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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水：父親的革命江湖（一）
中共是父親的教父。
本文意在廓清父輩是怎樣被共產革命所裹挾，這是我對父輩的義務。——題記
1924年11月，父親劉彥虎，出生於甘肅省慶陽市合水縣肖咀鄉老莊村。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延安之後，這裡成為陜甘寧邊區的一部分。
1942年，十八歲的父親參加八路軍，東渡黃河在山西前線抗擊日軍；國共內戰期間，參加延安保衛戰，解放太原、西安和蘭州等戰役。
家父於1949年加入中共。1950年在西北軍區司令部（後為蘭州軍區，現西部戰區）後勤部任軍官，後又調配兵役局（現武裝部）繼續服役；1955年被授予尉官軍銜；1958年大裁軍，父親轉業在地方政府、糧食部門工作；文革期間，全家下放西北農村十年；1986年父親超齡離休；2009年父親遭遇暴力拆遷，險喪性命；2016年92歲罹患肺癌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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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5歲時，家族與惡霸械鬥，爺爺不幸早逝。他留下的幾畝薄田，不足以養家糊口。父親自小就幹農活，打短工或販賣牛羊，沒有上過一天學。1942年的一天，父親在肖咀鄉趕集，正逢八路軍招兵買馬，聲稱是窮人的隊伍，有飯吃有衣穿，於是父親瞞著家人參加八路軍。而他參加的中共部隊，並不屬於國共抗戰國軍序列第八路軍的三個正規師，而是共軍的獨立部隊。
父親像一粒沙子，糊里糊塗被吸納進革命潮流，這一年他十八歲。毛澤東在延安接受斯諾採訪時曾說：「感謝日本人的進入，我們才有機會擴張勢力。」這就明確了所謂革命的目標就為奪權，無關於民族獨立和國土完整。費正清指出：「（抗戰爆發國共第二次合作）這些當然都是戰術上的權宜之計，藉以在舉國抗戰的嶄新形勢下趁機擴張中共的勢力。」（《美國與中國》第四版，2001年1月，中國世界知識出版社，P272。下同。）
吃飽肚子，是父親那代人參加共產革命的直接動機，而中共正是以此鼓惑並動員底層民眾加入革命隊伍。那個年代個人選擇機會極度窄縮，革命成為一種無法抗拒的流行病，不惜以身家性命下賭注。奪權成功即為勝利者，個人服從黨的指揮然後得到益處。而這個中共當初的所謂平等、自由、尊嚴等革命口號，成為革命動員的手段，不是其目標。這其實跟封建王朝末期的農民起義，利用妖術和邪教動員社會，手段是一致的。只不過共產黨人拿來西方自由與民主標簽，用以蒙騙社會大眾。
我們必須指明，共產黨人僅把自由與民主當作口號來喊，而在制度層面並未有符合人性文明的設計，並且鉗制、剝奪公民自由與權利，有甚於它所反對並推翻的國民黨政府。他們將民主抽象為黨內民主。所謂黨內民主，那不叫民主，而是政黨利益共同體服從個人權力意志的表決。
人民始終是被權力奴役的對象，而不是分享並主宰權力的主體，這是對民主制度的反動。民主制度是國家「主權歸民」——人民通過全民投票讓渡部分權力組建政府而實施多數人統治，並尊重少數人利益的制度安排。
父親與他的戰友，在蠻荒的西北高原戰地馳騁。他們常以炒麵 （小麥、黃豆等炒熟，磨粉，用水攪拌成團狀）果腹。即使到「抗美援朝」，「志願軍」也是以炒麵作為軍糧。父親說，戰爭期間隨時會斷糧，餓肚子是常事。
國民政府非經全民選舉產生，同樣沒有權力來源合法性，因此，中共的造反和革命便被賦予正當性和合理性。但是，中共造反的唯一目標就是奪權，只要能奪得權力，哪怕血流成河，任何手段都被虛構為崇高的革命意義。
倖存者成為權力統治者或維持權力運轉的無數螺絲釘，然後權力變成維穩控制、貪腐自肥和階級鬥爭互害機制，並伴隨著領袖獨裁，與當初新民主主義革命動員社會的目標背道而馳。個人自由、政治權利和個人私產被限制和剝奪，所謂民主協商機制、人民當家作主都成為空頭支票。
八路軍地方部隊與國軍製造摩擦，專幹搶占地盤建立根據地、擴大「紅區」的綠林營生。國軍主力部隊在正面戰場與日寇決戰，部份在黃河以東抗擊日軍西進，捍衛國土；共軍以實力和地盤最大化作為抗戰目標，當然也有小規模的游擊抗日。這個時期，父親所在的部隊，在陜甘寧邊區西南邊緣的游擊地帶，與回民軍閥、「西北王」馬家軍展開拉鋸戰。國共紅白兩區，在此犬牙交錯。
父親偶爾會給我們講故事。在慶城縣赤城爭奪戰中，他們一股八路軍被馬家軍騎兵包圍在城墻圍子裡。馬家軍騎著高頭大馬，揮舞大刀，輪番沖擊。八路軍不支，突圍出城。父親扛著擲彈筒奉命在後掩護。等打光炮彈，從城墻上翻跳下來，馬家軍騎兵已從城門旋風般沖進圍子。背後馬蹄噠噠，殺聲震天，眼看大刀就要落在頭上。父親側身用擲彈筒架住砍刀，就勢滾落黃土溝，才留下性命。
