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教士返歐 須獲皇帝同意

文/史景遷 譯者/陳信宏

廣州教會那兩名中國讀書人對於與他同行頗感興趣,他相信他們一定是理想的選擇,因為外表優雅又乾淨,也擁有必要的語言能力。他們甚至能夠幫他從事翻譯工作,而且不需要他花太多心思督導。如果有他們其中一人在漫長的旅程上陪伴,他即可保持自己的中文口語能力,因為唯有每天練習才能維持水準。

樊守義北上前去覲見皇帝的時候,傅聖澤還在北京城裡。巧合的是,樊守義向皇帝報告了歐洲的地理與習俗之後幾天,皇帝就下旨准許傅聖澤返回歐洲,當時身在中國的西方傳教士必須獲得皇帝的同意才能離開。

這時候,教宗特使嘉樂與奉康熙皇帝之命前往葡萄牙從事使節任務的張安多(Antoine Maghalaens)神父,都決定帶著中國助手同行──傅聖澤對此知之甚詳。他們並沒有保密,雖然康熙因為顧慮國家安全而企圖阻止中國人到海外去,卻總是有些充滿冒險精神的人士願意前往,而且不惜代價。

(一七二一年十月六日 星期一,廣州)

與耶穌會教士疏遠

潘如來到傅聖澤位於耶穌會院的房間,為他傳遞教宗特使的口信:傅聖澤已獲得正式許可,能夠將他的藏書帶到法國。書面同意書將於後續補發。潘如在上週也才剛來過,傳遞教宗特使的命令,要求傅聖澤在抵達巴黎之後前往羅馬。到了羅馬,他必須覲見教宗,報告傳教工作在中國的進展。

潘如親自前來是一項非常貼心的舉動,尤其是廣州的街道在近來已變得異常危險。英國船隻博尼塔號的貨物管理員斯卡特古德,有一個手下在黃浦島殺害了一名中國人,結果引發當地居民的報仇呼聲。中國武裝部隊在街道上巡邏,洋人都人人自危。洋人的倉庫和居所都遭到監視,斯卡特古德自己也躲藏了起來,而且也難怪,自從上次發生類似的事件後,一名與凶殺案完全無關的英國醫生就遭到暴民抓了起來,痛打一頓,然後被丟在遭到殺害的中國人屍身旁等死。當地的中國駐軍將領還將卡多根號的五名船員關進牢裡,只因他們正好行經碼頭附近。後來,英國商人集體揚言將徹底中止貿易活動,那五名船員才獲得釋放。

必須仔細留意中國官方在這些事務上的表現,他們採行的措施也可能非常強硬。三名屬於教廷傳信部的傳教士在一七一○年以模糊不清的罪名遭到監禁,而且一關就是十一年,官方從頭到尾完全沒有提出任何正式控訴。其中一人是前教宗特使的傳譯員,另一人是醫生,第三人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致贈皇帝酒與藥品──只因為這些原因,他們就遭到了皇帝懷疑,只能在牢裡憔悴度日。

傅聖澤不太瞭解當前這些騷動,因為他都待在法國耶穌會院和教堂裡,藉著靜修為即將來臨的漫長旅程預做準備。

現在,船隻已經確定將在一月初離港出發。

身為耶穌會教士,傅聖澤雖然住在中國城東北部的法國耶穌會院,卻深深涉入教廷傳信部的活動,也與直接受命於教宗的人員密切往來。他與教宗特使嘉樂接觸後,又接到前往羅馬的命令,使他更加覺得自己和其他耶穌會教士在知性方面愈來愈疏遠,眾人並不認同他對中國典籍裡的宗教意象所抱持的觀點,還堅持立場,不相信中國的禮儀本質上有宗教意味。在某些情況下,這使得他們比較容易說服敬拜祖先的中國讀書人皈依天主教,但採取這種立場其實明顯違反了教宗的禁令。戈維理神父是廣州法國傳教團的庶務員,是傅聖澤的上司,儘管傅聖澤比他年長了三歲。戈維理不時會到傅聖澤的房間與他討論這些問題,而且談話的時間總是相當長。不過,傅聖澤比較喜歡潘如,他們兩人自從六月開始建立的友誼已經愈來愈深厚。他們喜歡談論教會裡的政治運作、敵視傳教活動的地方勢力、教宗特使團隊面臨的問題,以及傅聖澤自己到歐洲之後的發展前景。

戈維理神父從中作梗

在教宗特使的許可令發布之前不久,傅聖澤寫了一封冗長的信件給戈維理,請求對方的准許,讓他把自己收藏的書本帶出北京。此外,他從歐洲郵購的一些書本終於由剛剛抵達的法國船隻送到手上,他也希望能一起帶走。戈維理對所有權的問題相當一板一眼,認為許多書籍應該屬於中國耶穌會教團的財產,因為他們非常需要一座良好的研究圖書館。他也以安貧誓約告誡傅聖澤,結果傅聖澤激動反駁道:「我要帶走的這些東西是商品嗎?這些書本和不符合我身分的華服、財物或奢侈品難道是相同的東西嗎?」傅聖澤對於自己即將踏上的漫長旅途極為執迷,一心認為自己必須在船上研讀這些書本,才不至於浪費寶貴的時間。他向戈維理表示,他甚至願意在抵達法國之後就立刻把這些書寄回中國,或者送給法國的耶穌會機構。

戈維理並不認為傅聖澤的論點具有說服力。他答覆道,中國典籍也許可輕易找到替代品,但現在才剛送到的那些昂貴歐洲書籍呢?薄伽丘的《異教神祇的系譜》(The Genealogy of the Pagan Gods)、布拉赫(Tycho Brahe)的《天文學》(Astronomy)、米蘭多拉(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與馬克羅比烏斯(Macrobius)的著作、一本希臘字根指南,還有一套十二冊的利普休斯(Justus Lipsius)著作,售價二十八法郎,以及一套四冊的祈禱書。此外,更有霍夫曼(Hoffman)一套四冊的對開本辭典,售價高達驚人的一百二十二法郎。一方面,傅聖澤希望獲得耶穌會的補助;另一方面,他卻又想把這些書籍帶走。他不能兩面好處都要兼得。戈維理的想法正好相反,不但要傅聖澤支付買書的錢,還要把這些書留在中國。

教宗特使跳過傅聖澤的上司而准許他帶走所有的書籍──至少是已經抵達廣州的書籍──讓他稍微鬆了一口氣。但另一項煩惱卻因此而更顯迫切:他該上哪兒去找他的中國助手?廣州教會那兩名中國讀書人對於與他同行頗感興趣,他相信他們一定是理想的選擇,因為外表優雅又乾淨,也擁有必要的語言能力。

他們甚至能夠幫他從事翻譯工作,而且不需要他花太多心思督導。如果有他們其中一人在漫長的旅程上陪伴,他即可保持自己的中文口語能力,因為唯有每天練習才能維持水準。不過,這兩名中國人卻突然不再有興趣,而且沒有明確的原因。傅聖澤於是愈來愈確信是因為戈維理神父從中作梗。

(一七二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星期六,廣州)(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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