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位叫「小朱」的朋友

我有兩位朱姓朋友，和我同齡，八十多年前的老同學，小朱小胡的，彼此把「小」字冠在姓前喊，示親暱，套熱乎。七十多年前，我們一起考取了海軍，在江陰接受新兵訓練，又同在青島中央海軍訓練團接受美軍一對一專業艦訓、接艦、服役。五年後的1949，兩岸分治，朝代有別，是友似敵，非敵似友。再四十多年前見面，尷尬卻有緣，嘴上小朱小胡喊，和頭上的黃白髮鬚，有了顯著地不調和。到了2020，就是四年前，兩位小朱先後離開了人間，一在上海走，一在西雅圖。剩下在台北的小胡我，得齡九十四，情不自禁，寫下了這篇悼念文。

初識朱松泉這位小朱，是在江陰練營。那時二戰結束不久，我是和蕪湖中學五名同學，同時在南京挹江門海軍總部考上的，告示上說，要去英國接收潛艇，那年頭，想出國的人特多，所以考生分子複雜，有相差五、六歲的，有在偽政府當過差怕被檢舉坐牢的，真正高中程度的學生，除了南京，只有附近幾個城市，如鎮江、無錫、當塗、揚州等。在江陰受訓，應該是的的確確苦不堪言，頂頭上司全是日本兵，說是大後方來不及調派幹部來，沒發餉，大冬天，兩人共一床被，吃不飽，穿不暖，有人開小差，抓回來便受鞭刑，鞭刑很恐怖，慎重得吹集合號全體官兵生在操場集合，由營長戴戎光（1909-1971，兼江陰要塞司令，1949年降共）親自主持，受刑人趴在地上，拉下長褲，充當劊子手的班長，不是仇恨支那兵而打，而是習慣了傳統方式，傳說日本軍營裡就是這樣，他們先在受刑人兩股間把生殖器妥移位置，便以浸了水的長繩，在空中揚起了弧度，一五一十地，打逃兵的屁股，通常二十下，褲子破了，熱氣冒噴，說是可以把雞蛋打破，敷瀉創處，趁熱可食；我們是被喊「立正」了，聚精會神地注視，看得心驚肉跳。那年冬天來得早，我們冬衣發得遲，開小差更是不乏其人。

小朱是江陰人，家住不遠，常被送吃送穿的，我們羡慕死了、好像班長們也對他好一些。晨操好比現代的五千公尺，圍繞黃山山窪跑，接著是二十一節日本海軍操。每天的洗臉刷牙以及洗澡洗衣，也是在山腳下的小溪中完成，撿石塊，破冰取水；寫到這裡，有件糗事不得不記，那就是有人在晨操進行中拉肚子，邊跑邊拉，只好寄存褲襠，幸虧綁腿綁得緊；跑到了終點小溪，兩腿加上鞋褲，統統淹沒水中，全身抖藪，料理後事；人見不怪，大哥不會笑二哥。

在江陰，我們等於陸軍，個別、班、排、連、營教練，打野外，實彈射擊等等都有了，日常操作中，就是不見應有的海軍技術課程，或任何有關操作，營房離碼頭不遠，八個月的新兵訓練，我們沒有一次被允許登過軍艦或上過船；無解呀無解！問班長問隊長，回答清一色，要我們等，他們也在等。此期間，算是不寂寞，小朱和我同班同床同食，無話不談，無等不等，成了莫逆，簡直閨密了。「小朱」「小胡」的，就那時開始喊。

1946年，除夕不久，有了天大消息，營長宣布，練兵們全被授階二等兵，分兩批去青島受訓，小朱和我是第一批。到了青島中央海軍訓練團分科學習，生活作息，和在江陰的一比較，簡直上了天堂，吃得飽，穿得暖，睡得好，只有學習太緊張又提心吊膽。海訓團是美軍第七艦隊協辦的，小朱學輪機，我在信號教室；意外的是，竟然沒有陸地出操或任何軍事課程，一律升級上等兵，說接艦後再升士官。生活管理分三個大隊，由中國軍官指揮，各教室有教官、助教各二，都是中美各一。小朱和我不同寢室，食堂裡難得碰面，功課更是忙得不亦樂乎，周末考試不及格，便被書面通知改去其它教室報到，例如帆纜教室、槍炮教室，甚至洗衣、理髮，或放映教室等，但不會被除役，後來得知，原來那時段，依據同盟國租借法案，美國贈艦租艦太密太多，我海軍當局措手不及，只有千方百計配合，一對一加速加工訓練，士兵如此，軍官如此，連艦長也如此。

