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奇摩新聞 
劉水：我的兩次「政治犯」勞教經歷（二）
剛才帶我倆進來的獄警在辦公室喊叫「叫新來的學員進來！」。囚犯催促「安子」在叫，快去中隊辦公室。我這才看清，這位獄警非常年輕，短髮，身形瘦削，皮膚煞白。他面無表情地自我介紹是九中隊指導員。他邊翻閱我倆的檔案，邊宣佈獄規所紀「五要十不准」。隨後，我們填寫了入獄登記表。他最後厲聲命令道，你們不要傳播蘭州和北京發生的反革命動亂，小心我關你們禁閉。
我辯解道，我們不是罪犯，是愛國者，參加組織的是愛國民主運動。指導員站起來狠狠地說，你們還愛國？誰說你們是罪犯啊？愛國會燒死那麼多戒嚴軍人？！田達海回答，不是學生幹的，他們開槍殺人。他又警告說，中隊現在沒空房，否則單獨關押你們，讓你們好好反思反思。
後來，我才漸漸知悉，囚犯私下起外號「安子」的指導員，名叫安天福，他為什麼怒火沖天。原來他是獄警世家，其父就是本所獄警，其妻是獄部醫生。他曾在新疆邊防部隊服役，退伍後子承父業。再後來，一位「三進宮」囚犯告訴我，安子當兵前可是平安台一帶的「小惡霸」。
我分在一分隊，田達海分去前院的二分隊。我與田達海揮手告別。他拿著行李被帶去前院二分隊。
圍攏而來的不少囚犯，裸露的肉體上刺滿紋身，脖頸、前後背、手臂和手背，獨露臉部。在看守所一個月，見識過殺人犯等各種危重刑事犯，我心裡反倒很坦然。
我主動告訴兇神惡煞的圍觀囚犯，一個月前在北京長安街抵抗過槍林彈雨，他們馬上肅然起敬。此後，入獄「新兵」常見的「見面禮」免去了。囚犯們低聲打聽：「你是大學生？哪個大學的？」「聽說北京開槍了，死人了沒？」「抓了多少學生？」「啥時候放我們？」……在看守所習慣了老犯的閉塞和好奇，我樂於告訴他們北京屠城真相。
有人拿來一個小馬紮(折疊椅)，有人拿來髒汙的圍巾，有人端來一盆水，有人搬走所有行李。在看守所很少能曬到陽光，加上饑餓，我的身體浮腫、虛弱；那時理的光頭，頭髮已漸長。他們將剃鬚刀後面的刀架卸掉，用一根火柴梗墊支，然後旋緊螺絲。刀刃可最大角度地貼近頭皮。如此，給我刮的光頭，摸不到發根，肉乎乎的，還刮破幾處頭皮。
我們曾在看守所非常抗拒理光頭，這有關個人尊嚴；沒有一款法律條文規定，囚犯必須理光頭。同時，為抗議克扣囚糧，我們各個監倉，串通合唱《國際歌》。
看守所生活環境實在太惡劣，不能洗澡、不常洗衣，身上生滿蝨子。後來，為個人衛生計，我主動理光頭。在我以後兩次牢獄生涯中，囚犯理光頭，幾是「慣例」。唯獨在深圳收教所，反而禁止囚犯理光頭，我常犯規理光頭。對著幹，其實就為表明一種無聲的抗爭。自從深圳出獄後，我理光頭十多個年頭了。
我被安置在緊挨管教值班室的一組。一個監倉為一個小組，滿編21人。分隊大院，一溜五間監房，最西頭靠近旱廁那間，是囚犯個人物品保管房，專人專管。教室大小的監倉，塞滿高低鐵床，白色牆壁烏黑烏黑；辨不清顏色的地板，閃著亮光。我的床位在靠門的上鋪，伸手就到窗外。有人替我鋪好了床鋪。靠近裡側牆壁，單獨靠放一張單層鐵床，前面放張掉漆的桌子。桌面垂懸而下的白布上，畫繪一隻一米見長的回頭上山虎，張著血盆大口，竟也惟妙惟肖。
組長叫劉國強，跟我同齡，穿一身嶄新的草綠色軍便服，戴綠色軍帽。勞教所沒有配發統一囚服，囚犯大多自備草綠或深藍色軍警服，戴草綠軍帽。當然不能佩戴帽徽和領章。他的馬仔看起來不到20歲，狐假虎威，呵呼我馬上寫一份犯罪經過交代書。他遞上來幾張信紙和一支筆。我未搭理。組長揮手制止了小馬仔。
