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蚵豐村》獲國際影展肯定 台歐團隊深入嘉義拍返鄉困境
描寫台灣南部漁民生活的電影《蚵豐村》日前上映,恰逢國內疫情趨穩,成為解封後首部上檔國片,吸引包括副總統賴清德、文化部長李永得等政要站台力挺。
《蚵豐村》是導演林龍吟首部劇情長片,他自籌資金,結合歐洲攝製團隊,耗時5年完成。該片入選韓國全州、德國海德堡影展,獎勵新銳的義大利都靈影展也頒發奇布蒂獎(Ciputti Award),演員喜翔亦入圍上屆台北電影獎最佳男主角。
戲說返鄉者 林龍吟
1987年4月5日
導演、攝影師
政治大學外交系畢業、布拉格影視學院電影導演碩士
電影作品:2019年 《蚵豐村》獲義大利都靈影展奇布蒂獎(Cipputi Awrad)、入圍韓國全州影展國際競賽、德國曼海姆—海德堡影展主競賽
新聞專題作品:2015年 《遙遠人聲》獲曾虛白新聞獎暨台達獎
演活船老大 喜翔
1956年12月7日
影視代表作:
人口凋零的養蚵村落,一戶人家即將舉行婚禮,某個在台北工作多年的青年為此特地返鄉,西裝筆挺的他與村民顯得格格不入,《蚵豐村》的故事就從這裡開始。
林龍吟會起心動念拍這部電影,一方面是反射個人經驗,因為他赴捷克布拉格念電影,幾年後卻發現自己裡外不是人—成不了在地人,又變成家鄉的外國人。另一方面也反思近年媒體大力吹捧返鄉青年功成名就的事蹟,只不過在地人都知道事實遠比真相複雜許多,促使他拍「人要怎麼回鄉的故事。」
選擇漁村,是因為林龍吟對海洋有嚮往,於是沿西部海岸開始找村子,從彰化王功一路南下到雲林台西,最後在地圖上發現位於嘉義東石的網寮村。他說:「從空中看,它是一個被水包圍的四方形狀,旁邊都是下陷的鹽田,只有一條線道向外連接,居民只有一百多人,我覺得這地方一定有故事。」
2天後,林龍吟在當地找到免費落腳處,勘景兼蹲點,一住就是一年半。每天跟著村民日出而做、日落而息。他說:「每天早上市集、半夜出海,我經歷了養蚵生產的整個產季,從放殼、長苗到收成、銷售,歷時一年,片中提到燒王船的民俗慶典也全程參與。」
長時間與村民近距離接觸,有助他熟悉與故事相關的背景和環境,待水到渠成,「故事就自己長出來,腦海中也浮出角色的樣子。」
例如喜翔飾演的父親形象,是好幾個村民的縮影,也有人跟林龍吟回憶已逝父親說過的話、遇到的掙扎。至於林禹緒飾演的返鄉青年形象更普遍,都是回不了家,或好不容易回家,卻必須擺出闊綽樣子的人。林龍吟便借用村民的生命片段,「組裝」成故事,最後以2個月寫完劇本。
由於向公部門申請補助不順利,最後只能逐筆籌資。
在《蚵豐村》飾演父親的喜翔,入圍去年台北電影獎最佳男主角。他開拍前2天到網寮村,林龍吟除了要求他學開膠筏,也介紹幾個符合劇中父親形象的村民,讓喜翔跟他們聊天,看看他們的生活。
喜翔說:「導演帶我認識當地的船老大,我有些表演是偷他的習慣。別看他塊頭大又全身刺青,還管訓過,但看到女兒就像個小綿羊,看到老婆也乖乖的,因此我很多地方都模仿他。」
全片預算約新台幣600至700萬元,由於向公部門申請補助不順利,最後全部由林龍吟自行籌資。他花很多時間,試著以拍片初衷打動投資者,讓大家了解為什麼要拍這樣的故事,因此幾乎參與投資的人都擁有相同成長背景。如此費時一年多,湊出一筆一筆私人投資,直到電影開拍前5天,資金才全數到位。
該片於2016年拍完,預算已全部用罄,但仍有不足。林龍吟先重整生活,成立影像公司、拍廣告,接下來的2年慢慢把後續經費補齊,才著手做後製,這是《蚵豐村》從發想到完成耗時5年的原因。
林龍吟從政大外交系畢業後,有感歐洲的電影製作環境與台灣較相近,選擇赴捷克布拉格影視學院(FAMU)修習電影碩士。拍《蚵豐村》時,他邀請同學和當地電影工作者組成攝製團隊,包含來自俄羅斯的攝影指導亞歷伊拉金(Aley Elagin)在內的4位夥伴來台拍攝,此舉雖引進新的觀點和視角,也難免引發衝突。
他邀請歐洲同學和電影工作者來台拍攝,此舉雖引進新的觀點和視角,也引發衝突。
比方說台灣和外國人的思考及做事方式差異很大,前者重感情,後者講道理。例如老外借器材時、會要求對方開細部配件清單,「但是台灣沒人在管這種事情,你租主要的東西,其他的(配件)就拿一拿。」
語言隔閡也讓本地工作人員抓狂。喜翔在片場觀察,本地燈光師和攝影指導伊拉金常雞同鴨講而卡關,最後都得等林龍吟解決問題。
跨國製作加深拍攝的困難度,但對林龍吟來說,每天都要處理突發狀況才是最大挑戰。全片有1/4在海面上拍,劇組本來雙機作業,不料開拍第3天攝影師就連人帶機器滑落水裡,撈起來時機器還在運轉,捲進許多沙泥。才22天半的拍攝期,送修就花了2週,整個拍攝計畫都要重新改動。
部分場景在外海的沙洲上,因此劇組要依據潮汐表才能上工,利用退潮的3小時搶灘登陸,林龍吟說:「片頭船首衝上沙洲的畫面,真的是用衝的。機器架在一旁,邊衝邊拍,搶灘拍完後,水都淹到膝蓋了。」
學習與自然環境相處之餘,由於電影涉及宗教和信仰,信與不信的兩方常互相爭執,加上是跨國團隊,如何與人調和也是一大難題。
林龍吟因預算不足,不得不把拍攝期減半,即使如此,他依然以16釐米膠卷拍攝,理由是「習慣了。」
他解釋:「歐洲的訓練方式跟美國不一樣,非常老派、像做手工藝。我們進學校第一年只能用膠卷拍,連剪片都不靠電腦,而是親手剪開、黏起來,還要打洞。」當每拍攝10分鐘的素材都從新台幣1萬5,000元起跳時,創作者會更清楚自己要的是什麼,進而把每個鏡頭拍好,是這種方式的可貴之處。
《蚵豐村》去年入圍台北電影獎後,沒有馬上在台灣推出,而是在世界各地跑影展,闖出不錯的成績。延續對海洋主題的興趣,林龍吟下半年將到台東拍鏢旗魚的故事,屆時希望藉著《蚵豐村》打下的基礎,能吸引更多資金或人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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