學習緊張的專業課程通過了，接下來是艦訓，艦訓結束，也就是接艦的大日子，艦艉國旗換成了青天白日滿地紅，官兵們包括艦長、副長（executive officer我們習慣了喊副長，不喊副艦長）、輪機長的，都換了中國軍官，我被分發到美盛號登陸艦（LSM433），信號下士，小朱輪機下士，上了另一艘美字號（442），分屬兩個艦隊，他去了南方，我去了東北，慢慢失了連絡。 1949年春，內戰正酣，我二人都被升級調艦，他調永嘉艦升了輪機中士，在長江第一艦隊，我在第二艦隊的興安艦幹電訊中士，基地青島。那年二月間，接到電報，令興安艦去高雄，再上海，待命支援長江突圍。我知道小朱在永嘉艦，所以特別注意到他們的突圍進展，尤其關心他會成為英雄，還是狗熊？也就是說永嘉艦能否回到左營，或是被江陰砲台打沉了，再或者是永嘉真的進了左營港，小朱卻被繩索綁了，一身一臉狼狽被拖上卡車，去了牢獄。推斷都不真實，我特地由高雄前往左營，準備上永嘉看小朱，記得是四月下旬的一個燦爛日子，永嘉真的進了港，靠妥了碼頭，碼頭上圍擠好多人，熱烘烘，我退卻了，打聽到全艦官兵大半是英雄，艦長陳慶堃（1919-1983）是英雄中的英雄，小朱在內的十幾位被肯定為英雄的官兵，我眼睜睜的看到他們都被接去表揚了。我放了心，遠遠地看到他就好。

南京是1949年四月二十日丟的，突圍成功（4/21-4/23）的有永嘉、永定等11艘軍艦和3艘砲艇，沒參加突圍的，加上被江陰砲台擊沉的也不少，上海是五月二十七日易幟。沒幾天我得了個好消息，小朱連升三級；他是練兵出身的我們，第一位不戴圓帽子 （練兵到中士的帽子都是圓形），當上了少尉輪機員。

世事難料，那年12月3日我被捕了，在鳳山海軍來賓招待所談話（即審訊）時，組長（等於檢察官）說漏了嘴，說「朱松泉是英雄，幹嘛要跑！」問我，我怎知？小朱跑了，真的？我也不解。隔了十年後的1960年3月7日，我由綠島「新生訓導處」（台灣上世紀最大的政治犯監獄） 回到台北，才知道真是真的。

小朱為甚麼要跑？升官了，又拿了巨額獎金。他親口告訴我們原因，是在台灣解嚴幾十年後的事，我、小朱、錢某，還有記不清的兩三位海訓團同學，在台北國軍英雄館餐聚時小朱親口說的。「那是1949年十二月初，」說得明明白白，「聽說你小胡，還有二十多位同學陸續被捕，原因是同學宋平從香港寫信給在左營的同學陳明誠，信上附筆問你好，你便被捕。我和宋平走得近，一定有信給我，當時一定被扣住了，伺機發落，我不能束手待斃，正好有個機會，我便在新加坡跳船了。」跳船便是逃兵的意思，是海軍裡的習慣說法。幾十年後，證明了小朱當年的判斷和痛下決定，是絕對正確，因為好幾位當年也是英雄，不多久，真的都被捕了，成了狗熊。理由是和宋平有信件往來，便證明了他們私交甚篤，我的判決書上就是這樣寫的，「私交甚篤」就會洩漏軍機；小朱這次有膽識敢回台灣，因為他以僑胞身分，何況，半世紀了，台灣已經改了朝換了代，我們都被發了平反證書。

開放探親後，我去上海，宋平來酒店看我，說，我信上甚麼都沒說，只報平安，我又不是共產黨，哪曉得竟闖下如此大禍。

在獄中十年，我不止一次地想，共產黨好笨，如果他們發動兩岸曾是同僚同學的海軍官兵生們，一人一信向台灣寄的話，那結果將是怎樣！

現在說說另一位小朱，他叫朱正安，是我初中、高中同班同學，在家鄉蕪湖是鄰居，當了兵又同在江陰在青島兩地受訓；正式服役時，曾三度同一軍艦服役，而且，有一時段，我二人有緣，以同階在同一電訊室和信號台上下班值勤，這是極其難得的巧合，他是電訊上士，我是信號上士，他用耳也會用眼，我用眼也會用耳，這是兩人同在一艘軍艦艦訓時互教互學的。通信官很開明，說編制上那是規定，實情上我會通融，你二位工作如何安排調適，只要順暢不誤事就好。

