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奇摩新聞 傅達仁安樂死，亞洲第一部善終法明年改變台灣
文／吳廷勻
罹患罕病的前立委楊玉欣，就曾拜訪過近200個罕病家庭，「每個人都跟我講自殺，」她語帶無奈，有人已失去意識，仰賴呼吸器維生，有些家屬更苦撐1、20年。
這幾年，台灣「老」得更兇猛。愈來愈多家庭得面對「救」或「不救」的抉擇；「善終」、「好死不賴活」的呼聲也在台灣沸騰。亞洲第一部善終法案明年將在台上路！將如何改變台灣人未來？
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必經篇章；但箇中的無常，往往主導了故事基調。我們都可能是這些片段的一角：
場景一》瓊瑤的眼淚：「我知道他不要這樣活著……，我知道我背叛了他！可是我無可奈何啊！」
一年前，作家瓊瑤在臉書上寫著；這是她在丈夫平鑫濤住院425天的告白。
平鑫濤多年前罹患了重度失智症，前年因跌倒、中風入住醫院；這時，艱難的決定落在家人身上——是否繼續治療、是否插鼻胃管灌食，成了瓊瑤和繼子女心中的掙扎；雙方的不同選擇，也點燃了爭端。
場景二》半世紀的掙扎：時間往前推，2010年，躺了近半世紀的植物人王曉民離世。
17歲那年，一場車禍，讓擔任中山女高管樂隊指揮的她，頭部受重傷；在醫療的搶救下，她活了下來，但成了植物人。
人們總盼著生命奇蹟，但現實消磨著堅定。20年後，年邁的母親擔心自己離世後，女兒無人能照顧；但法律並不允許他們撤除醫療，否則就是犯罪。別無選擇下，母親多次寫信向總統府請求讓王曉民「安樂死」，但遭駁回。
最終，年邁的母親和父親，比王曉民先離世；她則被送進了安養院，在64歲時和世界道別。
這類在病床上無法表達的無奈、家人做決定的掙扎和衝突，每天在台灣上演。
亞洲第一部善終法案，明年將在台灣上路
這幾年，台灣「老」得更兇猛。今年，台灣跨入「高齡社會」，65歲以上高齡者已佔14%；也邁向「多死社會」，死亡人數首度超過出生人數。愈來愈多家庭得面對「救」或「不救」的抉擇；「善終」、「好死不賴活」的呼聲也在台灣沸騰。
這也讓2015年通過、明年1月將在台灣上路的「病人自主權利法」備受矚目。
它既是亞洲第一部善終法案，也補足了台灣的善終拼圖。
其實，早在2000年，就有讓末期病人不再受苦的「安寧緩和醫療條例」；18年間，安寧種子在台灣發芽。
像是簽署「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的人數，已上升至53萬；這代表愈來愈多人開始思考善終，若到了疾病末期（僅剩6個月生命），將同意不施行心肺復甦術（DNR）。
2016年，台灣人在死前一年曾使用安寧療護的人數，則首度破3萬；特別是癌末病人中已有58.7%，以安寧走向生命終點；5年間，成長了近5成。
光植物人，就影響逾3000個家庭
但台灣的善終拼圖仍不完整。例如「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並不適用於如王曉民般的植物人，依衛福部2017年統計，這就影響了3684個台灣家庭；而台灣還有更多陷入永久昏迷或極重度疾病的病人。
罹患罕病的前立委楊玉欣，就曾拜訪過近200個罕病家庭，「每個人都跟我講自殺，」她語帶無奈，有人已失去意識，仰賴呼吸器維生，有些家屬更苦撐1、20年。
「他們受了夠多的苦，如果不能自主呼吸、不要加工延長生命，為何不能自然善終？」 這個理念讓楊玉欣在立委任期力推「病人自主權利法」。
因為人人都可能面對變成植物人、永久昏迷的無常，她想擴大爭取善終權，也讓人提早為善終做準備，在這些狀況下，有權拒絕或接受醫療，也不必到了病床邊才匆促決定，或留給家人艱難選擇。