我問，誰有香煙？看守所禁止吸煙，我被迫戒煙一個月。緊挨我床鋪的小圓臉，笑嘻嘻地遞過來一張用報紙裁製的捲煙紙，又從被褥下翻出一袋細碎煙葉，說：「莫合煙，你抽得慣麼？」劉組長沒言聲，拋給我一支「蘭州牌」香煙。我下鋪被喚作「西固」的男子，站起來用火柴給我點燃。謝過他們。我大吸幾口，頭暈目眩，想要嘔吐。很久沒吸煙了，大口吸反而倒胃口。他們哈哈大笑起來。氣氛頓時變得輕鬆起來。
從看守所到勞教所，無異於從地獄到「天堂」。
監倉裡竟然有幾把吉它。我進倉時，有人高高坐在床頭，在撫琴彈唱。監倉門晝夜都不上鎖，可自由出入。只在夜間出倉如廁時，轉頭對著中隊院門的囚犯值班室，大喊一句：「報告，上廁所！」即可，都會被許可。
更讓我非常意外的是，監倉裡居然有三個現役軍人，分別是來自甘南的騎兵、張掖的坦克兵和榆中的通信兵。依照勞教條例規定，學員可保留公職和軍籍，也即他們服滿勞教期，可以回原單位、原部隊繼續工作、服役。只是他們的帽徽和領章被撕掉了，個人被服鞋帽全是軍隊用品。唯獨參加學運的我們被從重處罰，開除學籍，這是後話。
我在勞教所的自由空間大大得到延展，能經見陽光白雲、風雪雨露和春夏秋冬，能讀書、寫字，能從視窗望見院外嘩啦啦作響的楊樹綠葉。看守所擁擠的水泥炕通鋪，變成勞教所的單獨床位。我打定心思坐滿一年三個月牢獄，455天。我在床邊牆壁上用手指甲刻下一道杠。
在看守所時，蘭州大學、西北師院、甘肅農學院、蘭州商學院、西北民院、甘工大、蘭州醫學院、甘肅中醫學院、蘭州鐵道學院，還有甘肅省物資學校、甘肅省財政學校等幾所中等專業學校，以及蘭州幾所中學學生，共計幾十名「反革命學運分子」，串通達成共識：服管不認罪。這也是我在勞教所的底線。
甘肅省勞教所實為一座勞教農場，前身是蘭州八家單位的「右派」勞教農場。囚犯們種植小麥、玉米和大豆，養豬牧羊；一大隊女犯打理蘋果園。我不怕苦役。文革十年，我隨「老幹部」父母下放貧瘠的西北農村，住窯洞、點煤油燈、深溝挑水、學校組織支農、砍柴、挖藥材……所有的苦厄日子我都有歷練，所有的農活我都幹過。
籃球場邊高大的監牆上，用黑色塗料刷寫著一人高的六字勞教政策：教育、感化、挽救。教育挽救第一，生產勞動第二。我倒覺得，恰恰相反或徒然。共產極權最大的罪惡，即妄想用最殘酷、最原始、最繁重的肉體勞動和長久的饑餓，讓你為一杯水、半個饅頭主動屈從。所謂勞動改造，就是通過對肉體的折磨，從而摧毀一個人的精神世界——主動放棄異端思想和異議行動。專制政權往往盲目自大：對於絕大多數人，肉體可以主宰精神；可它常常低估：有的人，精神可以主宰肉體。
1918年蘇維埃靠暴力奪取政權後，列寧提出鎮壓反革命、用勞動改造靈魂的邪惡國策，由此誕生遍佈蘇聯蠻荒大地上的勞改、勞教「古拉格」集中營。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紛紛全盤複製，中共更不例外。
我們趕上了農忙季節。
劉水 中國資深媒體人，曾任香港大公報·大週刊深圳總編部採訪主任、《南方都市報》駐深圳記者兼編輯、《深圳晚報》記者。現為自由作家，政治異議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