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宣言：問全球南方，誰主浮沉？

常人多以為中共外交只是充滿左派意識形態的口號，激進卻脫離國際社會的現實，好像除了「內宣」沒有真正的效果。比如「丟掉幻想準備鬥爭」、「東風壓倒西風」、「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世界鄉村包圍世界城市」、「大打、早打核大戰」等等。外行者還將這些印象連結到新冠疫情時期北京外交官與西方進行的所謂「戰狼式」辯論。這種看法的嚴重缺陷，是預設中國外交的聽眾都位處西方已開發國家。而這部分聽眾，不僅因其媒體認知架構所限，且在日益不平等的全球化世界社會中，其實占比並不高。

革命外交時期中共的主張充滿鬥爭性，「敢於鬥爭」也確實一直是其外交風格。但中國外交實踐還有很多可操作、訴求性強，甚至能與時俱進的元素。最近習近平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表70周年北京宣言》標舉的、源自1950年代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即是中國外交主張的長青樹，並首先在脫殖各國聚集的1955年印尼萬隆會議，由周恩來推廣。在與尼克森、戈巴契夫推動大國關係正常化之後，五原則和1980年代的「獨立自主和平外交」就成為直到今日「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基本原則，並和習近平的「三大倡議」連結。

「五原則」與「獨立自主外交」兩者出現相差近30年，但是有一個共同的基因，就是訴求戰後大量脫離西方獨立的、經濟尚在「半封建半殖民」卻人口眾多的、「一國一票」的「第三世界」國家。一定程度上，台北當年在聯合國逐漸落居劣勢，與中蘇爭相拉攏的這些國家有相當關係。這個過程並非「一帶一路」、「亞投行」等大項目灑出後的結果，而是1970年代以來美、蘇都未能成功吸納它們加盟自己的漫長過程。

胡耀邦與江澤民從1982年的「十二大」起至2002年的「十六大」都並用了「第三世界」和「發展中國家」。前者是被毛澤東政治化的概念，用意是區隔美蘇霸權的第一世界與其他已開發國家的第二世界。言下之意前兩者都是「世界城市」，中國則像是弱勢的「世界鄉村、第三世界」的天然領袖。

發展中國家一語相對中性，從強調「和諧世界」外交的胡錦濤2008年「十七大」起，包括在「十八大」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習近平，正式外交上已不再用「第三世界」。不變的是從鄧小平以來，中國外交堅稱不結盟、不站隊，但「永遠屬於發展中國家」的身分定位沒有改變。更重要者，鄧小平1984年接見結束巴西軍事執政的總統菲格雷多時盱衡國際，提出以「東西南北」分析國際政治主要問題：「東、西」問題是陣營問題，即是和戰問題；「南、北」問題是發展問題，即是貧富問題，深有遠見。鄧要求的「南南合作」，一直指導著「發展中國家是基礎」的原則，也是宣言以全球南方為推動五原則的關鍵指引。全球暖化嚴重以來，中方在各種氣候會議提倡的「共同而有區別的責任」受南方國家歡迎，是南南合作成果的證據。

美國助理國務卿康達近日在大西洋理事會指出，華府應以更多實力投資、拉攏更多友盟，對抗中國在全球南方的競爭。康達雖然表明沒要發展中國家選邊，但承認北京在此領域有優勢，華府要聯合日、歐、澳等才能反制。去年印度即在美歐放水援俄制裁下，召開G20與「全球南方之聲」線上峰會，更被西方寄予代為招攬全球南方的厚望。但印度經貿體制、莫迪總理強勢的領導與不結盟運動領袖的身分，願否帶領全球南方倒向華府，恐不應過度期待。（作者為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