相似的法案已在德國、澳洲、美國等實行多年；在台灣，法案終於在楊玉欣任期的最後一刻過關。
歷經近3年的醞釀、上百名醫護人員的培訓、7家醫院的試辦，及近600個家庭參與試辦，半年後，法案即將上路。
但要落實，其實還得克服四大挑戰。
社會挑戰：民眾避諱，認為談死就是「觸霉頭」
即便有了法案，但善終並非水到渠成，得要開口談「死」。
「人的善終，本來就不是理所當然，要規劃、要談過，」北市聯合醫院總院長黃勝堅說。他看過太多人匆促面對死亡，來不及談善終或沒談清楚，留下遺憾，甚至讓家庭撕裂。
這讓他時常和太太說愛；12年前，他也已簽署DNR。近幾年，他還把醫療決定想得更細，也跟太太溝通：65歲後拒絕人家捐贈器官，留給年輕人用；不希望以植物人方式活下來，也不希望活在機器上。
但黃勝堅坦言，起初太太的反應如多數人，「簽這個幹嘛？你的身體不是還很好。」許多人還認為這是觸霉頭。
台灣人仍不習慣談「死」，更別說是認識「病主法」
許多民眾就將法案中的「拒絕醫療」，視為「安樂死」的合法化或「自殺」；但事實上並非如此。
所謂安樂死，或癌症末期的資深體育主播傅達仁曾到瑞士諮詢的醫助自殺（physician-assisted suicide），是以藥物主動終結病人生命，目前在台灣並不合法。
而拒絕醫療則是在特定狀況下，可拒絕以人工或醫療儀器來維持生命；這既非自殺，也非求死，而是尊重人人的自主意願，能有尊嚴地「自然死亡」。
許多人對撤鼻胃管也有誤解。拔掉鼻胃管並不會讓人「立即」死亡，也非把人「餓死」或「渴死」，而是病患仍會活著一段時間，這時則以手細心餵食、實行安寧療護，直到自然死亡。
當願意開口談死，才能懂死，更能邁向善終社會。
法案就訂定了「預立醫療照護諮商」（ACP），讓民眾有個平台，和醫護、家人提前坐下來好好談；這也是台灣醫界和民眾從未有的經驗。
永豐金控總經理朱士廷，去年就拉著太太參與試辦ACP。他曾在父親昏迷後，成為代替父親做醫療決定的家人，不希望那種煎熬，未來落在太太、女兒身上，想替自己的善終做準備。（延伸閱讀：送走癌末父親 永豐金總座：面對親友，說不出口「不要救」）
家庭挑戰：家屬不放手的愛，是善終障礙
但家屬的「愛」，仍是病人善終的障礙。以安寧照護為例，即便病人簽了DNR，家屬常在最後一刻捨不得放手。
4月，一位72歲、親筆簽署放棄急救的奶奶，在她昏迷後，因著妹妹的捨不得而被插管、洗腎，「剩一個空空的軀殼活著，繼續留在人間受苦，」一名實習醫師感嘆。
但這在台灣很常見。在醫學中心服務近30年的主治醫師林志明（化名）語帶無奈，「不救就投訴或告你，」家屬意見比病人意願更佔上風，「即便我沒錯，但光是要上法院，這段日子就很難過；沒上法院，光是處理投訴、寫報告，行政程序就忙不完了。」
雖然「病主法」鼓勵民眾提早做好醫療決定，但他和醫界擔心，家屬反悔、要求醫界搶救到底的景象恐怕會重演，因為法案並無罰則。
高等法院法官廖建瑜表示，即便如此，未來醫護人員在病人意願與家屬意見間，遵照病人，較有保障。
他也坦言，法案將顛覆「家屬為大」的文化，「這會帶來大海嘯，」前期也恐產生家屬和醫護間的摩擦，「我們的教育訓練常著重在醫護，但忽略和社會的對話；政府該花更多時間跟家屬溝通。」
衛福部醫事司司長石崇良回應，「這確實需要長期教育。」衛福部將和教育部等單位合作，從小做好生命教育。但怎麼做？如何達到成效？考驗著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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