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奇摩新聞 凡掙扎過的，必留痕跡——《年少日記》
文：任弘毅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錯覺，青少年自殺似乎已經是老生常談的題材，但認真一想，又似乎沒有什麼本土電影焦點探討過這個現象，《年少日記》的上映及隨之而來的熱潮，讓我不由得重新反思這個問題，尤其是電影如何呈現自殺者的心理掙扎，以及帶給青少年觀眾的啟示。
概念上說，《年少日記》概括的範疇很多，有原生家庭、青少年自殺、菁英主義教育、世代衝突等，一切都在「日記」所記之範圍內，但青少年自殺無疑是全劇最核心的元素。電影以弟弟鄭有傑的死亡貫穿全劇，從家庭背景、成長掙扎一直到死後對哥哥鄭有俊的衝擊，彷彿《日記》尚存，有傑就從未離開過。
我為「不適者」悼亡
觀畢全劇，我尤其欣賞卓導對於自殺者心理掙扎的呈現。自殺並非一朝一夕、衝動之下的舉措，沒有人遇到挫折的第一個念頭就是放棄，必然是經過無數次的以命相搏，直至耗盡所有力氣，深知兵盡矢窮，方才一句「我唔係啲咩重要既人」。值得留意的是，與廣義上卡繆（Albert Camus）所謂出於逃避荒謬的自殺[1]不同，青少年學生自殺更貼近一種「過度社會化」的逃逸。假如說菁英主義教育就是「適者生存」，那麼電影中有傑之死，便是「不適者」的映照。
電影最讓我錐心泣血的設計，便是暴露了這種教育環境下「適者」的存在：在現實中成功完成異化的高材生、在電影中活下來的有俊，與亡者形成了極為強烈的對比，不遺餘力地揭示著他們身後的權力結構。誰才是「常態」？假如說兇猛的競爭能力是學生理所當然的目標，那麼沒有讀書天份的人是不是死有餘辜？假如說安於平庸的現狀才是應份之事，那麼力求上進的學生是不是就成了競尚豪奢之輩？
上面所說的兩則標準，恰恰印證傅柯（Michel Foucault）的權力論述[2]。他認為社會上的「規範」並無獨立存在的本源，而是產生自不同意識形態的權力鬥爭，勝利者只有藉此把自己的主張正當化，才成為某種「真理」、某種「權威」。當一種規範在某個場域中成熟（例如電影中的「華沙小學」），便會形成一種「物競天擇」的機制。這種微觀下的「社會化（socialisation）」，美其名曰「菁英主義」，實質上往往是惡性競爭（中國內地流行詞：「內卷」），適者固然「夾道花香襯馬蹄」，但不適者呢？心理學家卡倫 · 霍尼（Karen Horney）指出[3]，社會化的失敗，往往導致不少心理障礙，以致人格產生一定程度的變形，她歸納為討好型、攻擊型和隔離型三種人格。
無獨有偶，無政府主義者卡辛斯基指出，社會上的一些場域存在著「過度社會化」[4]的現象，往往導致那些被「規範」判定為「失敗者」的人感到自卑、內疚，把外界的一切不滿視同自己辜負了他人的期望，一如有傑每次被鄭父責打時的哀求：「對唔住，我以後唔敢啦⋯⋯對唔住啊⋯⋯對唔住⋯⋯」
這些主流論述下的「失敗者」，要麼逃入另一個得以安身的場域（即與主流論述相反之「規範」），要麼就像有傑一樣，逃無可逃，一死以謝父母。
不知應否說是一種諷刺，電影中「適者」與「不適者」更設計為一對兄弟，分明血濃於水，卻也能被龐大而透明的權威論述隔開。每次弟弟受難，哥哥充耳不聞，深受菁英教條薰陶的他「心底都睇佢唔起」，直到兩人陰陽兩隔、鄭父臨終，方才對著一本《日記》懺悔。
《日記》的啟示
慶幸鄭有俊長大後，沒有成為鄭父一樣的人。當年有傑學琴時沒能成為的「好老師」，有俊承其遺志，在遇到像Vincent和班長一樣的學生時，趕在他們退無可退之前搭上一把手。僅僅是一個擁抱、一聲吶喊，就能把為尋死而累積的壓抑釋放大半。若倖存的「適者」心中，仍有一絲未被馴化的惻隱，那麼再老的調子也必須重彈：請對身邊的人多一份關心。若情況許可，請放膽與「不適者」一起逆流同行。
我也曾是一個「不適者」。前陣子入場觀影哭了不止兩次，一些中學同學深有同感，彷彿畢業以後，我們呼吸著的盡是倖存者的空氣。電影無疑還原了我們大半的讀書生涯，小野（盧鎮業）一段「我知大家都叫你做『蛋糕』⋯⋯老師同學生都可以係朋友⋯⋯」瞬間把我拉回那個水深火熱的青春期。及今離開中學，鄭sir（盧鎮業飾）那想吼出來又吞下肚的「扑你個街，你副校黎㗎，咁撚樣講嘢？」以及輸入又刪除的留言「你班扑街」，又是道出另一種切身的壓抑。
有人說電影後半段的節奏有些混亂，鄭氏父子的和解顯得牽強，我卻認為無甚大礙，鄭父的懺悔可視作「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而父子倆其實也說不上「和解」，有俊向來是鄭父的寵兒，兩人相擁而泣更像是承認共業。我認同電影後半，步伐確實有略顯急促之處，但翻查卓導的訪問[5]，《年少日記》初版實為兩小時，大幅剪去45分鐘，才有現在95分鐘的公映版本，當中鄭父略嫌生硬的轉變，我想也無可厚非。
從現在的角度回顧如「有傑」般的自己，我開始相信一件事：那就是凡掙扎過的，必留痕跡。但凡一字半句尚存，他們年少時的血就不會白流。須知血肉擲地，決不虛響，亡者漫長的回音，還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