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娛樂透視】評論傳遞世界潮流脈動 黃建業40年影壇貢獻獲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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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台北電影節卓越貢獻奬得主黃建業,是資深電影文化推手,兼具學者、影評人、詩人、劇場導演及電影教育推廣者等多重身分。(台北電影節提供)
本屆台北電影節卓越貢獻奬得主黃建業,是資深電影文化推手,兼具學者、影評人、詩人、劇場導演及電影教育推廣者等多重身分。(台北電影節提供)

今年台北電影節「卓越貢獻獎」得主黃建業,是台灣影迷熟悉的名字。40多年來,一代代觀眾透過他的評介認識電影、了解世界電影潮流,也因他推動金馬影展、台北電影節與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的創設定位,開拓眼界。

黃建業持續以評論關注台灣電影與產業發展,任職國家電影資料館館長期間,首重資產保存;更長期在學者、教師崗位上,致力於電影教育與文化推廣。

影評人出身的黃建業,在香港出生、長大,中學時代因喜愛文藝與電影,與友人成立「衛影會」,開啟影評生涯。他因覺得台灣文藝發展出色,中學畢業後,於1972年來台念大學,從此與台灣結下不解之緣。

黃建業曾擔任引領台灣70年代電影評論風潮的《影響雜誌》主編。(翻攝自茉莉二手書店)
黃建業曾擔任引領台灣70年代電影評論風潮的《影響雜誌》主編。(翻攝自茉莉二手書店)

在台求學時,黃建業因朋友的關係,認識引領台灣70年代電影評論風潮的《影響雜誌》寫手:但漢章、李道明、張毅等人,「那時一邊念書、一邊看電影,很快樂。」先後就讀文化大學中文系與藝術研究所戲劇組的黃建業,課餘勤於發表電影理論、批評相關文章,還成為《影響雜誌》主編。

以文字引介電影之外,80年代初,黃建業開始策展邀片,成為台灣國際影展的拓荒者。原本「金馬影展」只是配合金馬獎擴大規模所舉辦的活動,由各國圈選作品觀摩放映。黃建業表示,「當時我跟導演陳國富覺得,這種觀摩展欠缺主導性,應有真正的影展策展。我們和主導影展的電影圖書館(國家影視聽中心前身)館長徐立功談,他就邀我們當共同策展人。」

黃建業奔走遊說設立可控制溫濕度的樹林片庫,保存珍貴的影像資產。(國家影視聽中心提供)
黃建業奔走遊說設立可控制溫濕度的樹林片庫,保存珍貴的影像資產。(國家影視聽中心提供)

「那時沒有電腦、沒有網路,幸好電影圖書館的雜誌非常多,可以參考。另外從國際電影導覽(International Film Guide)的資訊、寫信去各影展交換目錄,以及到處詢問等方法,尋找片源。」黃建業透露,因為沒經費,他與陳國富自費去香港電影節、馬尼拉電影節看片,「這兩個亞洲電影節都剛成立,它們的模式也提供我們不少參考。」

1983年「金馬獎國際電影展」特刊序言中,黃建業引聶魯達詩句為選片精神:「自由和海洋將通過我,把它們的答案傳遞給封閉的心靈。」黃建業策劃國際影展的同時,也在解嚴前的氛圍中,迎來「台灣新電影」的浪潮。

黃建業除了寫影評,也執導過多部劇場作品,圖為他執導北藝大春季公演、契訶夫經典劇作《櫻桃園》。(黃建業提供)
黃建業除了寫影評,也執導過多部劇場作品,圖為他執導北藝大春季公演、契訶夫經典劇作《櫻桃園》。(黃建業提供)

「台灣新電影」出現之前,大學生幾乎不看國片,但黃建業一直看台灣電影,在香港念中學時還辦過李行電影《秋決》座談會。他指出,70年代是台灣電影產業黃金時期,可惜因僵硬的類型化陷入困局。但1982年起, 《光陰的故事》《兒子的大玩偶》《海灘的一天》《風櫃來的人》等接連出現,「那是台灣電影創作力爆發的階段,看到好電影很快樂呀!

黃建業(左一)與導演陳國富(右三)、作家小野(右二)等出席台北電影節。(黃建業提供)
黃建業(左一)與導演陳國富(右三)、作家小野(右二)等出席台北電影節。(黃建業提供)

80年代的台灣新電影開始重視生活樣貌的寫實性細節,不再侷限濃郁的戲劇性,讓電影的空間變大。

「80年代的台灣新電影開始重視生活樣貌的寫實性細節,不像過去的電影被規範在濃郁的戲劇性裡,讓電影的空間變大,我們很希望維護這個新的發展。」黃建業藉由影評、電影環境的分析探討,肯定新電影的嘗試,但也感受到商業、保守勢力的盤據。1987年詹宏志發表「台灣電影宣言」,就政策單位、大眾傳播與評論體系問題提出懷疑,黃建業也與導演侯孝賢、楊德昌等人共同加入,表達關心與憂慮。

