判異性戀霸權與父權壓迫女同志的非虛構寫作來說，〈自私的巨人〉引用得恰如其分。張娟芬一一致謝曾經閱讀參與的人們，從柏蘭芝、古明君、胡淑雯、賀照緹到朱偉誠，唯獨一個人，只有代名詞：「她」。

此外還有一個人，初識之時，她講〈自私的巨人〉給我聽，她的聲音沖刷著我的回憶，使我突然以為我是第一次聽這個故事。我那褪不去的蝌蚪尾巴〔指：天真〕，一定跟她有關。

作為一個女同志讀者，我立刻腦洞大開（腦補），如果這不是賦比興，這是甚麼？我最喜歡《愛的自由式》裡的一句話，是作者小時候從《國語日報》上讀來的：「每個人的心裡都有秘密。最好的事情是和藹可親。」

《姊妹戲牆》寫下不能或忘的壓迫史，沉重萬分；《愛的自由式》卻幽默詼諧，創造了許多至理名言，例如：「T婆依舊在，只是朱顏改」（頁35）、「（婆）殺死九頭怪龍」（頁81）、「不T的『合法性危機』」（頁36）。迥異於《姊妹戲牆》鏗鏘有力地行文批判，直指異性戀霸權；二○○一年台灣女同志運動方興未艾，寫T婆文化，難免還是要對抗「模仿說」（模仿異性戀）、「複製說」（複製父權）。張娟芬卻游刃有餘，手起刀落就把它給做了，主張以T婆風格置換T婆角色，「角色不能重疊，但風格可以混雜」，在T婆的世界裡，做一個無政府主義者，這就是「不分」。

爬梳現有同志文學研究，少見張娟芬作品分析評述的成果，倒是在社會科學裡常見，論題則環繞著台灣女同志社群文化中「T」、「婆」、「不分」的認同範疇，借用胡郁盈在《認同不停轉換，類別不能不分：社群網站、跨國文化政治、與「T婆／不分」女同志認同型塑》（2018）中的文獻回顧，從女同志伴侶親密關係（謝文宜2008）、西門町T、婆的次文化研究（蘇淑冠2009），乃至年輕女同志的親密關係（蔣琬斯、游美惠2011）、親密暴力（潘淑滿、楊榮宗、林津如2012），近期人工生殖實作（何思瑩2014）…都引用了張娟芬的《愛的自由式：女同志故事書》，並與之對話，其經典之地位，稱為「台灣女同志聖經」，當之無愧。

從撰寫體例來看，《愛的自由式》有意識地援引美國學院butch-femme，作為台灣女同志田野訪談的參照座標，洋洋灑灑羅列了Joan Nestle、Kristin G. Esterberg、Sue-Ellen Case、Esther Newton等學者研究，並藉此重新詮釋T的「陽剛」與婆的「陰柔」氣質。胡郁盈（2018）提醒了我們，現代女性主義意識形態因此與在地T婆情慾文化結合，形成了一套關於女同志性別與情慾認同實踐的新型知識與論述系統，在這過程中，產生積極肯定T婆的力量，由於仍然奠基於現代女性主義論述，而有所排除與失落，包括「想成為男人」的T，與「去結婚的」婆。我同意胡郁盈的提醒，但這些、那些現實關懷觸及不到的地方，或許就是文學力道展現之處。

援引朱天心、建立女同志抒情傳統

在《愛的自由式》最末的〈研究者面壁話〉，張娟芬引用了朱天心《台大學生關琳的日記》（1984）

躺在這兩年裡妳夜夜睡著的地方，夢妳的夢，想妳的想，不在一起的日子，或才能開始懂得妳。

朱天心可被讀為書寫女女同性愛、浪漫友誼的作品，為數眾多，在《愛的自由式》裡女同志們口耳相傳，最早可追溯至寫作於一九七三年的〈浪淘沙〉，雖然是女校裡的人物，卻用「他」和「她」來描述書中主角，張娟芬評述朱天心是很有意識地知道自己在寫同性戀情。馬嘉蘭（2010）析論朱天心的作品，聚焦討論《擊壤歌─北一女三年記》（1977）、〈浪淘沙〉（1977）。馬嘉蘭提出「紀念模式」，當中學女女浪漫友誼嘎然而止，婆書寫展現的方式，是一種公開的哀悼。在與朱天心的訪談中，馬嘉蘭發現作家本人的回應，更證實了這個分析。

王穎（2013）接續其論點，分析朱天心的《古都》（1997），認為對於中學時期浪漫友誼的「紀念模式」，開啟了女女同性愛的慾望，如《古都》中的敘事體雖然已經為人妻、為人母，但依然逸出於日常生活之外，而期盼著與中學的友伴A在日本見面。馬嘉蘭分析這樣的女女浪漫愛，結語為「Never ending story」，中文或可翻譯為：說不完的故事。

在此，當張娟芬有意識地引用朱天心一九八四年的作品，放在一個二○○一年出版的女同志田野調查，巧妙地建立了女同志文學的抒情傳統；接續馬嘉蘭、王穎的分析，我將其名為「紀念傳統」。如果讀者對於文學傳統已不復記憶，我們可以隨意舉幾個例子，例如「香草美人」、「傷春悲秋」，它可以是一種創作手法，同時也是一種閱讀模式。香草美人有不遇的假託，傷春悲秋是感時興懷，那麼「紀念傳統」呢？

先回到《台大學生關琳的日記》來拆解，關琳想念著Sophia，日記裡，她們倆人剛分開，關琳住進了Sophia昔日的房間，意識到了她對這段關係的種種可能與不可能的考量。再回到研究者張娟芬引用這段日記，句子中的「妳」指的可以是那些接受訪談的女同志身影們，也可以指單獨的一個「妳」，託寓比興，真文學也。

透過張娟芬引用朱天心，我們將這樣的女同志意象，建構到了朱天心的作品論中，這是文化建構；同時我們也建立了女同志文學的抒情傳統，是婆一再公開地哀悼、復返不得的中學女女戀情、嘎然而止的戀情。但王穎的研究提醒我們，這樣的哀悼，開啟了女同性戀的慾望可能，未來未來一直來。

結論：終將與自己相逢

在《姊妹戲牆》新版後記中，作者對於哈姆雷特或是唐吉訶德的二元對立，已不再僵持不下，「也許『哈姆雷特還是唐吉訶德？』的抉擇，已經不是問題。」同樣地，關於非虛構寫作，其現實關懷與文學力道，亦是兼而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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