文革期間，我家下放農村，發配在慶陽縣赤城公社白馬大隊（現甘肅省慶城縣白馬鋪鄉）。父親作為靠邊站的老幹部，早已下放許多年了。大隊部與公社所在地赤城相距20里，一條黃土公路南北相連。我等代表所在的白馬初級中學，參加全公社學生田徑運動會，步行到公社所在地。赤城中學設在原來的城墻內，師生就住在城墻上挖出來的一孔孔窯洞裡。我的兄姐都曾在這所中學住校就讀，運動會假此舉辦。
我好奇地獨自跑去瞻仰父親戰鬥過的地方。城墻坍塌，荒草萋萋，已沒任何戰爭遺跡。父親也曾短暫在赤城糧管所工作，我家仍借住在白馬大隊老鄉的窯洞裡。我清晰地記得，父親調回白馬糧管所那天，一位老鄉趕著毛驢車送回父親和行李。
中共軍隊固然與老百姓打成一片，但軍糧和軍服攤派，卻讓貧困的西北老百姓不堪重負。部隊下達每戶的軍鞋任務，老百姓根本沒布料完成，於是用玉米棒包皮填充鞋底做鞋充數。這種鞋子很快就會破損。父親與他的戰友們不得不取下綁腿裹腳，幾乎赤腳在雪地裡行軍作戰。
黃仁宇分析蔣敗毛勝原因：蔣介石僅完成作為獨立國家的高層軍政權力架構，廣闊的鄉村仍被地方軍閥割據，嚴格講蔣介石並未統一中國；毛澤東通過土地革命，收買工農，及時完成基層權力建設，最終以農村包圍城市奪得政權。
漢納·阿倫特將社會主義斯大林與納粹希特勒等同，她使用「共產極權」描述全球共產社會主義實踐的殘暴與獨裁。中共取得基層政權，正是通過「打土豪分田地」等暴力手段，切斷鄉村自治和鄉紳耕讀傳家的自然人文格局。
中共取勝還在於豎起共產主義烏托邦天梯，自己踩在土地上，以美好的未來做誘惑，將人等同於低等動物驅使，將人體能量發揮到極致，讓人們攀爬上毫無盡頭的虛幻天梯，然後數百萬成千萬地獻身死亡，最後換來的卻是一個專制獨裁政權。一旦邪惡思想與戰爭結合，人類將萬劫不復。
中共早期承諾「耕者有其田」動員民眾奪取政權，極有可能在「耕者無其田」「居者無其屋」謊言中結束統治——中國農民對土地只有使用權卻無所有權，城市居民商品房只有建築所有權卻無樓下土地所有權。所謂憲法權利「主權歸民」實質是「主權歸政府」。
這不僅違憲、違背民意，而且觸犯天條。實際上中共自1927年南昌和秋收起義之後，朱德與毛澤東建立第一個根據地井岡山，也就預示著中共作為小農意識濃厚的組織，對土地和財富天然具有侵占欲，頗得歷朝農民起義的真傳。
「朱毛」在井岡山踞險稱王，儘管出於生存需要，但靠武裝暴力收編地方武裝，打破了當地原有社會秩序，實難論誰好誰壞；後期紅軍長征到達陜北，排擠、迫害建立陜北根據地的劉志丹，如出一轍。
費正清評價：「毛在那裡（井岡山）集結了叛亂力量的源泉即人力和糧食。」、「紅軍作為政黨的階級隊伍，（在蘇維埃政權）尤其享有特權。為了確立政治控制，他們既採取古老的農民起義方式，又以階級鬥爭名義，用暴力重新分配了土地。」（《美國與中國》，P268、269）。
中共建政後，將私人土地和住房全部收歸國有（實為政府所有）。近年遍布城鄉的暴征血拆，同樣都是對土地與財富的貪婪掠奪和瘋狂占有，近乎於公開搶劫，這在暴政邏輯上前後是一致的。
當需要普通工農打江山時，中共跟工農站在一起，化身為工農的一分子；當奪權成功，工農便被拋棄，曾經承諾的自由和土地等統統反悔。曾經承諾解放全人類，結果首先通過頻密的政治運動將自己的同志拋棄和消滅。
革命的過程，不光血腥暴力，而且貫穿著等級制度。那些居於權勢金字塔頂者，被認為是最為可靠和忠誠的同志，他們結成利益共同體，自授權位，同時享有婚配的性特權——性混亂，多婚，子女被送往蘇聯避難並接受良好教育。
中共高層的性特權，不僅表現在對中低層官兵實行禁欲主義，而且映射出封建特權階層的男權思維，這跟後來他們建立的共和國，靠暴力實行人治，一脈相承。在奪權時，許諾民主，奪權後，實行專制，這是共產極權的最大特色之一。
中共高級領導人的個人才智，在殺戮——奪權——統治——權力傾軋的敵我不安全感中虛耗，而不是造福國家、服務社會、保障民權。用權利制衡權力，將統治者關進籠子馴服，今日的台灣就是如此，中國大陸一定也有這一天。
普通工農賣命者，沒有這種特權，死後連名字都不會留下。沒有比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更冷血的革命記載。以犧牲絕大多數人生命成就虛假的集體記憶，少數中共高級官員對應著數百萬死亡的無名集體。
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領導層，踐踏著無數同志的屍體，登上天安門城樓，竟然捨不得記載那些倒下的同志姓名，並在奪權後撫恤他們的親屬。不僅不會撫恤死者，反而把那些倖存戰友，通過政治運動一個個消滅。
中共黨旗確實是血染的，不僅有同志的鮮血，而且還有被稱為敵人的鮮血。「槍桿子裡面出政權」，這是中共迷信暴力最為赤裸裸的證詞和實踐。
（待續）
2021年6月，父親節定稿
劉水 1989年中國民運學生領袖，先後四次入獄，多次被拘押、驅逐，曾在南方都市報、大公報大周刊深圳總編部、深圳晚報等九家媒體任職記者、編輯和主編。致力於大陸言論自由、社會進步和制度民主和平轉型寫作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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