黃建業認為,「台灣電影宣言」參與者不算多,但分別來自媒體、教育與電影創作等領域,努力支撐這樣的期待,有共同的理想。「現在我們回頭看就看得出來,那是台灣在電影評論上改變的重要年代。」台灣新電影潮起潮退後,黃建業在1994年出版《楊德昌電影研究》,成為首部探索新電影健將楊德昌的專書。

黃建業力挺台灣新電影,也深入研究楊德昌的電影,圖為1985年侯孝賢(左)、蔡琴(右)主演的《青梅竹馬》。(傳影互動提供)
黃建業力挺台灣新電影,也深入研究楊德昌的電影,圖為1985年侯孝賢(左)、蔡琴(右)主演的《青梅竹馬》。(傳影互動提供)

1996年9月,黃建業出任國家電影資料館館長,保存電影資產是他4年任內的主要任務。他理想中的電影資料館是「電影的故宮」,「不單保存影片,也盡力挖掘、蒐集各種電影文化資產,例如:影人口述歷史及電影本事、劇照等延伸性文物。」

當時電影資料館經費有限,連可調控溫濕度的片庫都沒有。黃建業笑稱,上任第三天看到不少影片膠卷因設備不足,酸化嚴重,就覺得壓力很大、想辭職。後來看中新北市樹林工業區一處可控制溫濕度的倉庫,為爭取預算,他和時任副館長的李天礢一起遊說十餘名立委,順利獲跨黨派支持,設立片庫。他認為,電影除了藝術的意義,還有文化的意義,為挽救瀕臨危機的作品、資料文物,每位電影資料館館長都有責任努力與時間賽跑。

1988年吳念真(左起)、黃建業、時任電影圖書館館長的徐立功與導演萬仁,參加義大利貝沙洛影展的台灣新電影活動,同時赴威尼斯旅遊。(黃建業提供)
1988年吳念真(左起)、黃建業、時任電影圖書館館長的徐立功與導演萬仁,參加義大利貝沙洛影展的台灣新電影活動,同時赴威尼斯旅遊。(黃建業提供)

有別同世代影評人陳國富、焦雄屏轉向電影製作發展,黃建業仍持續撰寫影評,同時投身戲劇與教學。早在40年前、台灣小劇場起步階段,他就與耕莘實驗劇場(蘭陵劇坊前身)的金士傑等人結識,至今導過《凡人》《早餐》《太太學堂》《歌未央》《營造大師》《櫻桃園》等劇。黃建業坦言,電影是龐大的創作系統,面對的不單是藝術問題,還有現實困境。「但是劇場不一樣,排演場上有各種美好的人與人的關係,這也是我會做劇場而不見得想做電影的原因。」

書寫影評40多年的黃建業強調,電影評論可讓更多人從不同層面了解一部電影。(台北電影節提供)
書寫影評40多年的黃建業強調,電影評論可讓更多人從不同層面了解一部電影。(台北電影節提供)

電影評論其實是文化評論的一環,影評可改變觀眾,就可以進一步改變創作者或產業界。

影評書寫40餘年,黃建業強調,電影評論其實是文化評論的一環,具文化影響與開發意義,讓更多人從不同層面了解一部電影。「與其說影評可改變創作者或產業界,不如說是改變觀眾。但改變觀眾,就可以改變創作者或產業界,以這個角度更能清楚看到影評的社會功能。」

一路見證台灣新電影的崛起與衰退,也看到《海角七号》引發的國片復興與起落。黃建業指出,當前的電影產業除面對串流平台衝擊,還有以大規模商業製作為主、甚至如韓國般動員國家之力占領市場的思維,這是全球性的問題。台灣電影想從國際板塊中突圍並不容易,但很重要的是,得自本身歷史、生活與電影語法中展開新探索,背後也需要國家的推動、制度的保護,才能占得先機。

擔任國家電影資料館館長期間,黃建業致力於各種電影文化資產的蒐集。(黃建業提供)
擔任國家電影資料館館長期間,黃建業致力於各種電影文化資產的蒐集。(黃建業提供)

影展拓荒先鋒 黃建業

  • 1954年出生於香港

  • 學歷: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戲劇組碩士

  • 現職:北藝大戲劇系及電影創作研究所兼任副教授

  • 重要經歷:

  • 曾任北藝大戲劇系主任及劇本創作研究所/劇場藝術研究所所長、國家電影資料館館長、台北電影節總策劃、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副主席、金馬影展策展人等。著有《楊德昌電影研究》《人文電影的追尋》《潮流與光影》等,主編《電影辭典》《世紀回顧圖說華語電影史1896-1999》《跨世紀台灣電影實錄》等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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