1987年兩岸開放探親後，我是怎樣找到朱正安這位小朱的，說來趣事一椿。小朱和我有一位共同的女同學叫郭懷悟，我找到了她，已經高齡七十多的老太太，見到我很高興，說，「儂肯定他在上海，沒死脫，阿拉就能找得到。」 果然，不到一星期，她把小朱的電話給了我，原來她是從戶政機關離休下來的。在上海有戶籍登記「朱正安」的有一百多，她篩選了十幾名可能疑是「小朱」給我。

先擱下小朱和我小胡的見面歡不說。2015年6月26日，《中國時報》有篇林文正先生寫的「用爭議羅織罪名」，倒數第二段是這樣寫的：

胡子丹，也沒改他對國家的認同，他在民國37年，畢業於青島海軍學校，與他最好的同學一起坐太平輪南下，他到了左營，但卻被說思想傾共，被關到綠島，而他的同學去守江陰要塞。民國43年11月13，太平艦於大陳島海域被共軍的魚雷快艇擊沉。多年後，胡子丹與這位同學在上海見面，同學說：「是我下的攻擊令，當時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你啊！」胡子丹聽到這裡，淚涔涔下。

林文中寫的這位同學便是「小朱」朱正安，文中最大訛誤，是我從沒在太平軍艦上幹過，那時（1949-1960）我在台灣是被關在綠島監獄裡，坐政治犯的牢。文中最後幾句話說得真實，我確是「淚涔涔下」。

1949年初，我申調美和艦，因為我家人獲准遷居左營，母親姐弟們暫居上海離江南造船所很近的龍華路，等待我服役的美和艦直接開往左營；那時段，美和艦的任務是撤眷、運輸，所以上海、定海、左營，來來回回三地跑，我不在上海時，家中便由小朱代勞照應了。小朱在家鄉時，朱媽媽和胡媽媽便親近得好比姐妹淘，他無父，我也是，兩位老太太便很自然地互有往來取暖。上海忙亂期間，我一直忙著把家人從家鄉蕪湖接來上海，和小朱不在同一艘軍艦，不確定小朱有沒有申請朱媽媽去左營。到了四月下旬，有夜，我艦由定海開上海途中，小朱用key告訴我，說他們正是突圍夜航中，要來上海了，緊張感染了停泊在上海江南造船所碼頭的所有艦艇，原來江陰砲台降共了，她們二十來艘艦艇能否吉多凶少，還是逢凶化吉，安全突圍，都是未知數。他說保持holding key，我ok。現在查到了那一天是四月二十三日夜，他說艦長已下棄船令，他將跳水求生，「我媽媽拜託你了」。幾天後得知他已被俘，在蘇州街上，在長長被俘行列中，和他同一命運的興安艦同僚張宗耀兄，後來在上海告知我，中共對他們的處置是自費回上海當英雄，或集體回南京也當英雄，小朱選擇去上海找媽媽去。張兄來台北，多年後，有天相遇，他說他將移居美國，前幾年在華視工程部工作，聽說海軍裡的官兵被捕不少，他有點怕怕。

和小朱相遇，彼此最大的成就，就是成家立業了。1987年12月初，我二人在上海新亞飯店見面，那時他已離休，在上海儀表電訊工業局擔任高級工程師。他告訴我一件往事，1954年11月13日夜，太平艦在大陳島海域被他們魚雷快艇擊沉，「是我用雷達設定的！」各為其主，能說啥？這就是那個時代的故事，沒有爭議。

我14歲喪父，生活靠大我三歲的哥哥，和大我八歲的姐姐打工養家，而小朱家也是同樣情形沒有父親，又沒兄沒姐的，靠什麼維生呢？半世紀後小朱小胡的兩人相逢，卻在兩張名片上看到了端倪，他大兒子叫朱紅兵，小兒子朱紅衛，「紅衛兵」得如此厲害，尤其小兒子的學經歷驚人，上海交通大學航天研究所博士，美國某公司（我忘了其名）高級研究員，住豪宅，代步自用車，這在當時的台北，我輩同學們也很少有此情形的。原來他有位長輩是高幹，小朱自己和他家人們，是一直受到照應的。小朱更是從小就被安排。

半世紀來，這三位小人物，小朱小胡又小朱的，彼此情意稠蜜，是命運糊弄了他們？還是他們糊弄了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