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車站的日與夜3】子女扶養有名無實 無家者申請福利受阻只能打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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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心人士紛紛取消送餐服務,無家者只能自求多福。
善心人士紛紛取消送餐服務,無家者只能自求多福。

王芃和阿德原本非親非故,王芃的兒子與阿德的二兒子是國中同學,王芃的兒子唸書時曾被欺負,阿德的二兒子出手相助,兩人因此相識。阿德來街頭流浪後,王芃曾到萬華去尋過他,「找了好幾天沒找到,後來我才在台北車站這裡找到人。」王芃會幫阿德把衣物帶回去洗,三天兩頭便來車站看看阿德過得如何。

一夥人閒聊到段落,王芃(化名)蹙著眉靠了過來,阿吉抬頭望了王芃一眼,問她找到阿德(化名)沒?

阿德是另一個車站的新手住戶,剛到北車的時候,阿吉就注意到這人,滿頭白髮的80歲老人家,喉嚨上有個黑濁的小窟窿,是阿德早年開刀留下的痕跡,這痕跡讓他因此表達困難,只能發出單音節的氣音,搭配手勢與人溝通。

阿德年輕時唸工程,做過水上樂園的雲霄飛車,談起過往,阿德會舉起手掌做出飛車爬升俯衝的模樣,喉頭發出咻咻的氣音。

阿德60歲左右生病開了刀,積蓄花在醫療,還有喝酒、賭博。大兒子已有自己的家庭,過的也不好,「有低收身份。」本來和二兒子一起住,4、5年前二兒子入監服刑,阿德只能一個人租屋,週末去舉牌打工。上工前雇主會把他載到定點,將房地產廣告的牌子綁在路邊電線竿上,阿德就守在廣告牌旁一整天,一次賺800元。

去年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加上阿德年紀大,舉牌工作沒了。他沒錢付房租,原本要去安置中心,但看了一眼安置中心的環境,搖頭不願待著,社工只能把人又帶回來。但阿德無處可去,拖著塞滿家當的行李箱,4月開始住到車站外頭。

有名無實的「撫養」,讓他得不到福利

阿德的年齡和身體狀況早符合公費安置標準,問起社工為什麼阿德寧願在外流浪也不願有個居所?社工說得委婉,「阿得有聲障補助,一個月幾千塊,但如果要公費安置,現金補助就會取消,因為福利不能重複領取。」做無家者服務多年的社工,理解當一個人手中可分配的資產就這點兒的時候,有時自由或許比屋簷更重要。「我們不能用我們的想法去質疑別人的選擇,對有些人來說,睡在街頭自在許多,且一個月又有錢買酒喝、能抽菸,他可能覺得這樣更好。

王芃和阿德原本非親非故,王芃的兒子與阿德的二兒子是國中同學,王芃的兒子唸書時曾被欺負,阿德的二兒子出手相助,兩人因此相識。阿德來街頭流浪後,王芃曾到萬華去尋過他,「找了好幾天沒找到,後來我才在台北車站這裡找到人。」王芃會幫阿德把衣物帶回去洗,三天兩頭便來車站看看阿德過得如何。這兩天阿德又不見人影,王芃有些著急。「我這幾天要帶他去法律扶助基金會,問問能不能提起訴訟,告他兒子。」王芃說道。

疫情讓公共資源減少,飲水機、充電插座全暫停使用,許多人不知能向何處求助。
疫情讓公共資源減少,飲水機、充電插座全暫停使用,許多人不知能向何處求助。

王芃口中的訴訟,指的是「請求給付扶養費」的民事官司。這幾年「給付扶養費」訴訟案越來越多,反映台灣邁入高齡社會及其伴隨的老齡貧窮現況下浮現的兩難。

根據《民法》規定,直系血親互負扶養義務,子女長大後對父母也有扶養的義務。許多經濟弱勢的長者,因為名下有法定扶養人——但實際上並沒有真的「扶養」。計算家戶人口時,法定扶養人皆被納入,導致這些經濟弱勢,且實際沒有子女扶養的長者不符《社會救助法》的標準,申請福利身份受阻。最後只能透過訴訟,由法院判定子女須給付扶養費,或者免除扶養義務後,當事人才能再嘗試申請福利身份。

隔天阿德出現了,他有時坐在速食店一整天,這才讓王芃找不著。阿德到金山南路上的法扶申請律師協助,他隔著透明隔板向工作人員比手畫腳了一陣,對方才終於搞清楚阿德的困境與需求,兩人又再花上一段時間,才琢磨出辦法為阿德弄到「寄件地址」——住在街頭的人沒有「地址」,社福中心便成了大夥的收件處。手勢搭配氣音,阿德好不容易完成了法扶的申請流程。工作人員不知道的是,阿德其實可以「筆談」,也不知他甚至有大學文憑。

沒幾天,阿德的法扶申請便通過,法扶派了位律師協助他處理後續訴訟的事。阿德捏著法扶的核准公文,小心翼翼的收進他隨身帶著的29寸行李箱,再將行李箱鎖在他的老機車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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