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史話－白崇禧二二八止痛療傷

旺報【文╱白先勇、廖彥博】 到了民國36年年初，台灣全島，由上到下，已經漸成亂象。陳儀卻仍然感覺良好，認為台灣人民久經日本管制，具有守法精神，不至於起亂事。 民國35年（1946）8月，中央「閩台區接收處理敵偽物資工作清查團」抵台，查出貿易局局長于百溪、主任祕書朱經霖兩人貪瀆不法，侵占公家財物，向國民政府聲請查辦。陳儀長官雖將兩人免職候審，但是此後一直有「陳長官干預司法審理」的傳言出現。于百溪的貪汙案，經過台北地方法院的審理，最後竟在民國36年2月27日（也就是爆發「緝菸血案」的當天），獲得不起訴處分。長官公署的形象和陳儀的威信，也因為此案而受到重大的打擊。 省籍情結油然而生 最後，大陸來台官員種種貪汙舞弊的不法行為，摻雜原本台灣社會已經存在的省籍情結，使得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間，鴻溝更加擴大。台灣百姓因此將大陸來台的外省人，蔑稱為「阿山」。更可議的，是戰後從大陸凱旋返鄉的台籍人士。他們其中有不少人在接收日產過程中，趁機中飽私囊，搖身一變，成為政、商兩棲的新貴。這些有祖國經驗的台灣人，被稱作「半山」，意思就是「半個阿山」。陳儀政府選擇和「半山」集團合作，阻絕台灣本地政治菁英和國民黨其他派系的政治參與，結果，「半山」集團不能扮演溝通橋梁的功能，長官公署反而落入四面孤立的窘境。 到了民國36年年初，台灣全島，由上到下，已經漸成亂象。陳儀卻仍然感覺良好，認為台灣人民久經日本管制，具有守法精神，不至於起亂事，因此還將原來駐台的國軍（因裝備與軍紀問題，飽受台人責難）調回大陸，全台守軍只剩5千餘人。以自由主義立場聞名的上海《觀察》周刊，派駐台灣的特約記者，在這個時候發出一篇通信專題報導，題為〈隨時可以發生暴動的台灣〉。在報導裡，作者認為台灣行政長官權力龐大，和原日本台灣總督幾乎沒有差別，失業人口急遽增加，物價猖獗，購買力低微，「因而引起了一切社會的不安、貪汙、舞弊、搶劫、淫逸和走私等等問題。」台灣維持特殊的經濟統制政策，但是並沒有能解決問題。專賣局和貿易局的貪汙，「至今將以不了了之」。最後：「據我在台灣的觀察，我直覺地感到，今日台灣危機四伏，岌岌可危，是隨時可能發生騷亂或暴動的。」 這篇報導寫於2月中旬，到刊出時，是民國36年3月8日，二二八事件已然爆發。 2月27日晚間，專賣局緝私幹員，在台北市太平町（今延平北路）「天馬茶房」前，取締女私菸販林江邁，將林婦身上的香菸、錢財全部沒收。林婦以家計困難，跪地苦苦哀懇，請求返還部分公菸，但幹員堅持不肯，還以槍托毆擊林江邁頭部，導致她當場血流如注。圍觀民眾群情激憤，包圍幹員，幹員逃離時，欲對空鳴槍示警，流彈卻意外誤傷圍觀的民眾陳文溪，隔日致死。陳文溪的兄長是當地著名的角頭流氓，憤怒的群眾當晚包圍警察局，要求懲辦兇手，另有人沿街敲鑼打鼓，號召聲援。 28日上午，群眾衝擊肇事的專賣局台北分局（今彰化銀行台北分行），燒毀公物、菸酒、汽車，打死外省職員兩名；同時，大批請願民眾在長官公署前廣場（今中山南路、忠孝東路圓環），遭到公署衛兵開槍20餘響示警，打死兩人，憤怒的民眾，開始四處追打外省人；下午，暴民占領位於新公園內的台灣廣播電台，向全台播送事變消息。 悲劇導火線處委會 2月28日到3月4日，動亂蔓延全省。各縣市群眾攻擊警察和駐軍，搶奪武器彈藥，砸燒公家機關。台灣本省警察大多是日警改編，心理上傾向群眾，放任武器被奪。台人四處搜捕外省人，或沿路以台、日語盤問，毆打「阿山」，外省公教人員倉皇躲避，死傷上百，局勢全面失控，動盪混亂，難以收拾。省方駐軍不足，無法恢復秩序，於是，先是在台北市，由台灣本地仕紳和「半山」組成的「緝菸血案調查委員會」登場；接著，在獲得陳儀長官的接見與善意回應後，調查委員會在3月2日改組為官民合作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簡稱「處委會」）。 但是，正是這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卻成為悲劇的導火線。首先是各商會、工會、學生、政治團體，見到「處委會」能和官方平起平坐，於是紛紛謀求加入，所以「處委會」的代表人數激增，當中的派系和意見也愈來愈駁雜激烈，不但組織膨脹，設立2局8組，還在全省各縣市成立分會。3月7日，由省參議員、「處委會」宣傳組長王添火丁（1901-1947）起草「32條處理大綱」，沒想到會場上各方代表紛紛加碼，又另外提出「10項要求」，裡面包括「處委會」有權改組長官公署、撤銷警備司令部、以台人充任台灣駐軍，不參加中國內戰等，無一不觸犯當局的大忌。有學者認為，「處委會」已遭官方特務滲透，故意提出這類要求，以做為將來鎮壓口實。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